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闲人电影原创：idlemovie）
尽管近年来关于医生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但是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医生是救死扶伤、仁心义仁的。
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有130多人在他的协助下完成自杀，而且他还是一名医生。
《死亡医生》便是基于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一部电视电影，有HBO出品，阿尔·帕西诺主演，这也是他第一次出演电视电影。
影片探讨的也是在从上世纪争论到本世纪依旧没有清晰答案的——安乐死。
1988年，60岁的杰克退休。
从工作岗位上下来的他根本闲不下来，于是，召集朋友跟他们商量着一起搞事情。
然而，一听说他要为病人提供安乐死服务，所有人都拒绝，并对他说“医生怎么可以帮助他人死亡呢”。
杰克不以为然，还以自己母亲为例子试图劝说朋友们跟他一起，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人会同意他这样做。
既然没人支持就自己来弄。
他自己倒腾了一台“安乐死机器”，病人只需轻轻打开阀门麻醉剂就会进入体内，让病人产生深度睡眠，而后机器自动转换为毒剂，整个过程，病人不会感到痛苦。
1990年，杰克的“生意”才开单，他的第一个客户是54岁的詹妮特。
3年前，詹妮特得了老年痴呆症，渐渐认不出自己的老公、孩子和亲人，这种感觉让她十分痛苦。
她不想带着模糊的记忆和遗憾离去，因此，她在老公的陪伴下请求杰克让她安乐死。
詹妮特生活可以自理，也跟重病扯不上关系，有人劝说你这样做一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谩骂，是不合理的。
杰克反驳道：“去他妈的，我只在乎病人的感受”。
所以，在杰克机器的帮助下，詹妮特结束了自己的生病，在临终前对杰克说了一句“谢谢”。
从此，杰克一“杀”成名，成功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他成为了人们口中热议的话题，随之而来的也是找他安乐死的病人越来越多。
他谨慎的挑选每一个前来求“死”的病人，病症初期的不接，精神病抑郁症患者不接，家属亲人没有直接同意的不接。
他拒绝了97%左右的病人，即便如此，8年间，他的机器还是帮助130多位病人实施安乐死。
杰克的做法得到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理解与尊重，但在社会上却遭到了大部分人的一致发对，有人认为他这是谋杀。
甚至有宗教狂热分子，在他的家门口示威，举着牌子让杰克进监狱，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杰克的做法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倔强、易怒的杰克与他们理论到：“去你妈的，如果病人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尊严，他们就该拥有结束这一切的尊严”。
当地警察也注意到了杰克，他被起诉进而被关进监狱，同时，他也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当地政府根据他的行为颁布了专门的法律：协助自杀，将被判刑。
关进监狱，杰克绝食抗议；吊销了行医执照，杰克利用关系买药；当地法律不允许，他就搬家。
这个老头在此时还有了更疯狂的想法，他想让安乐死合法化。
只是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进到最高法院向他们阐述自己的想法呢？
杰克亲自为一名病人注射了毒剂并将这段影片公布到媒体上，因为这样做会激化群众情绪，让他们产生热烈地讨论，自己也就有机会前往最高法院，让安乐死在全国推行。
与电影中一样，杰克的原型杰克·科沃基恩也以一己之力挑战法律权威，最终被判二级谋杀。
电影中法官在审判杰克时说：
“法律不是什么正义的代表，法律是社会的行为准则，你可以不满，你可以斥责，你可以大声疾呼，可是作为社会的人如果越过了法律划的线，法律就应该惩罚，无论这事情在道德伦理上有多大的意义。”
对于杰克·科沃基恩做的事情，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
当然，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这件事情的，如果有人能站在病人－－那些只求一死、好摆脱苦海的人的角度看看这件事，可能大多数人的看法都会有所改变。
电影从这个角度出发向我们阐述了安乐死的意义。
时至今日，全世界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地方只有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而不管在哪个国家的安乐死，申请的流程都相当复杂。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安乐死的条件一般是病人遭受着躯体上的极端痛苦且这种病以目前的医学水平难以治愈才会实行。
而在荷兰实行安乐死的人数却在几年内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尤其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是持续增长，并且开始出现失控的现象。
德国格丁根大学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该校的研究人员对荷兰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安乐死病人当中，仍然有不少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医生和家属配合，背着病人作出了对其实施安乐死的决定。
根据调查结果，这种“非自愿安乐死”比例高达41%，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荷兰每年有近万老人病危后出走他国防止被安乐死。
尽管安乐死可以结束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但是这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不遵循教义以及违反法律的做法依旧有着很多弊端。
有些人会利用安乐死，逃避故意谋杀的制裁，有些人也会利用安乐死，摆脱照顾老人的负担，有些人则是因为难以负担巨大的医疗费用。
在中国，安乐死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但是提及安乐死不得不提王明成，他是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例的当事人之一。
1986年，他的母亲由于肝癌已到晚期，身体骨瘦如柴已经不像人样了，而且常年卧床，背上长满褥疮，后背已经烂了，稍微动一下身子就痛得厉害，几次都要拿裤带勒死自己。
看到这种情形的王明成不忍母亲再受病痛折磨，他想要帮母亲寻求一种能够解脱的方式，他和妹妹找到了院长希望他可以帮助母亲安乐死。
最终，院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在处方单签字之后，院长给他母亲开了一剂处方药帮助王明成的母亲安详地离开了。
事情发酵后，院长和王明成等人被控“故意谋杀罪”遭到逮捕，经过几年的审判，法院以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无罪释放了他们。
2003年，已经胃癌晚期的王明成发出了希望安乐死的呼声，但他没有像母亲那样“幸运”，医院和政府都没有采纳他的请求，最后在病痛折磨中往生。
在王明成的父母执行安乐死的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1月22日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致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一年后，又表示：“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在一些名人学者看来，安乐死应该得到合法化，包括霍金等人，但是在经历过安乐死的家属和普通大众眼中，安乐死对他们来说，是不应该合法化的。
2011年，在当地被称为孝子的邓明健却成了杀害母亲的杀人犯。
邓明健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20年，任劳任怨，但是在病痛的煎熬下，母亲一再求死，并不断威逼邓明建。
同年5月16日，他帮母亲把农药瓶盖子拧开，母亲毅然喝下，与他说了一句“谢谢”后，与世长辞。邓明建因此被判故意杀人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
一年半后邓明建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他认为自己成了杀人犯，无颜面见父老乡亲，也后悔当初的举动，觉得对不起母亲。
这种悲剧不是个例，今后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出现。
因此，我们在呼吁司法制度完善的同时，也应该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关心困难人群的生活和需要。
最后，将命题回归到安乐死，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影片没有给出答案，相较于现实，我们也很难做出抉择。
因为每个个体都有主见，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发言权和看待事件的观点，所以，关于安乐死每个人都有一套令人信服的说辞，以至于我们总是在立场之间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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