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簡單照搬當年美日、美蘇、美德之斗的形勢來分析今天的中美之爭，無論中國今天的經濟政治格局、時代背景，還是中美利益交融及相互瞭解程度，都與前者根本不同。在中美關係上，需要精準把握當下特朗普所代表的、在美國佔主流的草根派的根本訴求，即美國國內的經濟社會重振，中美貿易談判要有助於解決美國的國內問題，換取他們接受中國崛起的歷史大勢。
中國作為如此巨大的文明古國，過去40年的快速發展，絕非美國所賜，儘管中美真誠合作是助力器。對於中國，做好自己是根本。當下需要放棄以出口補內需、市場換技術的舊思路，從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中總結新思路，一是地方政府、民營企業家、國有企業的激勵必須調整到位；二是教育、醫療、養老等重大社會問題不能簡單推給市場，政府的責任不能缺位；三是必須保持對外開放、虛心學習的良好心態，虛心學習美國人的法治精神、日本人的精細管理、德國人精準調控市場經濟的體制以及英國人的戰略思維。做到這些，中國的國運必然持續向上。
來源：新財富雜誌（ID：xcfplus）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在中國的輿論場上，尤其是互聯網自媒體市場上，有一種聲音引發了很大的反響，那就是：美國人翻臉了，中國的國運完了。其基本邏輯是，中國過去一段時間過於高調，在不同的場合宣傳強調中國的強大，民眾心浮氣躁，這讓美國認識到了中國的戰略意圖和潛在競爭力，為避免自己的地位被取代，決定以中國為敵。反觀歷史上與美國為敵的日本、前蘇聯和德國，無一倖免，除非繳械投降，中國國運必然逆轉。
果真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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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同於當年的日蘇德
首先，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蘇聯和德國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先看看今日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以人均GDP衡量，當年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達到了美國的80%左右，而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僅為美國的23%。作為趕超的大國，中國的經濟發展潛力遠比當年的日本大得多。而當年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按照對美出口佔日本總出口的比例來算，遠高於今天的中國經濟（1990年日本對美出口佔總出口的30%左右，而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僅佔總出口的18%）；按照貿易差額佔總差額的比例來算，日本更是遠高於今天的中國（1990年日美貿易順差佔日本總貿易順差的70%以上，而2016年中美貿易順差佔中國總貿易順差不到50%）。更重要的是，日本在軍事、政治乃至整個體制上是完全依賴於美國的。日本的安全仰賴於兩國的安保協議和駐日美軍；日本戰後的憲法，就是美軍佔領日本時軍方律師所起草的。被美國人扯住命根子的日本人不可能據理力爭，而只能按照美國人指出的路線硬性調整，因此步入了“失落的20年”。儘管這20多年的低增長過程中，日本民眾的實際生活似乎並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麼糟，但不可否認，日本並沒有延續當年全面趕超美國的態勢，如今日本已經不再是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美國看得上的競爭對手。
今天中國與美蘇爭霸時期的蘇聯又完全不同。中國國內社會經濟多元化發展，市場經濟思維深入人心，民營經濟規模遠遠大於國有經濟，而當時蘇聯的社會經濟體系單一僵化，幾乎沒有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空間。今天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活力和創造力，遠不是當年蘇聯可比。而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和國際主流意識形態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包括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勇擔海運護航和聯合國維穩等國際責任、力挺全球化、積極參與國際組織運行、尊重各國現有政權、不玩政變和傀儡遊戲。相反，美蘇之爭時，蘇聯的戰略目標是輸出革命、顛覆不合意之外國政權。美蘇意識形態幾乎完全對立，水火不容。
