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野心

木心的野心

說起烏鎮，你會想到什麼？五十年前是茅盾，五年前是木心，現在是烏鎮戲劇節。今年的烏鎮戲劇節，恰逢中國話劇110週年，好一場文藝復興。每到這時候，我就會想起，那個從烏鎮走出，又回到烏鎮的永遠有少年氣的木心。

有段時間，我住在虹口。虹口有許多有意思的小馬路，看起來是寥落的，卻並不自卑。它們靜悄悄的在那裡，等著你去揭開那裡面的故事。

我喜歡晚飯後散步，漫無目的的走。有一次不知不覺走久了，很遠的，看見馬路邊上，有兩個少年。

揹著包、拿著照相機的少年，路燈下，一臉肅穆的。他們大約等了很久，才看見我這麼一個吃飽飯沒事做的溜達閒人，停了停，終究迎上來，我躲也躲不及。

“請問，這條路是大名路嗎？”

“你看路牌上不是寫著？”

“那167號是在這邊還是那邊？”

大名路167號。好像接頭暗號，我的好奇被激發了——以為他們在找

很快到了，黑黢黢的，一個很破的門洞，看不出有什麼花頭。樓梯出奇的陡窄，牆上佈滿了多家的電線和火表。

他們並不上去，只在門口逡巡。一個拍照，另一個就那麼站著，仰望。昏黃的路燈打在他們的臉上，看不大清他們的五官，似乎是清秀的孩子，帶南京腔。那神情我卻再熟悉不過了——在洛杉磯張愛玲故居前、在巴黎常玉墓前的我大抵亦如此。

“這是誰的房子嗎？”

兩個人異口同聲，輕輕地說，好像有點難為情似的，但我確信我聽清楚了那兩個字：

木心。

十六年前，我曾經去過一次木心的故鄉——烏鎮。

坐的是長途汽車，似乎中途還要換車——換車的地點已經不記得了。我揹著一個小小的書包，心裡是出門慣有的惴惴。烏泱泱上來一群人，說著同樣的話，想必都是烏鎮人。

他們饒有興趣地看著我，顯而易見是外鄉人。然而想了想，終究沒有開口問我，彼此都鬆了一口氣。我樂得靠著窗，看這一車人。他們似乎一大半都相識的，車尾和車頭的人大聲招呼著，大家都習以為常的樂呵呵。

他們講話，一大半都是疊字，與上海話極其相似，個別詞格外嗲媚，但不是蘇州話的綺麗，有種天然的質樸。

“今朝哪哈？”（今天怎麼樣？）

“哦少哦少。”（快點）

“到汽車站望活裡去？”（到汽車站怎麼走）

很多年之後，我讀了木心寫的《烏鎮》，開頭和我的經歷如此相似：

坐長途公車從上海到烏鎮，要在桐鄉換車，這時車中大抵是烏鎮人了。五十年不聞鄉音，聽來乖異而悅耳，麻癢癢的親切感，男女老少怎麼到現在還說著這種自以為是的話——此謂之“方言”。

“這裡剛剛落呀，烏鎮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烏鎮的時候，還不知道木心。

那時的烏鎮尚未開發，文藝男女青年黃磊和劉若英的瑪麗蘇傑克蘇經典電視劇《似水年華》要到兩年之後才播出。

我去烏鎮，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筆名：茅盾。鎮上的人，提起茅盾，無人不知，卻都不知道沈雁冰這個名字了。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七十年前，鎮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卻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烏鎮的大家，在東柵的一條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氣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書呆子少爺，“他們只知道他是寫字的”，還比不上另一個在《申報》做主筆的嚴獨鶴，“因為《申報》是厲害的，好事上了報，壞事上了報，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說，地攤上多的是，風吹日曬，紙都黃焦焦，賣不掉”。有鄉里人貿貿然找沈雁冰寫狀子，結果當然是不行，於是大家又傳言“沈雁冰連個狀也寫不來。”言下之意，小說家其實是廢柴。

