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有一次胡適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鄭、傅所長
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傅斯年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鄭天挺任副所長。有人來訪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員總是先問：“你找傅所長還是鄭所長？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來訪的客人總是被問得一頭霧水。
梁啟超
1914年11月初，梁啟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引用了《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大家，希望清華學子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從此清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
陳寅恪
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校長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姜亮夫
姜亮夫回憶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時有這樣一段記述：“在清華這個環境中，你要講不正經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同學與同學，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個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範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範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當即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陶孟和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學生，五四時期，許多女學生要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公開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暫離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准許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引起社會上的議論和教育部的批評，甚至總統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當局，認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的道德水準”。
但是當時並無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經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憑這一點，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註冊為北大正式學生。但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基督教徒合辦的廣州嶺南大學早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男女並校了。
辜鴻銘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鬨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臺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後，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 一席話把學生統統鎮住了。以後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蔣夢麟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錢穆
1930年，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校長司徒雷登問他對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嚮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現並非如此。一入校門就看到M樓和S樓，這難道就是中國化嗎？我希望將燕大各建築都改為中國名。”
不久，燕大專門召開會議，決定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施德樓為貝公樓（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後翻譯成貝施德或貝施福，此樓名為施德或貝公皆是為紀念此人，但是否為錢穆所改，尚難證實，且備一說），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還為校園的一個湖取名叫“未名湖”。
束星北
20世紀50年代初，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臺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的站在一邊。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蔣百里
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的第一天，對全體學生訓話道：“我此次奉命來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為最完整的軍事學府，使在座諸君成為最優秀的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的軍隊。我一定獻身於這一任務，實踐斯言。如果做不到，當自殺以謝天下。”後來，他因學校被政府拖欠經費，深感愧對學生，遂寫下遺書，真的當眾自殺，子彈穿過胸膛，幸而未死。
林語堂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講英文課，開學第一天，先生帶來一個皮包。皮包裡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大講其吃花生之道。然後，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後我上課不點名，願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生。”學生們鬨堂大笑。
聞一多
聞一多上課別緻。據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沈從文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傅斯年
傅斯年之於臺灣大學，一如當年蔡元培之於北大。他的甘棠遺愛幾十年不衰，如劉紹銘在小說《二殘遊記》中說：“傅校長，雖然我在大洋這邊的美國也拿了個什麼博士，但我最驕傲的，還是杜鵑花城的那個學位！”
季羨林
北大新生入學。有名新生拎著很大的包裹來報名，看見路邊一個老頭，就把他叫過來，說：“老頭，給我看下包，我去報名。”老頭等了一個小時，一直不動給他看包。後來新生在開學典禮上看到，講堂上給大家作演講的正是那個老頭，他就是季羨林。
黃侃
黃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飲，喜賭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課時，常突然停下來對學生說：“這段古書後面藏著一個絕大的秘密，想知道麼?……對不起，就憑北大這點薪水不值得講，要聽，飯館請!”他對自己的學問十分自負，與人討論“小學”時，若有觀點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卻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梁實秋
梁實秋聽梁啟超演講，見任公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
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鍊，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梅沒有表態。
張伯苓
南開是私立學校，經費需向社會各界募捐，有學生提出：“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校長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梅貽琦
梅貽琦從1931年到1948年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竺可楨
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一次聯歡會上，有人請他“訓話”，他說：“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我不訓話。”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謝國楨
謝國楨是梁啟超學生，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猶堅持看書不已，別人勸他養病期間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閱讀更多 憶聚堂記憶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