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計劃”實施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指1958-1960年，主要圍繞“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展開；後一階段是指1961-1962年，即對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階段。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社論提出了“全國大躍進”的口號。第二天（2月3日），《人民日報》緊接著又發表了題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社論，批評了“反冒進”的思想。 “大躍進”中提出的口號，諸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嚴重地脫離了客觀實際。同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倡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召開北戴河會議，提出1958年的鋼產量要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1150萬噸。[1]一時間，各地競相上項目，其中大中型項目從1957年的992個，一下子激增到1958年的1587個；小型項目更是在全國遍地開花。當時，為了確保中央確定的各項生產指標得以實現，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領導幹部集體辦公的會議室裡，都醒目地掛著工業主要產品的日進度表，如全國鋼、鐵、鋼材、原煤、焦炭等的日產量，鐵路日裝車量等。李富春和薄一波等領導人天天看這些日進度表，看到產量逐日增加，心裡才踏實；看到產量下滑，就立即分析原因，採取措施解決。李先念那裡也不輕鬆，各地要糧的電話晝夜打來，不能不急事急辦，不得不採取“拆東補西”、“抽肥補瘦”等措施，緊急調運糧食，幫助斷糧地區度難關。
“大躍進”土法煉鋼的小高爐
1958年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鍊鋼，辦法是土洋並舉，但更多的是用土法“鍊鋼”。這年6月，當冶金部向毛澤東報告鋼產量可以超過700萬噸，努一把力可能達到800萬噸時，毛澤東提出能不能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請冶金部同各省市研究。此時，李富春正在住院治病，當他出院時聽到這個消息，吃驚地說：“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2]鍊鋼的實際情況是，在1958年最後的三個月裡，現代化高爐煉出來的好鐵僅能滿足鋼產量翻番的1/4，大部分鍊鋼只能在土鐵上打主意。據統計，全國1-8月共建成小高爐、土高爐24萬多座，參加人數有幾百萬人；9月份，經過進一步發動，全國有5000多萬人分赴礦山和爐旁，建成的小高爐和土高爐激增至60萬座。由於生產技術不合規格，煉出來的大都是廢鐵，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當時, 在國家計委大樓後面的鍋爐房旁邊也搭起了一座小高爐。時任國家計委綜合局副處長的柳隨年回憶，在大鍊鋼鐵運動中，計委的幹部把鐵絲網剪成一段一段拿去煉，有些人甚至還把家裡的鐵鍋等丟進爐火中，結果煉出來的都是一個一個的鐵疙瘩，還綁上紅布報喜，其實是把有用的鐵煉成無用的鐵。1958年秋，國家計委幹部去河北徐水搞共產主義規劃，問當地的老農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問了兩次老農都不吭聲，當問到第三次的時候，他才衝著地裡戳著800斤的標語牌努了努嘴。又問：能產800斤嗎？老農回答說：包括秫秸杆在內。[3]
1958年10月，印度尼西亞一個四人高級代表團秘密訪問前蘇聯，回國途中要求訪問中國。國務院有關部門指示國家計委負責接待，具體由委辦公廳負責。時任辦公廳主任高鳳岐抽調了兩名秘書，加上中央統戰部派來的一名同志，帶著代表團成員先參觀了河北省徐水縣的高產棉花田、社隊村民的養豬場，然後又去天津參觀水稻試驗田，田裡的水稻密密麻麻，當地接待人員介紹說，試驗田的畝產量估計有幾千斤。後來才聽說實驗田是假的，10多畝實驗田裡的水稻田是由另外27畝的水田移植過來的，由兩攏變成三攏，中間繫上竹竿，隔三、五米的竹竿上裝一個燈泡，晚上參觀時照得田間很亮[4]。
1958年10月，國家計委部分領導與印尼高級代表團在頤和園合影。前排左三為李富春、左四蔡暢、左七薛暮橋、右一高鳳岐、右二王思華、右三王光偉
大鍊鋼鐵開始後，國家計委重工業局鋼鐵處有一位工程師寫了一份出差報告，如實反映了生產情況及小轉爐鍊鋼出現的一些問題，諸如設備不配套、綜合生產能力低、原材料消耗高、產品質量差等。重工業局把這份報告轉報給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他看後寫了批語：此件情文並茂，印報政治局同志參閱。情是指情況，文是指文章。
1959年初，國家計委提出1959年鋼產量為2000萬噸，糧食產量為5250億公斤的龐大計劃。有一次，薛暮橋和宋劭文去見陳雲，希望他向毛澤東談談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的想法，陳雲說：“現在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都熱，不吃一點苦頭，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5]
“大躍進”的狂熱引起黨內一些老同志的思考。例如，時任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朱理治曾向黨中央、毛澤東寫過調查報告，提出“計劃指標相互間必須有一定的比例關係”，“不能每個省都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強求一律，必須根據資源、人力和原有基礎發展各省經濟”。他還向陳雲寫過報告，提出：“目前全國建設的攤子鋪得過大，因此許多重點項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不能早日投入生產”，“我國的工業建設是應該這樣大大小小一齊上馬，互相爭奪原材料，結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計劃呢？還是應該首先保證重點，讓現代化的大企業儘快建成投入生產呢？顯然，後者是比較正確的。”[6] 王光偉、安志文、歐希哲、賀光輝等人也紛紛上書李富春、彭真，反映基建項目多，規模大，戰線長等問題。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專列上同部分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
