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正在籌備入學四十週年慶祝活動，想起了好多那時候的事情，自己的學校別人的學校，總有那麼多的故事。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同學們心中可以或者說必定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校名。這一校名不僅凝固著我們的青春歲月，也留下了我們這代人在校園走向改革開放時代的印記。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與這個校名共同見證了這一歷史轉折點的每一個音節與字符，每每還會在夢囈中唸叨著這個名字——復旦大學分校。
這次上海大學文學院發起“召喚青春的記憶”徵文活動，於是想著將一些片斷的記憶組織成文字，以期追憶起我的復旦大學分校時代和難忘的老師們。
一、分校教師和教學理念
“復旦大學分校”是撥亂反正之後、改革開放將啟時為適應更廣泛地培養人才的需要而依託有實力的大學開辦的地方性院校之一，當時同時創立的還有幾所大學分校，正是因為有了這批大學分校的創立，才讓當時大批莘莘學子有機會成為“文革”後“新三屆” 的大學生（復旦大學分校1978年首屆招錄的學生就達400多名）。
復旦大學分校校園很小（之前是西江中學），但在我記憶中，我們是在一個極小的天地中享受到了相同於復旦大學總校學生的教學條件，這裡不是講校園和教室的條件，而是指為我們上課的老師。這也應了梅貽琦先生的“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翻開我們歷史系79級畢業紀念冊授課老師名單與講座教授名單可以看到，有周谷城、楊寬、譚其驤、沈之瑜、湯志鈞、謝國禎、許進雄、方詩銘、唐振常、徐連達、鄧偉志、黃宣佩、汪慶正、李華興、汪熙、金重遠、李孔懷、張廣智、徐道勳、湯綱、唐培吉、黃葦、姜義華、沈渭濱、黃美真、彭神保、趙建民等老師，還有許多邀請自全國各大學的著名教授老師，他們應可謂之當今歷史學的“大家”“專家”。
有總校同學說他們都沒有這麼多的名教授為他們上課，這對於復旦總校的同學來說似有失公平，但對我們分校同學來說就像是天上掉下一大“餡餅”了。這是要感謝當時復旦大學分校領導和在艱難中有遠見的歷史系的老師們，是他們千方百計、嘔心瀝血地為我們學生提供了優良的教育資源，我們至今心存感激。
分校的自然環境小，但是，分校的人文環境卻很大，而不拘一格培養人才的辦學方針，也讓我們這些學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成長。就我個人而言，從大二開始偏好藝術史的學習，在選擇畢業論文題目時又確定了中國山水畫的起源作為研究方向，而論文指導老師是學校請的上海博物館書畫組的單國霖研究員。為了這篇論文，我還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去靜安賓館拜訪住在那裡作畫的謝稚柳先生。分校海納百川、兼容幷包的辦學方式，創新革故、沒有門戶之見的教學理念將學生受教育的空間放大了，為學生創造了良好的成長環境。
在大學期間，歷史系還組織了兩次考察實習活動，其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1980年5月到南京、揚州等地的教學實習，結合考古學概論等課程，參觀了南唐二陵、陽山碑材、江蘇省博物館、朝天宮等地，印象中我們是寄宿於南京工學院的，是一個比較市中心的地方。這次活動對於走讀生的我們來講是同學們間相互瞭解和相互溝通的好機會。
這以後，有幾位同學為了更好地感受大學住宿學習的感覺，還在復旦大學分校旁邊靠近上海財經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的地方租借當地農民的房子為宿舍合住，因此，那裡也漸漸成為我們聚會學習討論的據點。另外，因為學校環境較小，學校對面不遠的魯迅公園就成為我們校外重要活動場所，到那裡學習遊玩的時間也是我們大學生活中的重要環節。
二、“要生雙胞胎的可以來諮詢”
在歷史系教師中，與我們學生交流的比較多的是劉炳福老師，劉老師為我們主講的是“歷史文選”課程，在課堂上他的無錫方言幽默可愛，在課外活動中老師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拓展了我們的視野。劉老師的功底是經學，這方面我們在兩年的“歷史文選”課上是可以充分感受到的。但從那一時期開始，劉老師就開始有了對社會學研究的熱情，尤其是婚姻社會學，在上課時也經常會提到一些社會學，尤其是家庭與婚姻的問題。
在同學們的要求下，劉老師還專門為我們班作過一次優生學的講座。劉老師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十分疼愛，他似有似無地暗示有優生雙胞胎的秘笈，還經常會說“以後你們要生雙胞胎的可以來諮詢噢”。
後來才知道劉老師和袁輯輝老師合著的，於1979年發表在《復旦大學學報》的《談談無產階級社會學的內容與方法》一文是拉開了社會學理論大討論序幕的重頭文章。劉老師在我們畢業以後不久，就正式轉向社會學研究，曾為上海社會學的重建奔走呼號，也為分校社會學系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2013年留美社會學家吳蓓博士來我校講學，在交談中得知吳博士的本科是上海大學社會學專業的，我便問吳博士是否認識劉炳福老師，她馬上回答說認識認識。我提到劉老師的關於“要生雙胞胎的可以來諮詢”的話，吳博士也說這句話劉老師在他們的課堂上也說過。