沈雁冰的鄰居孫牧心不這麼想。

孫家和沈家在同一條街上，有人傳言他們是遠親，其實並不是。沈家的財產襄理是孫家的好友，因為這層關係，孫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書，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願意借給他，不僅僅因為抹不開面子，這個少年雖然不善談吐，借去的書卻是有借有還，壞了的部分還補綴裝訂，還回來比借去的還好。

孫牧心，亦是烏鎮人眼裡的異類。他8歲還要丫鬟抱著出門，等到十幾歲，全然不知人情世故，連東西也不會買。鄉里的青年們，會傳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孫牧心呆呆看著，一句也不會，心裡羨慕得緊，嘴上不響。

他是如此羞澀而驕傲的少年，乃至於見了茅盾，居然開口問：“我一直以為作家都窮得很？”因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茅盾回答：“窮的時候，你沒有看見。”

這兩個人的對話，古怪而唐突。一個問，沈先生在臺上做演講的時候，能不能不要用烏鎮話講“兄弟兄弟”，聽著難為情。

一個回答，因為不會演講，只有說烏鎮話，好像才不緊張。

這少年簡直是唐突而無禮的，對茅盾最大的誇獎，不過是在誇了魯迅的“文章濃”之後，順便說“沈先生的學問這樣好，在小說裡看不出來”。臨別時茅盾送書給他，問他可要“題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後，少年孫牧心已經變成了老年木心，他回憶起這段往事，也覺得自己莽撞，卻辯解說，不稱呼“伯伯”而稱“先生”，“乃因心中氤氳著關於整個文學世界的愛，這種愛，與‘伯伯’‘蜜橘’‘題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個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風眠——他的畫作裡有很多林風眠，很多年之後，陳丹青說他其實學的是范寬和達芬奇，這當然是“弟子眼裡出西施”，但據說木心聽了激動得很，在馬路中間停住了說：“被你看出來了啊！”

1946年在上海美專的兩年，知情人說，這該是“20歲的木心生涯中的黃金時期。拉開民國末腳和熙的一幕：有誰見過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鵝絨西服、白手套的‘比亞萊茲’式的裝扮；今日又著黃色套裝作‘少年維特’狀；也許明天換上白褲、白色麂皮靴的摩登到家。”儘管身體不好，他仍然熱衷遠足，喜歡到霞飛路的亞洲西菜社，吃羅宋湯和小圓麵包。

難怪他晚年看到自己少年的照片，認出來的一瞬間，他喃喃地說：“嚯，神氣得很呢……”忽然就用手遮住臉，轉過頭，不可遏制地痛哭起來。

有人說，那時候的木心，不是我們認識的木心，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熱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麼風輕雲淡。說這句話的是我的一個朋友，我覺得木心沒有變過，指點江山和指點文字，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裡，無論是文字還是繪畫，都顯露無疑。

他是一個奇特的革命者，一邊革命，一邊又要“小資產階級情調”，他自己說，自己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革命者。因為學生運動，他被校方開除，又被通緝，不得已跑到臺灣去躲了躲，然後又回來參加解放運動，在部隊裡，他依舊是特立獨行的自由主義者。那一段經歷，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憶裡，只特意寫，自己一邊扭秧歌，一邊吐血，血噴出來，噴在黃色的軍裝上頭。

後來在外高橋做了國文老師，幾乎是隱姓埋名的，有詩為證：

國慶節下午

天氣晴正

上午遊行過了

黃浦江對岸

小鎮中學教師

二十四歲，什麼也不是

看樣子是定局了

巴黎的盤子洗不成了

奮鬥、受苦，我也怕

老家的母親來上海投奔他，家業早已散落了，交出了“孫家花園”，企圖當個普通群眾。然而到底不像，來的時候還穿著黑絲網手套，牧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繪畫成了工作，文學當作興趣。他和朋友們聊到深夜，母親表示了不滿，他把門上塗了桐油，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響聲：摸著門鉸鏈塗了點油夜寂寂 母親睡在隔壁。

他想做介子推，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運來了。

1956年，木心被關進了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劃偷渡。據說，是得罪了當年上海美專的同學，來抓他的時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終甚至“像冉·阿讓那樣拒捕跳海（高橋嘛！）遂被撈起投入監獄”，這是他第一次的牢獄之災，調查許久，查無實據。出獄前，獄卒忽然來告訴他：你媽媽死了。

