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人員如何在排除合理懷疑的刑事訴訟規則內，證明猥褻事實確實發生與如何發生，自古以來就是刑事案件中的司法難題。比如《創世記》就記載了一個經典的強制猥褻案例，是一個無罪判有罪的典型案例。
約瑟被親哥哥賣到埃及為奴，但因約瑟聰明智慧，辦事百事百順，被法老的總理波提乏看上，就把家中一切的內務都交給他管理。問題是約瑟長得秀雅俊美，主人的妻子暗暗瞧上了他，天天眉目傳情花言巧語勾引他。約瑟一概婉言拒絕，儘量迴避她，不和她在一處。有一天，約瑟進屋裡去辦事，碰巧沒有別人在那屋裡，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開始動手動腳，上下其手，意思要和他睡覺。約瑟不知所措，為了趕緊脫身，把衣裳丟在婦人手裡，急忙跑到外邊去了。美婦人如此被拒，太丟面子了，氣急敗壞，就大喊大叫，叫了家裡的人來，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個希伯來人到我這裡來戲弄我，要與我同寢，我就大聲喊叫。他聽見我放聲喊起來，就把衣裳丟在我這裡，跑到外邊去了。”婦人拿著約瑟的衣裳，等待主人回家後，告約瑟強制猥褻她。約瑟的主人很生氣，就把約瑟定罪後關在監獄裡。
上述案例，從客觀真實的角度看，是強制猥褻的“錯案”。但從已有的證據與一般的生活常識上來判斷，總理波提乏採信其妻的說法定約瑟強制猥褻罪的成立，更加有理，在法律真實上算不得錯案。因為缺少直接證據，雙方各執一詞的時候，就只能看誰的品格更可信，或者你更信誰的話。總理當然會信自己妻子的品格與說法，而不會信一個希伯來外人的品格與說法。總理即使在內心對妻子有懷疑，從政治家的角度也要堅定自己對妻子品格上的信任，要不然就是搶一頂“綠帽子”給自己戴。更何況高貴婦人強制猥褻一個男僕人，男僕人還斷然拒絕她的猥褻，這種情況也太反常太稀罕了。從常識常理常情上，我們心裡推定的往往也是男人有意強制猥褻女人，而不是相反。約瑟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說了也沒有任何人相信。所以《創世記》沒有記載他有任何的辯解之詞，就默默去坐牢了。
對於強制猥褻罪，從邏輯上來講，我們既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真幹了缺德事的可能性，也不能絕對排除被害人存在誇大其詞的可能性。從現有的有限間接證據作出推斷，可能選擇對，也可能選擇錯。但司法機關還得在特定時限條件下進行判斷與選擇。
這就是世間司法的常態，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毫無規則、毫無理性地任意作出決定即可，就好像抓鬮一樣。其實我們有各種刑事司法程序、原則與原理可供遵循，也應當遵循。比如當對某關鍵性事實缺乏直接證據，當事人的口供與證言又各執一詞時，我們就不能過早地偏聽偏信，而是應該讓這些口供與證言接受法庭上控辯雙方的充分質證與辯論。在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刑事司法隱含著一個“無辯論不定性”的法理。換言之，正如有學者所言，“犯罪之定性，乃是辯論之結果”。雖然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問題上，並不必然遵循“真理越辯越明”的道理。刑事訴訟中的辯論原則，也不必然保證實體結果的正確性，但未經辯論的司法決定或司法裁判，其結果的共識度與可接受度會大大降低。
同樣，我們也不能根本不顧被害人的陳述，單單根據犯罪嫌疑人一方的無罪或罪輕的口供或辯解，而過早作出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決定。畢竟犯罪嫌疑人總會基於自我保護而或隱瞞或否認重大案件事實。而這種事實隱瞞與否認，也完全有可能隨著司法調查的深入與審判程序的推進而被證偽，至少是我們認為已經被證偽。比如我們可能採用現代測謊技術等方式查明存疑的案件事實。因此當雙方當事人對某一重大事實產生嚴重分歧時，要麼需要繼續取證排除合理懷疑，要麼只能繼續存疑，留待法庭審判程序中控辯雙方進行充分的質證與辯論。
儘管強制猥褻罪因缺乏直接證據，天然存在著證明上的難題，我們也並不見得會因為充分辯論就全然解決案件的所有真相。但經過充分質證與辯論的判決結果，哪怕與客觀真實仍有巨大差距，也會得到更多的公眾認同與尊重。當客觀真實不可判斷時，司法的公信力，就更多的要靠訴訟程序的完整與公開。而這，正是程序正義的意義所在。（檢察日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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