當時劉老師一個人住在上海歷史研究所的宿舍裡，在學期間和畢業以後，我還和錢浩然同學多次到徐家彙教堂邊上的社科院歷史所宿舍去看望劉老師，請教最多的還是人生與社會的問題。
記得在畢業以後，劉老師應邀到日本去訪問，劉老師還令我畫了幾幅畫去送日本友人。之後，我去日本留學，回國探親期間還拜訪過劉老師，那是為了升學請劉老師幫我寫推薦信。劉老師為我推薦的是若林敬子老師，當時我對若林敬子老師還不太瞭解，只知道是社會學方面的專家，回到日本才知道，若林敬子是以研究中國人口問題聞名的著名社會學教授。
但是，當時自己對社會學興趣不大，也就沒有去拜訪若林敬子老師，可謂失之交臂，也辜負了劉老師一片好意。可見，劉老師學術圈子的層次是很高的。在此期間與劉老師也有書信往來，劉老師總是滿腔熱情、不厭其煩地與學生交流，為我們樹立起良好的教師形象與風範。
後來再見到劉老師是2009年9月，在我們同學組織的復旦大學分校歷史系79級紀念入學三十週年活動聚會上，劉老師滿頭銀髮，但精神依然是那樣的飽滿，口中還是用無錫話念叨著“老了，老了”。上海的社會學能有今天這樣的地位與成就，與劉老師這樣老一輩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們也為在復旦分校歷史系的課堂上聆聽到劉老師四學期的授課教育而感到光榮與幸運。
三、“書到用時方恨少”
在我大學生涯中，還有一位老師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他就是孫杰老師。孫杰老師是給我們講授“考古學概論”的，臉龐清癯，不溫不火，溫文爾雅，頗具文人氣質。老師的板書尤為出色，書法很好。孫老師是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調到復旦大學分校歷史系的（分校歷史系自1980年7月起開設文博考古專業）。在調來分校以前是受了不少苦的，關於這一點後來讀了他的《古代上海藝術》的“後記”才有了更深的瞭解。
印象中，孫老師還帶我們去青浦看過重固遺址的發掘現場，在課堂上也不時地介紹一些上海的古代藝術品和上海地方史。在南京考察學習期間，老師的現場講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課餘時間在向孫老師請教考古學方面的知識以外，更多的是請教有關書法、美術方面的知識。
孫老師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平易近人和他的文人風範。在我畢業的時候，我斗膽地向孫老師提出要一幅墨寶，不料老師非常爽快地就答應了。過了不久孫老師就給了我一副字，寫的是“事非經過不知難，書到用時方恨少”。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副對聯，不管是做人，還是做學問，都覺得非常受用，慢慢地也成為了我的一個口頭禪，現在幾乎對每一屆學生我都會給他們介紹這句話，還特別要向學生說明這句話是大學時代的老師留給我的至理名言，我要深深感謝孫老師的。
孫老師在“後記”中記述了他在“文革”時被打成“黑幫”，下放農村，被抄家，辛苦收集的大量上海地方史方面的資料被付之一炬的往事，為此，我對孫老師的這句話就有了更深的瞭解。這是一個老師用自己一生的感悟來告誡學生，我一直認為，一個老師能有一句話讓學生記住一輩子的話，那也應該值了。當然，那句話也必須是切身的感受，而不是簡單地從辭書裡摘抄來的。
在留學回國不久的2002年，在讀了孫老師的《古代上海藝術》一書後，曾給孫老師打過一次電話，除了問候老師老師之外，還想請老師在我買的那本書上簽字留念的，但那時孫老師的身體不是很好，說是行動不太方便，很難寫字了，後來就沒有再聯繫，也由於種種原因，想去看望老師的願望也沒有實現。時光荏苒，又十多年過去了，不知老師安康與否。留下這些文字，遙寄對老師的思念。
四、結束語
畢業離開復旦大學分校已有三十一個年頭了，我們的畢業證書是復旦大學分校王中校長頒發的，而我們的歷史學學位證書是在等了近兩年後由上海大學頒發的。
2013年盛夏，作為畢業三十年的老校友，應上海大學文學院之邀，我參加了2013屆學生的畢業典禮。這是我第一次踏進上海大學本部高大明亮的圖書館大樓，第一次零距離仰望未曾謀面過的母校。在這次畢業典禮上，上大文學院向我贈送了一份輕盈而又沉甸甸的禮物——我的大學四年成績單。這不禁讓我又回想起走讀四年西江灣路上的復旦大學分校，可謂撫今追昔，幾多感慨。
2013年底去復旦大學公幹，在復旦校史陳列館裡赫然展示著復旦大學分校成立的相關資料，也獲贈了復旦大學分校創立功臣，原校黨委書記李慶雲老師《創立復旦大學分校》一文的小冊子。今天在寫這篇短文的時候，看著那些陳年的史料，思考起自己應有的歸屬，復旦大學、復旦大學分校、上海大學，我應該可以把她們比喻為生母、養母和繼母吧，念復旦的不棄，恩分校的養育，感上大的胸懷。 我們是改革時代的寵兒，經歷了一個鉅變時代，我們也正在共同創造著一個更為偉大的時代。上海大學，上海的大學，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此次小文，恭祝母校上海大學，在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以更大的胸懷，迎接新的輝煌！
甲午年三月初三於華東理工大學徐匯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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