賈拓夫對於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定為2000萬噸心裡沒有底，他在計委內部佈置，讓時任國家計委委員兼年度綜合計劃局局長的廖季立等人另外測算，安排兩個更低一些的計劃方案，一個是1800萬噸，一個是1600萬噸或者更低一些，以備原計劃執行過程中發生困難時，拿出來進行調整，避免出現被動局面。他 一再強調：“ 國家計劃委員會心要熱，腦子要冷”，鼓勵計委的同志們要多到地方調查研究。他的幾任秘書都說，賈拓夫始終把調查研究當作一件必須做的事情。他在外出調查時，常常帶兩個本子，一個用於隨時記錄調查情況，另一個用於將調查中想到的問題做些簡單札記，以便回來後整理加工。[7]賈拓夫在國家計委一般是上半年安排到基層調查，下半年在機關內計算、分析、研究。根據秘書趙家梁的統計，賈拓夫在計委工作的五年間，出差開會和下去調查約18次，歷時約32個月，行蹤所及20個省、市、自治區，40個城鎮，近百個工廠和合作社。他每到一處，話不多，但看得仔細，做到對各地的經濟狀況心中有底。[8]
1958年賈拓夫（前排左二）視察甘肅玉門油田和“鐵人”王進喜（左一）等合影。
事實上，“大躍進”開始不久，一些問題就暴露出來：計劃實施混亂、投資效益低下、產業結構明顯失衡等，而糾正過程卻幾經反覆仍然不力，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批評“大躍進”的萬言書被印發、批判後，會鋒轉向反對右傾。當時，參加廬山會議的賈拓夫在山上散步時遇到了彭老總，向他作揖說：“你代表我們講了心裡話！”結果，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賈拓夫面對政治鬥爭的壓力， 並沒有反悔，而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他一再對自己的秘書說，我不能對毛主席說假話。
1960年，“反右傾運動”導致“大躍進”的狂熱持續不退，其直接後果是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失調，尤其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由於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積極性，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導致糧食生產連年下降。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為3400億斤，比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了600億斤，而當時因浮誇風盛行，卻被高估為5400億斤，以致當年徵購糧食1348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了530億斤，跌至1951年的水平。棉花產量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產量則跌落到建國時的水平。[9]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二五”計劃後三年（即1960至1962年）的補充計劃。這次會議實際上對三年來的工作作了初步總結。會上，針對“大躍進”中只強調“多、快”而忽視“好、省”的問題，李富春發言指出：“我們的老觀點，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點，搞快一點，但是實際經驗表明，搞得多，搞得快，可能有些方面我們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費。”對計劃，李富春強調，應當“留有餘地，留有機動，留有後備。”[10]
1960年，李富春（中）與周恩來、李先念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院內
7月，中央召開北戴河工作會議，李富春本著對“大躍進”的問題進行總結、反思的思路，提出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的“整頓、鞏固、提高”六字方針。會後，他把整頓工業企業的這“六字方針”，推及為制定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在國家計委黨組討論編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李富春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方針“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著重解決配套、補缺門、前後左右和品種質量問題，以便取得主動。”周恩來十分贊同李富春的意見，並且給 “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增加了“充實”二字。後來又把“整頓”改為“調整”，最終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11]他還對“八字方針”的含義作了具體解釋：“‘調整’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擴大再生產；‘鞏固’，是為了再前進；‘充實’，是為了搞好配套，使生產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提高’，就更容易懂了。”“執行這八個字的任務是很緊張的，絕不是輕鬆的，問題是我們要主動的有秩序的有計劃的緊張。”[12]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轉國家計委《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時提出，1961年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要採取“調整、 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1960年12月24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八字方針。在這次中央全會上，鄧小平代表書記出宣佈成立“10人小組”，負責組織經濟部門和工交戰線落實中央確定的八字方針。“10人小組”成員有：薄一波、谷牧、王鶴壽、張霖之、呂正操、趙爾陸、劉瀾波、彭真、陳正人、孫志遠。開始由薄一波負責，不久薄生病了，“10人小組”由谷牧組織負責。周恩來專門在中南海北門對面養蜂夾道為“10人小組”安排了辦公室。白天，部長們各自在本機關工作，晚上到這裡集中辦公。“10人小組”擔負的是全國生產建設的總調度。當時物資匱乏，經濟運行極其緊張。
