時光荏苒，
彈指一揮間，
滄海已桑田。
一起來聽聽
檢察老前輩講述當年檢察院裡的那些老“規矩”。
辦公室的“多功能”
重建後的莒縣檢察院坐落在縣城浮來中路莒縣文化宮後邊，佔地十畝。前邊是塊空地，向北建有三排磚混結構的瓦房，每排的中間有條向北的路，除前邊一排是各科室辦公用房，後邊兩排用作宿舍和伙房。在九二年之前，刑一科(偵查監督科前身)共有兩間辦公室，30平方米，沿著牆放著八張辦公桌，八個人辦公。在這裡，來審查案件、訊(詢)問當事人、討論案件、接待來科出發的上級領導等。二是辦案之餘，你拉拉家常，他說個笑話，成了談論街頭巷尾故事的天地，其樂融融。
1979年，重建後的莒縣人民檢察院
期間，張子德同志說的鄉村電視機系列笑話現在想起來也能讓人捧腹大笑。講一個大家聽聽。話說，某大隊剛買了一臺電視機，每當夜幕降臨，勞累了一天的人們擠到大隊辦公室看電視。一天，一部電視劇快要播完的時候突然停了電。這時，一個老大爺把菸袋鍋往鞋上一磕，站起身來說，怪可惜的，還剩了個電視機“底盤”看不成了，引得一屋人鬨堂大笑。不光這些，院裡的辦公室包括檢察長都是擠在一起辦公，它還有個更重要的使處當“會議室”用。當時檢察長們在兩間穿通一起的房子裡辦公，遇有傳達上級會議精神、業務學習、工作總結或院裡聯歡等，同志們都抗著自己的椅子聚到這裡進行集體活動。那時檢察長的辦公室，可算得上是院裡的多功能廳了。
老檢察長的“坐騎”
我們參加工作時，院裡有三輛側三輪摩托車和一輛北京吉普。刑一科、刑二科(公訴科前身)和經濟科(反貪局前身)各一輛側三輪，法紀科(瀆檢局前身)一輛二輪摩托車。北京吉普放在辦公室調配。這些車輛的使用有明確的規定，下鄉調查取證、外地出差以及縣裡有什麼重大活動時使用。其他公務像到看守所提審、法院開庭、領導到縣裡開會等，不論是誰一律騎自行車。
八十年代中後期，單位的公用自行車已經取消了，騎的都是個人的，國家規定每人每月發一塊五毛錢的車輛補貼。這錢買輛自行車不夠，平時修修補補差不多。有時院領導突遇急事車輛調度不過來，該騎自行車的一樣騎，該坐車況不整的摩托車還得坐。何士超同志經常說，一九八四年冬天，突接臨沂檢察分院的通知讓院主要負責人去開會，當時是他駕駛三輪摩托車拉著主持院工作的趙學禮副檢察長去的。到會場時兩個人都灰頭土臉的了，趙檢下了車卻覺得很爽，叭嗒著嘴說這車不錯，關鍵時候沒掉鏈子，沒給耽誤事。其實領導沒有拿自己當官看，與同志們同甘苦共患難，同志們再苦、再累也就沒有什麼怨言。
1992年幹警到外地辦案
騎自行車辦案，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其中穆森同志與自行車賽跑的事，傳為美談。一九八六年冬天，科長帶我們到距縣城四十里的大官莊鄉調查一起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當時穆森同志提出，早晨起晚了沒來得及鍛鍊，想利用出差鍛鍊鍛鍊，順便與我們比一下看看誰先到大官莊。科長笑著答應了，我們幾個人陪科長騎自行車沿206國道走，穆森同志自己沿沭河西岸跑步去，騎車的同志沒有一個相信他漫山遍野地(不像現在沭河兩岸都修了路)兩條腿能比過自行車，但當我們邁進派出所辦公室時，他早已在那裡多時了!
