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悲劇:底層焦慮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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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分享的書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盛世下的悲劇:底層焦慮有多可怕?


《叫魂》

孔力飛 著


《叫魂》這本書講述了乾隆三十三年,席捲大半個中國的一場妖術大恐慌。作者從這個事件入手,為我們描繪了那個“康乾盛世”裡,掩藏在和平景象之下的真實畫面。什麼樣的真實畫面呢?表面上國泰民安的時代,底層社會卻瀰漫著嚴重焦慮情緒——普通的民眾因此而互相傷害;官僚階層欺上瞞下,墨守成規;而高居權力金字塔塔尖的皇帝則高處不勝寒,對他的統治是否穩固懷有深深的憂慮,卻發現自己改變不了什麼。

聽到這個書名,可能有些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叫魂”是個什麼意思?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會比較陌生,這其實是中國民間宗教裡面的一種法術。中國人在古代普遍相信人是有靈魂的,而且人的靈魂可以離開身體。一個人的靈魂如果離開了身體,這個人就會生病,甚至死亡。現在還有一些地方有這樣的習俗:如果一個人重病,或者剛去世的時候,他的家人就在房子外面大聲喊“某某啊——回來吧——”,這就是想把這個人的靈魂喊回來,重新進入身體,這個人就可以痊癒,或者起死回生。

走了的靈魂可以喊回來,也就有辦法把人體裡面的靈魂叫走了,這種法術就被稱作“叫魂”。一個人的靈魂被叫走,這個人也會生病甚至死亡。聽上去是不是有點黑魔法的感覺?所以叫魂被視為是一種“妖術”。

盛世下的悲劇:底層焦慮有多可怕?


“叫魂”雖然有個“叫”字,卻並不是靠喊叫這種簡單的方法把人的靈魂帶走的,而通常是用一些隱秘的方法,比如:偷偷剪去對方的一小截頭髮,或一小片衣襟;又或者把目標人物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寫在紙片小人上,遠距離施法。因為這種法術的隱蔽性,就很容易在民間引起恐慌。你想啊,哪天你突然發現自己的頭髮不知什麼時候少了一截,不知什麼地方有個人可能正在施法術,你隨時可能一命嗚呼,死後靈魂還不得安寧,你能不害怕嗎?一害怕,就會四處尋找做法的人,你的鄉親四鄰也被髮動起來,一方面幫你尋找,一方面自己也加緊小心。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沒多久,就成為一種全社會性的恐慌氛圍了。

本書提綱


首先,我來給你介紹一下這場妖術恐慌的大致過程;

然後,我們從民間、官場、皇帝,這三個角度來分析這場恐慌。

01

妖術恐慌過程還原

咱們從事件的起源說起。在浙江省德清縣,有個寺廟叫慈相寺,香火冷落,窮困潦倒。而離它不遠,有個觀音殿,卻是香火鼎盛。這讓慈相寺的和尚們很是嫉妒,就想用點歪門邪道破壞觀音殿的生意。正巧在觀音殿附近,一群石匠正在營造工程,而當地有一種傳說,說石匠們有一種叫魂的方法,把寫有別人的生辰八字的紙片,埋在工程的地基裡,日夜捶打,就可以把人的靈魂帶走。於是慈相寺的和尚就造謠說這些石匠在通往觀音殿的路上施了法,如果去觀音殿燒香,不僅得不到保佑,還會在路上沾染晦氣。這是乾隆三十三年二三月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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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月份,這個謠言從德清擴散到了省城杭州,進而分成兩路:一路從杭州到蘇州,然後沿著長江往西傳播;另一路沿著大運河向北傳播。到六七月,連千里之外的湖北和山東都有叫魂的傳言了,並且在傳播過程中,主要的叫魂手段變成了剪去辮子的末梢。這個時候,乾隆皇帝通過外地大臣的密奏,也終於知道了這場妖術恐慌。他對這件事非常重視,責令各省的總督、巡撫們放下手上其他的工作,全力偵破叫魂案件。

乾隆皇帝認定,剪辮子的案件在短短几個月就蔓延好幾省,這背後一定有個陰謀團伙在操縱一切,而不論這個團伙是真的搞妖術,還是用這個辦法制造社會恐慌,都是對他的統治的挑釁。然而幾個省的官府動用各種手段,抓住的“罪犯”都是一些無名小卒,其中多數是流浪的乞丐和四處化緣的雲遊僧人、道士。而且呢,這些人在被不遠千里押到北京接受軍機處的大臣審理時,一個個都立即翻供,說自己是被冤枉的,在地方上被屈打成招,才胡亂承認自己搞妖術的。而且,他們招供出來的“主使者”,往往根本是查無此人,瞎編出來的。


盛世下的悲劇:底層焦慮有多可怕?


