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丽
本文刊发于《语文教学通讯 高中刊》2013年第4期（邮发代号：22—46）
2012年11月，初冬的南京非常寒冷，但在下关区39中大礼堂，场面却是异常的火爆。下关区300多名小学语文教师齐聚于此，共同聆听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的精彩报告。“一线教师要尊重语文教学规律，注意教学梯度，力求每课一得”，“我们的课堂教学不能太琐碎，太技术化，要多默读，多涵泳”，“写作教学要避免把‘文笔’当作第一要求，不教或者少教‘套路作文’”，当这样的话从一位大学教授口中讲出，很多一线老师的感觉是“非常惊奇”——大学教授对中小学的教学能如此了解？
这样的质疑不是第一次，温儒敏的回答照例非常简单：“如果说我的意见符合实际，那主要是按照‘常理’来讨论的。”他所说的“常理”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而是直接深入语文教学中的一些“老问题”、“旧问题”，体察语文教学的现状、语文教师的内心，从而给出建设性的“温式”答案。
在基础教育界，温儒敏“出名”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曾经，他的名字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连接在一起，而今，语文教育似乎也成了他的“正业”。
“怎么关注起中小学课改了？老温，你也开始‘跨界’了。”老友们见面戏称。毕竟，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曾出版《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钱理群、吴福辉合著）等著作，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研》首席专家。一个著名文学史家，怎么会半路出家，“介入”语文教育这样深？
但在温儒敏看来，这不是什么“跨界”，而是题中应有之义，且早有渊源。大学教育与中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距离其实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远。
介入语文教育是一种责任
“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其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的传统。”温儒敏说。
事实是，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章“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话”、“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样一场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端之日起，其所倡导的文化启蒙就与文学启蒙、文字启蒙是无法分开的，也正是基于此，很多“五四”时期的大家异常关注国文教育，从鲁迅到胡适，从蔡元培到梁漱溟，从叶圣陶到朱自清，他们或亲去中小学宣讲授课，或编写国文教材，或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
“这些老先生自然不用靠这些来提高‘学术分量’，主要就是出于一种责任心。”因此，也就无所谓大学与中小学的隔阂，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鸿沟。
让温儒敏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进入北大，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浓浓的教育情怀。
“我是1978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那是一个学科自觉的时期，是富于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时期。时代突变带来的那种‘精神松绑’的快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事业心，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尊崇，都在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上得于痛快淋漓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从考上研究生、留校任教，攻读博士，温儒敏和他的同辈人不仅仅看重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角色，还尤为看重作为教师所承担的“教书育人”的使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温儒敏从来没有远离过讲台，即便在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北大中文系主任时，他也依然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他的很多种著作，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也都是在讲义的基础上修缮完成的，与教学关系紧密。
“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不能为了研究忽略了教学。”温儒敏不止一次这样说，而让他近年来极为忧心的是，“现在几乎多数学校都奔着‘研究型’方向发展，老师晋升和考评都主要看发表文章，很少有精力放在教学上了。这是很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在于，学生越来越不会写文章了。温儒敏发现，一些学生读了几年中文系，知道一些文学史知识，也学会用一些理论套式分析文学，但没有文学的感悟力，没有文学的爱好，甚至连写作都不过关。
不仅中文系学生如此，其他系的学生情况更是可想而知。最明显的证明是，《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程在大学里面临的尴尬境遇。教师不太愿意教，学生也没有兴趣学。再看看毕业生们语无伦次的习作，满篇的错别字，只能说明中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境地。
语文教育萎缩，根子在哪里？还是在中小学。为此，温儒敏提出，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应当关注中学与大学的语文教学，中文系在整个社会的语文生活方面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
1999年，温儒敏接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这让他有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去为语文教育做一点事情。他就任系主任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就是有关语文教育的。当时，他邀请了北京市的许多语文特级教师，和北大的教授一起讨论如何改进语文教学。当时有些人不太理解，说这是不务正业，语文的事情还是交给师范大学做更好。但温儒敏却认为，师范大学现在都一窝蜂奔着“研究型”大学跑了，可能没法在语文教育方面多花力气，那综合大学就来敲敲边鼓吧，这样可能会反过来促进师范大学更用心做“师范”。
“我们就是‘敲边鼓’。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这是责任使然，也是北大传统使然。可能在别人看来，很多时候‘说了也白说’，但‘白说还要说’，一点一点推进，相信终究会有些效果。”温儒敏说。
改革要“守正出新”
关注语文教育，温儒敏始终是身体力行的。