今天的中國與美德競爭時的德國也完全不同。當年的德國是在舊的帝國思維支配之下馬力全開，其基本思路就是通過一兩場戰爭擴大版圖，從而獲取自己的長期利益。這個時代，總體上講已經過去了。以色列作家、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今日簡史》中明確說過，當今世界總體上講，包括美國政府在內，已經放棄通過一兩場戰爭來獲得民族利益和國家發展的戰略。比如雖然以色列在軍事上完全有能力消滅或兼併周邊國家，但是這麼做，對其而言並沒有好處，反而會招致禍端。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問題上並不是例外，俄羅斯並非簡單述諸於武力、強取強奪克里米亞，美歐更沒有針鋒相對、以武制武。
特別需要看到的是，當今中美之間的經濟、社會、人文方面的聯繫，遠遠超過當年的美日和美蘇。當年日本極少有美國的大公司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佔日本投資總額平均每年不到1%。而今天中國是美國幾乎所有大公司的第一大市場，或者是第一大投資國。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遠多於當年日本在美國讀書的學生。中美之間的利益交融程度以及相互瞭解程度，遠超當年的美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代中國政府中在美國工作或學習過的決策者不在少數，這在當年以及今天日本政府的決策層中極為少見，筆者長期觀察，日本財政部與央行在美國留過學的人員非常少。因此，絕對不能把當年美日之爭、美蘇之爭、美德之爭的格局和結果簡單照搬，用於分析今天的中美之爭，而必須實事求是。
中美之間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中國絕不是當年的日蘇德，絕不會重蹈覆轍！
2
美國的國內格局與特朗普的根本訴求
其次，我們必須精準把握美方的訴求和美國的國內格局， 尤其是在政治上佔上風的特朗普所代表的草根派的根本訴求。
事實上，儘管中美貿易關係如此緊張，如果我們打開《紐約時報》，會發現每一天三四十篇重點報道中，談論中美關係包括中美貿易的文章，頂多只有很有限的一兩篇，而每週許多天根本沒有中國報道。《紐約時報》已經是美國非常國際化的報紙，其他的媒體更是如此，包括電視和互聯網。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事實上，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他們最關心的是國內政治問題，美國民眾對中美關係的關心程度遠遠低於國內事務。美國人常說， all politics are local， 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就是這個道理。
為什麼會這樣？美國國內政治到底發生了什麼？筆者之前寫過一些文章，核心觀點是：美國政界當前的基本矛盾是精英派和草根派之間的矛盾，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草根派佔了上風。草根派的根本訴求是重振美國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美國的製造業，典型代表就是底特律這個曾經輝煌、如今衰敗的城市。而美國精英派的訴求更加側重國際大局、意識形態，這與特朗普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但是精英派對中國也有不滿，他們主要擔心中國的強大會攪亂美國精心營造起來的國際秩序。這兩派人的共同點，就是矛頭直指中國，競相顯示對中國的強硬。
當前草根派明顯佔上風。最近幾周，特朗普的私人律師和前任競選委員會主席等人物紛紛陷入法律困境，大有與美國司法部門合作指控特朗普的態勢，美國媒體和精英人士歡呼雀躍，認為特朗普頹勢來臨。但是，特朗普的公眾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民眾不買精英和媒體的賬！如果今天重新來一次美國大選，特朗普幾乎沒有懸念，還會當選。這明白地說明，今天美國政治的主流是草根派，而非媒體和媒體大咖所代表的精英。草根派本質上並不關心中國的意識形態，並不關心中國的國際作用，根本不知道“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對外宣傳，他們關心的就是美國本土藍領階層的就業和工資水平的提高；他們要恢復的就是美國過去的光榮孤立時期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他們矛頭最主要針對的是那些並不認同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新移民，中國在他們的政治體系裡面僅僅是一個外部矛盾，並非不可調和。
有這個判斷之後，我們的政策就是要精準地把握美國草根派的訴求，例如，想方設法積極地提出一些解決方案，幫助草根派解決經濟病痛，包括積極擴大中國從美國進口汽車的規模，重振底特律這類長期衰敗地區的經濟，以此換得他們接受中國崛起的歷史大勢。應該說，中國政府與特朗普總統是有明顯合作空間的。當然，特朗普政府內部也有五角大樓所代表的鷹派，必須嚴加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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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自己，三件大事必須搞對
最重要的是，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作為如此巨大的文明古國，過去40年的快速發展，絕非美國所賜，儘管中美真誠合作是助力器。對於中國而言，做好自己是根本。