木心後來說：我哭得醒不過來。為什麼不等到我出去以後才告訴呢。

出獄後，木心被收編，生產工藝竹簾畫及毛主席立體照片。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們曾經一起聊天，談到廣告，對於五顏六色的廣告，木心鄙夷的表示“反而一副窮相！西班牙的廣告一律黑色，貴族氣派。”

夏葆元心說：那年代，哪有廣告？更不用說西班牙廣告？

文革一起，他再次入獄，這一次是因言獲罪。據說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木心憤而嚷嚷：“他也配對海涅亂叫。”

關起來的地方是“防空洞”，大約近似地牢。木心說，有時候會聽到人們說：“落雨了。”又有人說：“買小菜啊！”他有時候會想：“這一切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又有時候，聽著這聲音，“我對生又充滿了希望”，“這種聲音簡直是從另一世界傳來的福音”。

監獄裡的犯人每月允許洗一次熱水澡，木心說，當熱水直達頭頸以下的脊椎，“這一種舒服如同死一般的舒服。”還有一次，看守允許他到天井放風，木心擱了一塊“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熙的陽光下翻起絲綿棉襖來。

明明是在坐牢，是隨時會槍斃的罪名，他倒這樣享受，這享受和死亡沾了邊。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棄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選難的。”

有一天夜裡，因為太瘦，他從欄杆裡鑽出去了。然而想了想，他居然又重爬回囚禁他的牢籠。

一位“美術模型廠的同事”曾回憶說，1973年某日，他誤入“防空洞”，木心拉著他說，肚子裡油水一點沒有，你幫我出去買一客“小白蹄”帶進來，喏！3角5分拿去。這一切“享受”，都與死亡沾邊，聽起來格外驚心動魄。

他說要寫交代，拿到了筆和紙，其實寫的都是自己的東西，散文詩歌樂譜，密密麻麻的，如同天書。到墨水快要用完時，他就加點水，然後故意碰翻，獄卒拿來新的，對他說，別滑頭，好好交代。密密麻麻的，寫了65萬字。

文革結束之後，木心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上班。他總是“戴著鴨舌帽、穿著黑風衣”，大家背後往往稱他“老克勒”。也有人對木心開玩笑說，他應該戴電視劇《上海灘》主人公戴的那種禮帽才更有派頭，木心聽了笑得很開心。

章說他是“首席設計師”，其實也不是。他和年輕人相處得很好，據說有一次，正在討論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問題，雜誌編輯部開了一個研討會，方陽在發言時開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麼設計出來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設計出來的吧！”會議結束以後，木心笑著對方陽說：“小方，你這段話說得太好了！因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時常弄出一副馬上就要走的樣子，他對同事們說，我是一個遠行客。

他始終是孤獨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張轉印小畫給朋友們品評。可是誰也看不出好在哪裡，他大為失落，當夜，獨坐在小酒館，喝著惆悵的酒。

不過，後來去美國簽證處，他也帶著這些畫，簽證官看了，對他肅然起敬，相信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國。工藝美術研究所的同事們說，這個人，將來肯定要衣錦還鄉的，帶著美麗的太太。前一半說對了，不過，他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剛到美國的木心和所有藝術家一樣，捉襟見肘地生活著，有人願意為他提供豪華住處，然而需要每個月需要作畫送他，還要為他捉筆寫文，木心當然不肯。

他住到“瓊美卡”，聽這個名字，還以為多麼文藝，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紐約時原打算去探訪，結果朋友們說，那裡多是非洲人和拉美人，獨身女子還是不要去的好。

是就此沉淪下去，變成一個來美國討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就像在監獄裡，他把自己的爛鞋鞋頭用手捏尖，覺得自己像個王子。

他自己做襯衫，自己做鞋子，把燈芯絨直筒褲縫成馬褲，為了搭配馬靴。他唯一的慌亂，是在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勁擦，“因為是麂皮的，很難處理。”

詩稿的旁邊，也寫菜單，從蟹粉小籠到火燒冰淇淋，從金腿雪筍貓耳朵到瑞士新貨雀巢牌摜奶油，從採芝齋鮮肉梅菜開鍋眉毛餃到沙利文當天出爐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個美食家，會把雞蛋吃出十二種花樣。賺了一點小錢，要去買生煎包子吃吃，像在監獄裡想念“小白蹄”。