2001年，第八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启动，语文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自然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之后，语文教材的编写成为头等大事。当时，有些地方已经组织编写和出版了几套新的高中语文教材，并在部分省区试验，推动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但也碰到一些新的问题。
就在此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要编写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找到了温儒敏。他不仅答应下来，还专程邀请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担任主编，同时动员16位北大教授（涉及中文、哲学、新闻等院系）包括曹文轩、何怀宏、陈平原、何九盈、周先慎、苏培成等投入教材编写。
这件事不管在教育界还是在文学研究界，在当时都引起了震动。这套教材编写历时3年，反复修改，成为新课程《高中语文》6套教材中影响最大的一套。
当然，人教版《高中语文》之所以比较受欢迎，不仅因为前期准备工作充分，专家教授介入，更因为包括温儒敏（执行主编）在内的骨干编写人员的指导思想明确，并非一味逐新，而是尊重国情，重视继承语文教育优秀的传统及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再大胆创新。比如，这套教材的必修部分编写还是强调阅读、写作以及口语交际能力的基本训练，保证学生共同的语文基础。而选修课则比较开放，包括中外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体的名作欣赏、中外文化名著选读、新闻与传媒素养、影视文化，传记选读，汉语知识，以及写作，等等。在保证大多数学生达到基本的语文能力的前提下，为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拓展了更大的空间，却又始终不脱离语文素养这个指向。
“改革不是完全推倒重来，不是完全颠覆，而是改进和更新。当初我们给这套新的教材定位，就是‘守正出新’。这本来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口号，即在坚持过去好的经验基础上进行改革。”温儒敏介绍说。
何谓守正创新，还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在当时很多教材为了“创新”，大幅抛弃传统选文，并在习题设计等方面“掏空语文”的情况下，人教版教材却相对比较沉稳，并没有做颠覆性的大变动，既选收一些文质兼美的新的课文，又保留了较多传统的经典选文，习题设计也仍然往语文素养上靠。
理性和务实是温儒敏一贯坚持的态度。在他看来，教材编写要考虑如何与长期形成的好的教学传统衔接，考虑如何有利于唤起广大教员的主动性与创新思维，努力寻求达到最好教学效果的途径。
“有些新出的教材，现在都往人文素质教育靠拢，有的靠拢并没有脱离语文教学规律，有的可能就走得过远，多少就把语文的含量稀释了，甚至把语文教学秩序打乱了。这反而不利于课改，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质疑，有的人认为这样过于保守，不够革新，甚至认为温儒敏对课改持反对态度。但实践证明，在高中语文新课改遇到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之时，温儒敏却是众多的专家学者中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的。2005年9月23日，在宁夏“中学语文新课程讨论会”上，温儒敏特别强调，课改的大方向没有错，是大趋势，应当积极推进。但步子不妨稳一些为好。与教材编写一样，语文新课改同样要“守正创新”。
“那种鼓吹要‘对抗语文’的颠覆一切的思路，以及‘翻烧饼’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务实一点，回到朴素的立场，因为改革毕竟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和过程。”温儒敏说。
为语文课改搭建研究平台
2003年12月25日，在温儒敏的努力下，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林焘、袁行霈、徐中玉、陆俭明、刘中树、巢宗祺、蒋绍愚、王宁、钱理群等一批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加盟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要做什么？作为所长的温儒敏非常恳切地说，建立一个平台，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的隔绝状态，推进一线教师和语文专业研究学者在语文教育改革方面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面对社会上对语文新课改的“高度关注”，温儒敏呼吁道：“重要的不是再去争论，而是让一部分学者和一线的教师专家坐下来，认真做一些调查研究，真正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只是在印象的、情绪的层面提出批评与设想。”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声，这位资深文学教授深深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倾向：在教育界、学术界，破坏性、批判性、颠覆性的思维比较流行，建设性的补台的前瞻性的思维缺少。但事实是，痛快的批判和颠覆都容易，但如何审慎地推进改革，认真研究一些问题，却是难而又难。
做点细致的调查，做一些积累性的工作，出于这个目的，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之后的一件事，就是针对目前语文课改中最重要最实际的那些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动用社会资源，设定 10个语文教育科研课题向全国公开招标。这10个课题包括西部农村中小学语文教师生活状况、农村中学语文课改效果、选修课实施情况、城市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高考命题与阅卷方式的改革等，要求不预设观点，尽可能较大面积调查，取得第一手数据材料，然后做出分析。
“语文课有很强的社会性，人人都可以对语文教育提出各种批评意见。这就需要专家通过严谨、科学、细致的研究，去引导大家理解。”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课程处调研员沈白榆如此评价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语文课改调查研究”。
曾经主编过多种语文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编审顾之川也认为，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找出问题，确定中学语文课程教材改革的主要方向。为此，他专门承担了这10个课题中的“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研究”课题。
“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一系列问题：中学语文要不要知识？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现代文和古诗文作品在不同的学段应各自占多大的比例？如何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引入语文教学？虽然一些教材已经编写出版并投入使用，但对这些具体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模糊的。”顾之川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纠正”和“回归”。正如温儒敏所说：“语文教学其实是学术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的是扎实的调查和科学细致的跟踪研究，而不止是经验性的印象式的东西。语文课改应当有一些很实在的东西，让老师和学生知道哪些是‘基本口粮’。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温儒敏说。
