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少得惊人，这使得许多高工资的工作没有人做。本文表明，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不合理分配，部分要归因于其完善的农村保险网，这种完善的保险网为成年男性继续留在村庄提供了激励。给富裕家庭提供私人信贷或者给贫困家庭提供政府安全网的政策，将鼓励更大程度的城乡移民，但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劳动力市场）分配结果。
在印度，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极低，根据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在1961-2001期间，印度城乡人口的变化说明，工作年龄的成年男性（年龄在25-49岁）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率从4%到5.4%不等。
在2005年进行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印度人口发展调查的数据显示，印度男性的进率为6.8%，而印度人口和健康调查机构（DHS）对男性的抽样结果显示，进城率为5.3%。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我们对比了巴西的情况，1997年巴西DHS数据显示巴西男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率几乎是印度的两倍，为13.9%。
印度异常低的进城率也可以通过其城市化率反映出来。图1显示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这四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可以看到，在1975年，这四个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很低，但是到2000年，印度却已经远远落后于另外三国。
图1 1975—2000四国城市化率的变化
Source: UNDP2002
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印度的城市化率比其他类似的发展中国家要低整整一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也比其他人均GDP相当的国家低了15%。
也许最相关的就是与中国的比较。尽管中国有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城乡移民，而印度并没有类似的明确限制，但是却没有类似大规模的城乡移民，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比较城乡工资差距
关于印度农村到城市的低迁移率，是否是因为城乡工资差距下，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移民到城市的欲望？我们在图2中比较了印度和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城乡工资差距。
图 2. 三国间的城乡工资差距比较
Source: 2006Chinese mini-census, 2007 IFLS, 2004 NSS
为了避免教育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回报差异的混淆，我们仅关注受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劳动者会从事简单而卑微的工作，所以他们的工资差距可以解释为一个城乡套利的机会。
图2显示，印度的城乡工资差距超过了45%，事实上远高于另外两个国家只有10%的工资差距。尽管城市工资高于农村工资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但当我们考虑生活成本的差异后，印度工资差距下降到27%。
尽管中国和印尼的数据不允许我们做出相同的调整，但这些国家名义的工资差距其实就是实际工资差距的上限。由此可见，相比中国和印尼，印度的实际城乡工资差距至少比这两国要高16个百分点，很显然，一些摩擦性因素阻止了印度的农村工人去追求更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
农村保险对劳动力流动性的负面影响
在我们看来，印度劳动力的流动性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农村保险网络运行良好，同时包括政府安全网、私人信贷在内的正式保险网络缺位。
当保险网络比较活跃的时候，收入增加的家庭会以现金或实物的形式，向保险网中一个或多个受到负面收入冲击的家庭提供缓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平滑了每个家庭的消费，并使得风险厌恶型的家庭生活得更好。
构建这种保险网络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保证网络里的各个家庭实施救助承诺，而社会制裁有助于解决这个承诺问题，不出所料，全球范围内的互助保险安排都是围绕着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而组建的。
在印度农村，非正式的保险网络基于种姓构建。在印度，婚姻的基本规则并不允许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同种姓家族之间都存在频繁的社会交往和密切的联系，这使得成千上万的家庭尽管分散在村庄，但却能支撑异常广泛的保险网络。
有成员移居到城市的家庭，就会更少被纳入到农村种姓保险网络，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已经进城的劳动者不会因为违背救助义务而轻易被种姓保险网络所惩罚，更重要的是，与回到村子相比，他们的家庭现在有优越的外部选择（如果家庭被排除在保险网络之外）。由此可见，有成员移居到城市的家庭，其在未来遵守救助承诺的可信度要低于同等条件、但没有成员进城的家庭。
第二，还存在移民收入不能被观察到的信息获取问题。如果家庭被保险网络视为一个集体单位，那它总是有动机谎报其迁移到城市之后的收入。
如果农村劳动力进城增加的收入少于因保险网络收窄造成的损失，那么劳动力就不会流向收入更高的区域，大幅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持续存在；而且，这种非正式的保险网络越发达，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就会越严重。
克服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策略
为了不限制劳动力流动，一个策略是把一个村的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搬迁至城市，这样，这些成员之间就可以互相监督、实施集体惩罚、解决信息获取和实施承诺等，同样，他们也可以互相帮忙找工作。
印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确实具备以种姓为基础的城市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的特征，有时甚至在多个代际之间存在。但是，这个策略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在这种社区内，为了启动新的网络需要足够大的冲击，而这样的冲击却很少发生。因此，成员相对较少的种姓社区（偶然地）可以轻松整体迁移，但绝大多数潜在移民在需要迁移的时候会缺乏社会性的支持。