它所處理的問題無一不涉及生死攸關的民生大事。如一次上海的煤只有兩天庫存、鞍鋼行將停爐等。種種緊迫的情況，緊張得讓人喘不過氣。更棘手的是，當時鋼、煤、機械等方面問題成堆，形成怪圈。谷牧後來說：“要保鋼的產量和質量，冶金部門就要求保煤炭的產量和質量；要保煤，煤炭部門就要求保採掘、運輸設備的供貨和質量；要保煤炭生產裝備，機械部門又要求保證鋼材供應的數量和質量。如此循環，就形成一個難以理清的‘怪圈’。工作難度非常之大。”這期間，“10人小組”工作成員經常是在半飢半飽的狀態下緊張地工作。後經周恩來批准，部長們晚間加班後，每人可免交糧票、錢吃到一碗麵條。每晚會議，周恩來都派秘書顧明來聽，以便及時掌握情況。有時聽了彙報，對有些問題還要連夜追詢。常常是谷牧深夜到家，剛吃安眠藥睡下不久，案頭的紅機子電話響了，一接，是周總理打來的。再看錶，已是凌晨兩三點了，復又飢腸轆轆地投入工作。[13]
九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直接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也分別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李富春在廣東調查，他一邊調查，一邊指示國家計委負責人組織好計委的幹部下去調查。1月31日，他寫信給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程子華、顧卓新以及計委黨組成員，指出“我們的調查研究是複雜的，不僅要解剖基層的小麻雀（一個工廠，一個礦山，一個商店，一個車站，一個碼頭，一個學校，一個工地），而且要以此為基礎逐步上升，瞭解一個公社，一個縣，一個專署，一個省，一箇中央局，一個部（其特點、資源、勞動、工農業的佈局、交通等情況），要立體式的寶塔式的逐層瞭解，才能使計劃落實。”[14]1961年，陳雲到上海郊區搞調查，他不住賓館飯店，就住在當年做地下工作時老戰友家中，每頓飯就是兩小碟素菜。薛暮橋回憶，“我隨陳雲在青浦調查了一個月，目睹上級的瞎指揮，深感這是造成三年困難的根本原因。青浦農民的生活確實很苦。其他許多地方已開始取消公共食堂，而青浦農民還被迫在公共食堂吃飯，一個農民一日三餐，每餐一大碗稀粥，實在吃不飽。農民聽說陳雲同志來了，很高興，以為一定能夠增加口糧。陳雲同志經過一個時期調查後，召集幾個他熟悉的老農民談話，告訴他們，全國糧食歉收，許多地方還不如你們，現在國家還沒有力量增加口糧，只能自己想辦法，如少種一點雙季稻，增加一點自留地（養豬戶給飼料地），多養豬，多打魚等；這樣明年每天吃一頓乾飯，後年吃兩頓，大後年吃三頓。農民點點頭說，只能如此，不能一步登天。[15]
時任王光偉的秘書於永平回憶，三年困難期間，周恩來在遼寧省調查，省委向他彙報農村吃糧困難情況，為了得到真實的第一手情況，周恩來當即打電話讓王光偉趕到瀋陽，並指示他了解農村缺糧困難的程度。省委決定到盤錦縣。工作小組共有六人，進村後分成兩個小組，記得全村有26戶人家， 工作組進村後，看不到一個人，全村鴉雀無聲，沒有一頭豬，沒有一隻狗，也沒有一隻雞，馬路兩旁的榆樹皮全被剝光。他們挨家挨戶查訪，發現斷糧問題十分嚴重，食堂停辦，農民家中也是顆粒無存，農民因為飢餓全都在家裡有氣無力地躺著，無一人能夠下地幹活。記得有一戶一個女孩瘦得皮包骨，孩子媽說，因為吃不飽飯，先浮腫後消瘦。甚至有的人家裡死了人，都無人能夠幫助掩埋，困難程度難以形容。工作組六人在兩天調查中，僅僅吃上一頓用半斤苞米麵煮的稀湯。調查完往回走時，幾個年青人已經餓得走不動路了，王光偉帶頭走在前面，鼓勵他們快走啊！回縣招待所吃飯啦（就是把高粱米磨成面，合著菜根做成的黑呼呼的糰子）。王光偉要求省裡儘快調撥一點糧食救濟，回京又面見總理如實作了彙報。[16]
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柴樹藩的夫人回憶，一次，柴樹藩外出進行實地考察，臨近春節了，還沒有回家。思兒心切的老母親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天天盯著牆上的日曆，每天一大早就撕下一張，壓在床褥底下。當柴樹藩風塵僕僕地回到家後，老母親叫著他的小名“三兒”撲上前去，順手炒起一把小苕埽在他身上打了幾下。高出母親一頭多且年過半百的柴樹藩知道母親為自己擔心，便一動也不動，由著她責打[17]。
1961年6月至7月，陳雲在上海市青浦縣小蒸公社作農村調查，圖為陳雲與公社幹部的合影
“三年困難”期間，有的省來北京彙報工作，帶來一些農產品給李富春主任，李富春同志不收，讓秘書送給幼兒園的孩子們。當時，市場供應奇缺，計委在昌平、大興縣辦起小農場，機關幹部們輪流到那裡勞動半個月，自己種菜、養雞、養豬，生產的蔬菜、雞蛋和豬肉，主要用來補充機關食堂。
程子華回憶，“1961年我到國家計委當常務副主任，我過去從來沒有做過國家計劃工作，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這一年，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關於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的提議，少奇同志提出，基本建線要退夠。當時，我連基建項目如何制定都不清楚，卻要做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工作，感到工作中會出現失誤，只是希望不要發生大的過失。是年夏天，在北戴河研究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時，我聯想到，部隊打仗，遇到敵人過於強大，需要撤退，退卻目的是為了退到有利地方，以便消滅敵人，不是無休止地逃跑。同樣道理，縮短基本建設戰線，亦需要研究出縮短到多大限度。經國家計委研究，得出結論：退到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建設規模確定為43億元人民幣。按這個規模執行的結果，第一年就能創造出剩餘價值，第二年即可擴大再生產，這樣，就有助於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此事報告了富春同志，他表示同意。”[18]