在这种理性、务实的态度影响之下，语文教育界的浮躁之风稍稍得到遏制，与此同时，在北大的影响下，全国多所师范大学也相继成立类似机构，重新重视语文教育研究。
我们能做些什么
2007年，温儒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受命担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的召集人。那是社会上对课改的评价有很吵杂的声音，而他和巢宗祺等同事们组成的修订组十余人，有官员、教授、专家、作家和一线老师，彼此对课改的观点也不见的一致。怎么开展工作？怎么求的相对一致的看法？要做的第一件事，也还是调查研究：在试行课改的29个省市区对7000多名教师和教研员作了问卷调查，尤其是征询西部和乡镇教师对课标的内容及试验结果的各种意见。然后修订组用了近4年的时间，开过数十次讨论会，反复调研、学习、修改，数易其稿，最终形成定稿。
正是因为有了扎实的调研，这次课标修订比较正视新课程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格外注重实事求是、科学求证的态度，增加了新课程实施的可操作性，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一线教师的好评。比如在听说读写中格外突出“读”；适当降低难度，特别是小学的识字量规定有所减少；提出阅读教学中应当防止“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等。
有了科学的、可行的课标，怎么样让更多的教师了解课标，认识课标，温儒敏不仅仅是课标修订组的召集人，更成为新课标的宣讲人和推广人。
2010年，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与北大继续教育部（网络学院）承担起“国培”项目，温儒敏任首席专家。几年的时间，他的脚步从城市到农村，从重点学校到一般学校，目的只有一个，让新课标的执行者——教师真正从内心接受课标，实施课标，从而真正改变教育。
教师面对着高考的巨大压力，他提出，教师应当在“应试”与“兴趣”培养之间找平衡。语文高考就是戴着镣铐跳舞。课改举步维艰，一线教师对课改冷暖自知，从长计议，还是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不要拆台，要补台。
教师在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间徘徊犹豫，他提出，要为语文课“减负”，减轻语文老师和学生的“心理负担”，不要把什么东西都交给语文课来承担。如果把人文性搞得很玄乎，工具性又不明确，不敢理直气壮抓基本训练，那么情况会很糟。
教师出现了职业倦怠，他建议，教师不妨保留一块 “自己的园地”，最好有某一方面的专业爱好，同时也可以不断接触学科前沿，让自己保持思想活力，或许可以克服职业性疲倦。
教师们普遍对作文教学感到头痛，他却说，高考作文应侧重考文字表达能力，文笔、文采并不是主要的，不应当侧重考这些。现在的语文教学过于偏重文学性，很在意文笔，所培养的学生思考力、分析力可能偏弱。以为文笔好就是语文好，这是误解。
在他的理解中，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人文精神不等于文人精神。语文教学不能以培养文人、培养作家为目标，连大学中文系都不能以此为目标。学语文主要是要学会表达，学会熟练、准确、得体地使用汉语。而语文就是母语学习的课程。语文课要解决读写能力，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同时，不能把语文功能无限制地扩大，这样看似重视语文了，到头来却可能“掏空”了语文。
在学风空泛的当下，这些真话、实话不矫饰，不虚伪，不绕弯，真正让一线教师感受到一种同行的温暖和前进的力量。
“所谓大道至简至朴，就是如此。”一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如此评价。
当然，也有教师发出这样的怀疑：“好话谁不会说，课改是看着好，做着难，体制不改，我们没法办。”
这样的话温儒敏不知听过多少次，但他并不指责，只是这样反问：“老师们很辛苦，但我希望，每一位老师也最好问问自己，如果一时间‘体制’未改，大局未动，我们是否就随波逐流，或束手待毙？面对当下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反问不仅针对普通一线教师，也是温儒敏在问着自己。不过，在许多认识他的人看来，他为语文教育做了很多。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卫平目睹温儒敏从现代文学专家到语文教育研究者的“华丽转身”，很有感触地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驾车就熟,成就斐然。可是，近些年来他却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起语文教育研究来，这让人敬佩。面对体制变革的艰难，从自己做起，这才是一种积极的建构。”
作为温儒敏的同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甚至将温儒敏不盲动、不冷漠，稳健务实的语文教育理念，称之为“恒温”主义。“他为语文教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搞调研、抓课题、编教材、促教学，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语文的改革事业。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工作。”
但，温儒敏似乎对这个艰苦而漫长的工作甘之若饴。年逾花甲的他又开始写博客，发微博，为的是与更多普通教师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在语文课改中的真实想法。
年纪大了，该歇歇了。但温儒敏淡然一笑，依然忙得不亦乐乎。
精神动力在哪里，答案或许就在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而语文教育，就是他为自己定义的“那点建设性工作”。
人物名片
温儒敏，1946年生，籍贯广东紫金。现任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持人，教育部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现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组成员，北京大学“国培”计划首席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完成4项国家级研究课题。获得过7项国家级与省部级奖项，现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合著）、《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文学史的视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二集）、《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等十多种，编著有《比较文学论文集》、《高等语文》（合作）、《中国语文》、新课程《高中语文》（人教版，执行主编）等多种，发表论文约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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