中美貿易摩擦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發展，舊思路已經行不通了，舊的思路是靠出口來彌補國內市場的不足，是靠吸引外資、讓外資帶來新的技術，這些思路在當前中美關係大格局下，已經是“此路不通”了，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怎樣有新的思路呢？那就要回歸改革開放最基本的經驗，做好自己的功課。三件大事必須搞對。
首先，重拾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當前的問題是激勵機制不暢，尤其是地方官員受約束很多，在經濟問題上授權遠遠不足，巡視、監督、問責有餘，正面激勵不足，束手束腳，忙於學習文件。學文件學不出改革，實踐和創新是真正的改革。我們應該恢復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勇於探索、大膽創新改革、幫著企業謀發展的態勢；同時也要給民營企業家明確的產權保護，明確的與國企、外企一視同仁的待遇；國有企業必須產權多元化，對管理者要有明確的授權，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讓國有企業真正作為面向市場的企業而不是面向上級的政府部門，落實國家“管資本，不管經營”的基本原則。
第二，社會層面的重大問題，包括教育、醫療、養老，不能完全推給市場，政府責任不可缺位。當前中國很多矛盾，已經不是簡單的經濟層面的問題，而是社會層面的，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問題。這些矛盾，不能簡單地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政府責任不可缺位，必須精準地用公共管理政策與市場相結合的辦法來解決。例如人口問題，需要從現在開始，完全放開計劃生育政策，適當地鼓勵生育，但是需要非常精準而柔性的公共政策。再比如教育問題，必須要強調義務教育階段的政府主導，不能盲目引入民間資本。民間資本必然是以盈利為導向的，盈利為導向的基礎教育必然是追求短期功效，這就會扭曲義務教育的目標：義務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公平發展，所有受教育者都有同樣的機會。高等教育也要強調長期的素質發展，而不是短期的學位獲取。在養老問題上，必須要徹底改造現在的養老退休制度，增加養老退休的靈活性，同時輔之以各種各樣的養老退休計劃。
第三，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要更加強調對外開放、虛心學習的心態。對外開放的本質是學習，而不是簡單的獲得市場、資金或者技術。 政府、企業、民眾認真地學習一切外國的有益實踐，這是經濟進步、社會發展的根本。
首先要認真虛心地學習美國人的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美國最寶貴的特點。在美國，任何重大事件發生後，最終都會在法律層面尋求解決，最高法院的判決就被認為是最終解決方案。這次美國草根派與精英派之爭，雙方都在法治層面上尋求解決，這方面中國必須學習，要把法治打造成凝聚力的根本點。小到拆遷，大到國家政策，爭議止於法院判決，這是我們最該向美國學習的地方。
另外，我們要學習日本人精細管理的精神。雖然日本的企業和政府在戰略層面上屢屢犯錯，但精細管理是他們的看家本領，其水平在全球範圍內首屈一指。這一點我們的企業和全體國民必須認真學習。
我們也要學習德國人精準調控市場經濟的方法。德國人在房地產和金融領域，都有非常成功的精準調控制度。德國為什麼要精準調控市場經濟呢？這是因為德國在一戰和二戰之間的魏瑪共和國時期嚐到了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的苦頭，二戰之後他們認真總結那段時間的經驗，提出了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直到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和金融市場都沒有出現重大危機——相反，德國的實體經濟包括製造業的發展如日中天。
同時，我們還要認真學習英國人的戰略思維。過去500年以來，英國人在重大戰略問題上基本沒有犯過錯誤，英國在跟法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德國、日本等國的戰略競爭中，每次都能勝出。英國人善於順應歷史潮流而動，例如，英國當年撤出各個殖民地，都是相對平和的。如今英國人看好中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提出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積極地參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最近，英國提出，退歐以後首先要和中國談自由貿易協定。在英國人的眼神裡，我們應該看到中國持續向上的信心。過去500年，英國人對歷史大勢的判斷從未失誤，而今天他們在以實際行動選擇中國，難道我們對自己的國運還沒有自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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