11月18日，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國計劃會議上，分析了三年經濟工作的情況和問題，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提出不能只重視工業而忽視農業，發展經濟必須以農業為基礎；經濟建設不能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視了各部門按比例協調發展；工業生產不能只注重抓產量而忽視了質量和品種；安排基本投資計劃要貫徹全國一盤棋的方針，不能搞層層加碼，等等。國家計委對1961年一些主要產量指標作出下調，例如，鋼產量由2300萬噸降為2010萬噸；煤炭產量由5.2億噸降為4.25億噸；施工的大中型項目為1200個，比上年減少了300個。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召開了兩次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在聽取彙報時指出：現在看起來，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著急，十分急了辦不成，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向前發展，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19]
原國家計委工業生產綜合局局長、國家計委委員餘建亭後來在談到中國工業增長速度的問題時說，“大躍進”前後，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領導的會議上，國務院領導同志多次提出“中國工業的增長速度究竟應該如何考慮才適當？”“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學費”。
為了恢復農業，讓農民得到休養生息，1961年3月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決定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相當於初級社規模），停辦公共食堂、恢復自留地、允許發展家庭副業和手工業、開放農村集貿市場。中央還決定1961年減少糧食收購、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在基本建設投資中增加農業機械生產的比重。然而，由於一些領導幹部害怕被當成右傾，戴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帽子，不敢大膽調整，給當年的經濟調整造成不利影響。1961年七、八月工業生產出現嚴重下滑，煤炭生產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大批企業因動力供給不足而停產，國民經濟實際上處於半癱瘓狀態。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在廬山舉行工作會議，重點討論了工業問題。會議決定把工業生產和基建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餘地的水平上，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會議結束後，國家計委對1961年計劃指標作出較大調整，將基本建設投資由167億元降為87億元，鋼由1900萬噸降為850萬噸，糧由4100億斤降為2700億斤。當年年底，計劃執行的結果與這些指標大體相符。
1962年的新年剛過10天（即1月11日），中央、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縣、重要廠礦企業黨委和部隊的領導幹部，就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統一認識，動員全黨堅決貫徹調整方針。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數共有7018人，成為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被稱為“七千人大會”。會議一共進行了28天，會前組織了一個有十幾人參加的班子起草文件，決定由劉少奇作報告。為著發揚民主，毛澤東提議把報告的初稿發給大家討論。報告對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雖然作了一些檢討，但為了避免給“三面紅旗”抹黑，對困難的原因仍然說主要是由於三年自然災害。這種說法引起了與會幹部的不滿。後來又由劉少奇主持，組織了21人的起草委員會，寫出了書面報告第二稿。會上除印發書面報告外，劉少奇又作了口頭講話。他指出：目前我們在經濟方面還有相當大的困難，這兩年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關於造成困難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是由原國家計委研究室主任、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財經組組長梅行在起草報告時堅持要寫進去的。毛澤東在總結這一階段的工作時指出：對於社會主義我們還缺乏經驗，還有很多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在沒有認識到客觀規律之前，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毛澤東主動承擔了“大躍進”以來所犯錯誤的責任，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20]
（左起）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在一起交談
2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發現經濟形勢的困難程度要比七千人大會的估計嚴重得多。據此，周恩來提議，要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的調整，這一提議得到與會者的一致同意。陳雲同志在會上建議：“第一點，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現在無論農業或者工業，都需要有一個恢復時期。農業的恢復大約三年到五年；工業在三五年內，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調整和恢復。”“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四個字。”[21] 劉少奇很器重陳雲，親自到陳雲家裡請他出來挽回經濟危局。