他說：“把生活過成藝術，就能成為藝術家。”他做到了。但他的野心，並不僅僅是成為藝術家。

他自己說過，文學是自己的兒子，繪畫是自己的女兒。他說，兒子是窮的，然而還是兒子好。所以拿女兒的嫁妝來補貼兒子。在賣了自己的畫之後，他開始寫自己的文字。

他是一個有野心的文字寫作者。陳丹青後來說，木心有段時間遲遲猶豫，不肯回烏鎮，是因為惦念大陸的出版，惦念他是否有讀者。“他永遠在猶豫。很真實的原因，後來我才明白過來，很簡單：他在等大陸出版他的書，出來後，迴響會怎樣。他也不肯多寫文革時的經歷，他說，我不喜歡寫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為了那些苦難，而不是因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還在於文學。一如少年時，他在茅盾的家裡和茅盾的那場較量，他骨子裡有個榜樣，那是魯迅。他想做文學導師。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學課開始了。他穿著淺色西裝，開始講，每次四小時，每兩週上一次。來聽課的都是藝術家，每節課二三十塊錢，大概也有補助老先生的意思。這一講，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對陳丹青們愕然說：“原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陳丹青們，經歷了歷史洪流的我們，和過去，斷絕了來往。文學、詩歌、音樂、藝術，我們都一竅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他代表著那個時代，那個時代裡，男子善於妙手著文章，女子也會白描世態炎涼，他們和愛人白日攜手遊冶，夜裡把盞到霧重月斜。離家去國，綿長歲月在壯闊山河裡遊走，是為民國。我們看那個時代，原本是影影綽綽的，看也看不清，而現在，忽然驀然來了一個木心，所有人都驚豔了。

這驚豔，一半為木心，一半為我們失去了的傳統。

就像木心自己說的：古代，群山重重，你怎麼超越得過。有人對我說，洞庭湖出一書家，超過王羲之。我說：操他媽。

木心在晚年回到了烏鎮。那個他曾經有些失落的故鄉，在他歸來時，對他隆重而熱烈。

近1000平方米的大宅子裡，有全部由紐約打包來的19世紀古典風格傢俱。與木心相伴的是兩位“80後”潮男管家、一位清潔阿姨，一位中年廚師、一位保安，還有兩條有好聽英文名的狗——“一隻叫瑪利亞，一隻叫莎莎。瑪利亞比較聰明，莎莎就笨一點。”

他喝西湖龍井、寫字、畫畫，陽光好時偶爾出門散步，有時也抱怨廚師燒飯太鹹。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經想要來烏鎮看看他，木心說，“你們忙，我也忙，算了吧。”木心寧願寂寞：“其實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從來沒有去過烏鎮的木心紀念館。對於烏鎮，我還保留著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記得小飯館裡的紅燒羊肉，也記得黑魚湯裡的厚厚胡椒粉，更記得烏鎮人的那種矜持的熱情——餐館的老闆請我吃定勝糕，眉梢是藏不住的喜不自勝，原來是兒子考上了大學：“是北大。”聲音幾乎是顫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澀，對於父親的驕傲，他逃也似地躲進房間，飯館的客人們向他恭喜，臉紅到脖子。我注意的，卻是他手上那本書，乃是一本《世說新語》。

忽然想起陳丹青和阿城聊天，說這樣子再過若干年，我們下面，還有誰呢？阿城說你可不能這麼想，年輕人咕嘟咕嘟冒出來，不要小看年輕人。

去過烏鎮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現在的烏鎮有茅盾，有木心，還有烏鎮戲劇節。今年是烏鎮戲劇節的第五年，對於一個戲劇節來說，真是一個傳奇。這一屆烏鎮戲劇節，擔任藝術總監的是田沁鑫，今年也是中國話劇的110週年。我想，倘若木心在世，一定無比欣慰，他所渴望的文藝復興，在他的家鄉，成為了現實。

忽然想要再去烏鎮看一看。

選自李舒︱山河小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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