第二个策略旨在通过降低信息获取和执行难度来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就是临时迁移策略，也叫季节迁移，这种劳动力流动在印度逐渐在增加。但是，临时迁移策略的主要不足是它不会满足许多特定的公司或者具备特定学习任务的公司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的需要。
这两种策略都将会被用于农村家庭和种姓家族之间来促进流动，但是我们研究的中心假设是，大多数成年男性会因为在农村保险网络遭遇的损失而放弃进城，由此，鉴于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工资差距和男性劳动力的低流动性，劳动力市场就难以出清。
测试保险网络和移民之间的联系
测试我们上述假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两个不同群体（享受种姓保险网和不享受种姓保险网）的人口迁移率，但是这样的测试是不可行的，因为种姓网络无处不在。为此，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在同种姓内，找到从种姓保险中获益比较少的家庭，然后继续分析这些获益较少的家庭是否有成员迁移到城市。
描述保险网络的一种方式是它组织了幸运成员（暂时的）和不幸成员之间的财富转移。另一种等效描述互助保险的方法是通过网络把每个时期所产生的收入汇集，然后在家庭分布的基础上，预先确定收入分享规则。
大部分对互助保险的研究都涉及事后风险共担的程度——也就是说，很大数量的家庭都愿意提供转移一旦他们的收入被了解，同时，网络的规模和收入分享的规则也被考虑在内。但是为了获得网络和永久移民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退一步并分析事前参与决策和收入分享规则的优化设计。
在我们的框架中，家庭既可以留在村里参加保险网络，又可以把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城市，增加他们的收入但失去保险网络的服务。这时候，收入分享规则就被用来权衡决定哪些家庭选择留下来。
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假设是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如果假设成立，然后生成的保险安排的总剩余可以改善收入再分配，那么这样相对贫穷的家庭平均消费就会超过收入。这种再分配的收益必须权衡网络内成员的获取成本以及伴随而来的规模下降，因为相对富裕的家庭将更可能会离开，而越小的网络越不太能够稳定消费。
我们发现，在合理的条件下，收入分享的规则将被设置来保障一定数量的分配平衡。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富裕的同一种性的家庭从网络中的获益减少，因此更可能移民。这是我们提供的第一个预测理论。
尽管印度的男性永久移民率极低，但是女性结婚时总是搬到不同的村庄。这种与婚姻有关的迁移扩大了种姓网络的范围，增加了收入的多样化。通过一个类似的论点，男性家庭成员的迁移分散了家庭的收入，因此通常认为这降低了家庭的收入风险。
框架中隐含的假设是，在印度的社会背景下，保险网络的损失可以通过以成年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迁移带来的收入多样化中弥补。此前，农村家庭收入面临更高的风险，因此，在更大程度上受益于保险网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有男性愿意移民。这第二个预测是区分我们的理论和其他解释印度城乡工资差距大和低移民率理论的关键所在。
缺乏流动性的另一个解释是，没有种姓网络的支持，个人不能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其他的解释也包括种姓制度中的诸多限制加剧了相对富裕的家庭退出该网络的步伐。但这些解释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农村收入风险的家庭应该不太可能会移民。的确，如果缺乏保险网络，我们就会做出相反的预测，这些家庭就会让成员移民到城市使得他们的收入多样化。
移民的权衡: 保险网络的损失和收入多样化之间的对决
我们现在开始对我们的理论进行评估，我们的理论表明在种姓家族之间有大量的收入再分配，依据是从印度ICRISAT面板调查和最近（2006年）的农村经济发展调查（REDS）以及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对印度农村家庭的调查还有由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在过去四十年间的多个时间点调研所获得数据。
跟进这一最新结果（根据2006年农村经济发展调查对农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发现种姓家族内相对富裕的家庭更有可能把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送到城市，永远离开村庄。
强调农村收入风险在移民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也发现，农村收入中，变异系数较高的家庭——那些从农村保险网络中获益更高的家庭——不太可能移民。另一个结果直接支持我们模型的关键假设，即移民应该跟保险网络服务的损失相关联。
在发现证据与理论相一致的基础上，我们继续估计模型的参数结构。移民和收入分享规则在模型中都被共同确定。我们对收入分享规则的估计表明，在种姓家族之间存在大量的再分配，这与证据的描述与理论的测试结果相一致。
正式保险对移民的潜在积极影响
用反事实模拟的方法来量化正式保险对移民的影响（不考虑农村网络保险），我们可以发现，拥有移民成员的家庭会在风险分担方面获得50% 的改善（这还是有一部分来自于完整的风险分担），这些改善也会使得移民率两倍以上的增加——从4%到9%。相比之下，在正式保险方面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几乎下降一半的城乡工资差距——从18%降到10%仅仅减少了不到一个百分点的移民率。
另一个反事实模拟用来研究下面这个政策的影响，即通过给富裕家庭提供私人信贷或者给贫困家庭提供政府安全网来鼓励移民。这些政策在最开始产生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成果。由于私人信贷的自由化，富裕家庭退出保险网络所造成的损失被移民所带来的好处所弥补，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迁移率。
但是对于他们种姓家族中那些相对贫困的家庭，并不能直接从这项政策中受益，甚至在以下两个方面变得更坏：
首先，保险网络的规模和范围因为富裕家庭的退出而减小，这使得它变得越来越没有作用，并且使得一直存在的家庭消费差异更加严重。
其次，为了让一些富裕家庭留在这个保险网络中，再分配的水平（由收入分享规则决定）将下降，这将会降低贫困家庭的消费水平。
以增加城乡人口迁移率为出发点的公共政策如果取得成功可能会因此产生意想不到的分配结果，这就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底层网络联系。
翻译：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牛帅文
本文选自Microeconomic Insights博客，作者Kaivan Munshi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Mark Rosenzweig为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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