思想認識統一了，中央採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在舉國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先是農業生產開始回升，這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200億斤，比上年增產250億斤。農業總產值也比上年增長6.2%，結束了三年連續下降的狀況。然而，1962年經濟形勢依然嚴峻，當年出現30億元的財政赤字，國民經濟元氣大傷。1962年11月27日，國家計委長期局寫出《十年計劃工作經驗總結》討論稿，指出“‘二五’時期的前三年，對形勢估計錯誤，生產指標過高，基建戰線過長，職工和城鎮人口增加過多，欲速不達。而且沒有做好綜合平衡，錯誤地認為留有缺口才是積極平衡，以重工業特別是鋼鐵為中心安排計劃，從而導致了比例關係的嚴重失調。”
薛暮橋回憶，到1963年下半年，國民經濟出現了全面好轉的形勢，但問題仍然不少。國家計委在討論1964年計劃時，對於是否還要繼續調整的問題，出現了不同意見。國家計委委員吳俊揚等主張繼續調整，經過討論並報經中央同意，決定把1963-1965年作為一個過渡階段，繼續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包括大力壓縮基本建設戰線；大幅度降低工業生產發展速度；大力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這三年沒有列入五年計劃期。國民經濟經過前後五年的調整，經濟發展比較順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明顯的。以1962年為基期，在 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7.9%，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由於1962年的基數太低，後三年的經濟增長帶有恢復性質。
“二五”計劃期間完成的部分國家重點建設項目
鄭州黃河大橋（1960年4月21日通車）
蘭青線（1958年動工，1959年通車）
包鋼一號高爐（1959年10月15日建成投產）
首都十大建築（1959年建成）
十三陵水庫（1958年6月30日完工）
大慶石油會戰（1960年2月開始）
參考文獻
[1] 蘇星著：《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22—423頁。
[2] 參閱：薛暮橋：《懷念卓越的經濟工作領導者李富春同志》，摘自《薛暮橋文集》第14卷，第149頁。
[3]參閱：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頁；柳隨年、吳群敢：《“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 頁。
[4] 高鳳岐自傳《我的一生》節錄。
[5]參閱：葉子《毛澤東為何點名要陳雲收拾“大躍進”殘局？》www.people.com人民網。
[6]參閱：《紀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48頁。
[7]參閱：周維仁著《賈拓夫傳》，團結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至169頁。
[8]參閱：趙家梁《我的自述》，（未刊稿），第239頁；周維仁著《賈拓夫傳》，團結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17頁。
[9]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央黨史出版社，第613頁。
[10]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542頁 ；吳才興“李富春與八字方針的醞釀形成”《史海縱橫》2010年第3期。
[11] 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 版，第547-548頁。
[12] 參閱：谷牧 “回憶敬愛的周總理”2006年1月5日 人民網。
[13] 劉會遠著：《谷牧畫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120—121頁。
[14]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60頁。
[15]參閱：薛暮橋著《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16]參閱：於永平在王光偉同志誕辰100週年座談會發言稿；王裕群：《父親的職業生涯》（未刊稿）。
[17] 參閱：王宗光主編《懷念柴樹藩同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18]參閱：程子華著《程子華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404頁。
[19]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53～554頁。
[20]參閱：房維中等主編《李富春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584頁。
[21]歐陽淞、曲青山主編《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 第三冊，濟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頁 ；陳雲著《陳雲文選》1956-1958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 頁。
（作者: 曹文煉、張力煒；原載《中國產經》2018年各期，轉載時作者有個別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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