到了十一月,面對軍機處的審理結果,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下令停止這種傷及無辜的抓捕行動,等於是承認了自己的失敗。當然,皇帝是不能犯錯的,所以有錯的一定是下面的官員。乾隆皇帝斥責各省官員翫忽職守,沒有在妖術初起的時候就迅速處置掉,才搞成了這個樣子;他特別處罰了這場恐慌的起源地,也就是浙江和江蘇的官員,因為他們在早期不僅處置不力,而且還隱瞞不報,為此有多名地方官員被革職流放,成為這場風波的替罪羊。

02

還原民間、官僚和皇帝三視角


這場妖術恐慌很快被人們遺忘,作為歷史檔案進了故紙堆。而孔飛力把這個故事從檔案中挖掘出來,並不是當作一個逸聞趣事來講的。他從這場恐慌裡,看到了十八世紀晚期,中國社會和官僚制度的一些深刻的本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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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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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底層社會的角度,我們要問三個問題:為什麼人們會相信叫魂妖術的存在?為什麼乞丐和遊方僧人、道士最容易被指認成施法的妖人?為什麼這場恐慌會在短時間擴散至大半個中國?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會相信叫魂妖術的存在呢?當然,當時的人缺乏現代科學常識,這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叫魂這種專門害人的妖術背後,其實也反映出當時的一種社會心態,那就是每個人都把別人,特別是把陌生人當作潛在的敵人。孔飛力認為,在十八世紀晚期的中國,所謂“康乾盛世”帶來的長期和平,使人口膨脹到兩億左右,生產力卻沒有大的提升,造成的結果是人均資源減少,社會競爭加劇,社會道德墮落,整個社會成了一個所謂“受困擾的社會”,人們互相傷害,也互相提防。所以叫魂這種害人的妖術能被信以為真,是有社會現實作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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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是乞丐和遊方僧人、道士,這些社會邊緣的群體最容易被指認成施法的妖人呢?表面上來看,僧人和道士這種職業天然帶有一種神秘色彩;而乞丐被認為是最低賤和汙穢的職業,人們認為乞丐沒什麼可失去的,所以可以用各種骯髒的手法來害人。所以在妖術恐慌中,他們的嫌疑最大。

但孔力飛認為,真正的原因並不是這些。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是熟人社會中的陌生人。傳統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一個村子幾乎家家戶戶都互相認識。而乞丐四處行乞,雲遊的僧人、道士也是到處化緣或做法事。人們總是傾向於認為熟人是可靠的,而陌生人則是危險的、值得懷疑的。因此在妖術恐慌中,操著外地口音的陌生人最是可疑。而且,他們是底層社會中更底層的群體,因此更容易成為無權無勢的老百姓的出氣筒和替罪羊;同時,這些人在官府眼裡也是不安分的異己分子,又沒有強大的社會關係,所以在上級嚴令抓捕叫魂妖人的時候,用這些社會邊緣人來充數是最佳選擇。也就是說,之所以指認他們,

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最危險,不如說因為他們最好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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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為什麼這場恐慌能在短時間擴散至大半個中國呢?作者給出的答案是:十八世紀晚期,中國的底層社會有相當高的流動性。這一方面來自前面說的人口膨脹,很多人單靠種地無法維持生計,必須離開鄉土去謀生;另一方面,對外貿易促進了商品生產,許多地方成為絲綢、茶葉、陶瓷的產地,這種商品生產要求人們必須把貨物賣出去,再買入糧食等物資,這也促進了人口的流動。隨著人口的流動,各種小道消息也跟著一起流動,而江浙一帶又是商品經濟最發達、交通最便利的地方,這也就不奇怪為什麼從江浙起源的妖術恐慌能快速蔓延到全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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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階層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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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各省的地方官們,在這場恐慌中是如何處理的呢?以七月底乾隆皇帝收到妖術恐慌的報告這個時間點為分界線來看,在這之前,各地官員是能隱瞞就隱瞞,儘可能把這事糊弄過去;在這之後,則是放下一切別的事情,雷厲風行地清剿“妖黨”,但除了幾個屈打成招的“小蝦米”,一條“大魚”也沒撈著。當然,事實上也根本沒有所謂的“大魚”。官員的行為看似前後截然不同,但孔飛力認為,兩種做法其實都是在同樣的官場邏輯指導之下進行的。這個官場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官僚們日常的主要目標是自我保護,而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則是墨守成規,用煩瑣的行政程序化解來自皇帝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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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的時候,中國的官僚政治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程度,官員的選拔、考核、監察、晉升的制度非常完備。但是這種完備的制度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所有人都是向上負責的。皇帝選拔、考核中央和省級高官,因此他們最重要的是討皇帝的歡心;高級官員提拔和推薦知府、縣令這些中低層官員,又負責對他們進行考核,因此中低層官員最重要的是不給提拔自己的恩人添麻煩。