不能“清盤”的潛規則
一九八五年剛參加工作在法紀科，第一次出發，是跟任發枚、李維英等老同志到本縣安莊鎮調查張某某翫忽職守的案子。安莊鎮離縣城七十里路，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路是沙子路，走在路上汽車一過粘一身揚塵，近三個小時到達目的地後，每個人幾乎都成了灰人。
第二天一大早，到十五里外的一個叫左家溝的村調查取證。為了不影響工作，中午讓村支書安排到一農戶家中就餐，一盤花生米、一盤蒜鹹菜、外加炒豆腐和炒雞蛋。現在看似寒磣，在當時卻相當豐盛。飯後我們結賬，支書再三推讓，領我出發的老同志堅持說吃飯算賬是紀律，紀律不能違，規矩不能破。最後按每人一元兩角錢與農戶結的賬。在農戶吃飯不比在飯店裡飯菜吃得越乾淨越好，吃不完的為了節儉可以打個包，在農戶你需拿捏著點吃，不能飯菜一掃光，這是一個潛規則。規則的形成有真實的故事。有兩名政法幹警到轄區村莊辦案，中午就餐在一農戶家吃的是烙油餅，因烙餅的手藝不錯，出差的同志吃的很盡興，吃到最後一塊，經一番推讓，一個同志剛把手伸向盤子，屋外兩個小孩突然“哇”地哭了。原來，農戶剛開始就答應小孩待大人剩下時給他吃，孩子在屋外來回瞅著油餅，眼吧吧地看著盤子要空，就急哭了。
“不貼錢”的節禮
過節發點福利可以增加節日的氣氛，如同對聯上了門，年味就濃了一樣。參加工作的第二年春節，檢察長為了不影響院裡工作，就專門安排辦公室為大家採購年貨，個人拿錢，單位不補貼一分錢。菸酒糖茶之類的市場已基本放開，誰要就報名，但豬頭縣裡分指標，當年我抓鬮抓著了豬頭。在食堂看著豬頭上放了一張紙寫著“劉瑞波”。剛要拿，一邊的老同志田紀元開玩笑說：“別拿，別拿，我現在才知道，乜東西叫劉瑞波。”在陣陣笑聲中拿走了年貨。有時單位集中採購的年貨比市場貴的也有，記得有一年，去批發的刀魚，那時的魚不像現在那樣十斤一份，都四五十斤一盤，凍冰比較多，這個要五斤，那個要六斤的，最後算賬比市場上的價格還貴，同志們也沒有什麼怨言，都很理解。
其實，單位裡拿錢給幹警發福利，在當時財經紀律是允許的，每月單位從個人工資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作為福利費，這塊兒錢不多，八、九十年代每人每年60元至100元不等，也就能弄箱酒、買點糖果。現在福利費沒有了，變成工會費了。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後，在等待觀望中停了兩年，隨著總工會在二0一四年底關於允許過節福利在1000元之內的規定的出臺後，院裡今年的春節又熱鬧起來了，單位工會為同志們置辦了豬肉、雞蛋及酒等價值600 元的節禮，同志們高興，家裡人也覺得喜慶，這是我參加工作三十年來在檢察院免費發價值最多的一次節禮。
“搖把子” 鎖進盒子裡
過去的電話機俗稱“搖把子”。檢察院的電話機，自一九七八年重建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裝有一部，號碼是2345，賬號107。剛開始的電話，先打到縣郵政局總機室，報了賬號後再向外分接。八十年代未換成了撥號電話。說來可笑，剛按上撥號電話時我正在電話旁邊，怎麼打電話，在場的幾個人都不會。正好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同事過來，他嘀嗒叭嗒撥了一串數字，打到了上海他老師的辦公室。新電話提高了效率，短時間內，可以撥到全國各地。
改革開放，什麼都在變，人們的生活節奏變的也越來越快。過去交流感情靠寫封信，有急事才打電報。到了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電話的用途也越來越受人們的重視，開會下個通知，有什麼問題打個電話請示請示，甚至有什麼私事也打電話處理一下。當時公用電話不普及，所有的任務就落都了單位的電話上，每月得上千元的電話費，辦公室主任受不了，檢察長也坐不住了。一個通知下來，非經檢察長、辦公室主任審批一律不準用單位的電話，開始一段時間還行，後來電話費還是降不下來，不知是哪一位想的法子，做了一個盒子把電話鎖起來，話筒漏在外邊，接電話隨便，往外打沒有審批是絕對不行了。現在每個辦公室都裝了電話，有時處理不保密的公事，電話在你眼前覺得也不方便，乾脆用手機算了。
紅白喜事的“份子錢”
檢察官也是人，需要交往，需要幫助，也有七情六慾，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去工作，去生活。因共同的志向聚在一起，在一個單位工作，日久總會產生感情。感情的交流需要各種形式，特別是健康的形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莒縣檢察院的幹警誰家有紅白喜事，一直延續著湊份子的當地習俗。這個三元，那個五塊，買件東西，表達一下心情，不需要誰記著，也不盼你歸還。不像現在八頂規定所禁止的，紅白喜事大操大辦，你給我一百元，到時需還二百元，層層加碼，成了贈予者和接受者的負擔。
一九八七年冬天，單位的吳同志結婚，政工科的老薛科長說，你們青年去幫幫忙，貼貼喜字，放放鞭炮，湊湊熱鬧，增加增加氣氛，年紀大的就不湊合了。全院七個青年，湊份子花二十六塊錢買了個鏡匾，都騎著自行車如同敲鑼打鼓般送到新房，增加了熱鬧氣氛。現在有時啦起來，都讚歎那時的儉樸熱鬧。我結婚是在一九九一年初，刑一科的同志們湊了份子，讓與我一起參加工作的同志去買東西，他挺實在的，直接找到我說我要什麼就去給買什麼，再三推讓不過，懷著接受人家禮品愧疚的心情從實需出發，讓他去花十八元錢給我買了個煤球爐。煤球爐一直陪我結婚、生子、搬新家，伺候全家的一日三餐，在寒冷季節裡給我們溫暖。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煤球爐早已退休多年。每每想起它，就想起同志們暖暖的情義!
鎖起來的電話已成為歷史，辦公室也不可能再當多功能廳用了，騎車辦案已不被效率所允許。過去的故事體現了檢察人在“規矩”內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的純正基因，過去的故事凝集著同志們的辛勤和汗水，過去的故事見證了檢察事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歷程,過去的故事也鐫刻在經歷過的每個人的心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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