一般來說,高級官員還有監察、彈劾自己屬下中低級官員違法亂紀行為的職責,但如果一個高官的屬下犯了大錯,連高官自己也要承擔連帶的責任,所以高官也要儘可能庇護那些順從自己的屬下。在這種潛規則之下,再完備的明文規定,執行起來也變成花架子了,對官員來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最保險的策略。因此,當“叫魂”案還沒有被皇帝知道的時候,官員們最穩妥的做法就是按著慣例,當成普通的刑事案件來審理。公平來講,這樣做的確讓很多“叫魂”指控沒有變成冤案;但對於已經開始恐慌的民眾來說,官府這種不當回事兒的態度,只會讓恐慌繼續蔓延,因為官府既沒有嚴懲被指控的嫌疑犯,也沒有向老百姓做任何解釋說明來消除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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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七月底,乾隆皇帝不知從什麼渠道得知了妖術在全國範圍內蔓延的消息,大為震怒,下旨嚴查。官僚們立刻開始忙起來,各省的總督、巡撫們,一面在奏摺中向皇帝誠惶誠恐地認錯,一面用各種招式向皇帝表現自己認真貫徹落實皇帝的指示,周密部署,嚴查到底。比如江西的巡撫報告他已經在省內安排大量密探,織成天羅地網,只是還沒有發現本省有剪辮子的“叫魂”妖人;江蘇的按察使,就是負責全省司法的官員,則破獲了一個死灰復燃的民間教派來轉移視線,其實這個教派在江蘇已經悄悄活動了將近一百年了;在湖南的一個已經引起乾隆皇帝關注的案件中,湖廣總督專程從武漢跑到長沙,組織了全省高官一起審理此案,然後向皇帝報告什麼也沒查出來,乾隆皇帝雖然惱火,卻因為涉及的官員太多,法不責眾,也只能放過去。可見,這些招式只是看上去在跟著皇帝的指揮棒行動,

實際還是在拖延和抵制皇帝的權力之手伸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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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視角

盛世下的悲劇:底層焦慮有多可怕?

乾隆皇帝為什麼對這種源自捕風捉影的妖術恐慌十分震怒和重視呢?孔飛力認為這反映出他對自己的統治是否穩固有很強烈的危機感,而這種危機感來自三方面,在“叫魂”案中都可以表現出來。

危機感的第一個來源,是對民間反叛的擔心。這一波“叫魂”妖術的突出特點是用剪去男人辮子的手段來施法,而我們知道男人留辮子這個習慣是清朝統治者帶進關內,而且最初是用強硬的手段在漢人中推行的。因此乾隆皇帝不能不擔心,有一些陰謀家打著妖術的幌子,在動搖辮子這個清朝統治的標誌,試圖掀起民間的叛亂。

危機感的第二個來源,是乾隆皇帝認為漢人,特別是江南漢人奢靡、腐朽的習俗,已經腐蝕了滿洲貴族,這會讓滿洲貴族統治者喪失統治中原的力量。雖然乾隆皇帝自己精通漢人的傳統經典,也很欣賞江南的風景和精美的器物,但他同時也很擔心本來淳樸、忠誠的滿族官員,到了江南後就會被腐朽、狡猾的漢人同化,在花花世界流連忘返,再也不能盡到皇家忠實奴僕的本分。因此當看到妖術恐慌起源於江南地區時,乾隆皇帝就抓住這個機會,不僅要打擊江南漢族官員,也要殺雞儆猴,警告被派過去的滿族官員不要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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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感的第三個來源,就是乾隆皇帝對官場潛規則憂心不已。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官僚們的種種花招,乾隆皇帝真的不清楚嗎?其實他並不是一無所知。從他在官員們奏摺上御筆硃批的吐槽來看,他很清楚這種官場習氣,併為此十分氣憤,

但他還真沒什麼好辦法來解決。

他曾以為這種官場潛規則是漢族官員的惡習,結果發現自己信任的滿族親貴去了以後,很快跟漢族官員一樣墮落;他不信任那些用模版套出來的官員考評,趁著官員進京的機會親自面試,在一生中留下了可能有上千名官員的評語,卻挑來挑去也沒有遇到他真正滿意的人才;最後,他試圖通過密奏系統,讓高級官員們能給他報告真實的民間和官場動向,然而他發現,一省之中有密奏權利的高官們,往往也會先互相商量好,形成統一意見後再分別密奏,讓這個制度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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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乾隆皇帝對抗官場惡習的努力總是迷失在官場的常規運作當中,這也讓他在看到“叫魂”案的時候,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敲打官僚們的好機會,可以用嚴厲的命令和訓斥,來讓那些“組團忽悠朕”的官員有所收斂。然而從前面對官僚視角的分析可以看到,官僚們巧妙地把這種非常規的命令套在日常行政運作當中,表現得兢兢業業卻無所作為,讓皇帝明知這裡面有貓膩,卻也無可奈何,最後除了幾個撞在槍口上的倒黴蛋被革職查辦外,整個官僚系統還是我行我素。

乾隆皇帝從民間反叛的跡象、漢人習氣的腐蝕和整個官場的潛規則當中,感到深刻的危機感,他力圖振作,最終卻還是敗在了官僚們編織的柔性抵抗的大網當中。

總結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本書展現給我們的整體畫面。

在十八世紀後期,“康乾盛世”表面的光鮮之下,皇帝擔心著民間的反叛和統治力量的衰退。

官僚們只想著太太平平做官,既不真的關心民間疾苦,也不完全效忠於皇帝。

底層的百姓們承受著日益沉重的資源競爭壓力,只能選擇互相傷害,特別是拿更弱勢的邊緣群體出氣。

這些並不光鮮的場景,共同構成了孔飛力所說的,“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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