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聯美思潮破滅始末

清朝末年，洋務派知識分子們的理想是“中體西用”。出身舊學，而又仰慕西學，正是當時眾多洋務派的普遍心態。為此，四批幼童被派往美國學習先進的西方科技，思想觀念受到強烈的衝擊。但當洋務派知識分子們在努力瞭解美國，試圖聯合美國以自強的同時，卻被一浪高過一浪的排華浪潮擊碎了幻夢。直到一戰後的巴黎和會，國人才認識到，靠誰都不如靠自己。

那麼，年已60的老翰林陳蘭彬，為何能成為中國首位駐美公使？後來的多位駐美公使是如何學會保護華工利益的？洋務派知識分子為何想背靠美國？現實又是如何擊碎他們的幻想的？本期檔案揭秘， 楓林為您講述：清朝末年，聯美思潮破滅始末。

1872年8月11日，廣東吳川人陳蘭彬帶領著詹天佑、唐紹儀等30名平均年齡12歲的幼童，從上海出發，橫跨太平洋去往美國，開始了留美生涯。

陳蘭彬出身翰林、飽讀經書，中學功底深厚之外，還曾先後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幾位洋務大臣給他的評語是：辦洋務“苦心孤詣，智深勇沉”，因此他成為洋務領袖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一致認可的理想領隊。

在香港，陳蘭彬看到並試驗了美國人剛剛發明的電話，聽說即將要製造錄音設備時，他感慨萬千，在日記中稱“將來製作盡善，當必傳佈中華”。到美國舊金山後，他又看到“輪船穿梭行駛，大廈樹蔭草地”，然後是這個遙遠國度發達的科技、不能細數的各種機械設備如掘煤機、吸水機、陶冶機、墾地浚河機……“一切與東方迥異”。在給朋友的信中，陳蘭彬稱“外洋繁華已極，美國尤甚”。

出身舊學，而又仰慕西學，正是當時陳蘭彬等許多廣東籍士人的普遍心態。自1757 年以來，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廣東一直是中國唯一的外貿口岸。而從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來到廣州後，中美之間，特別是廣東商人與美國商人之間，就有了長期商貿往來。而後，大批華人從這裡出發到南洋和美洲打工——早期旅美華工大多都是廣東人，商人們也從這裡出發下南洋或是去美國經商。而他們的子女，後來被視為“知美先行者”的容閎、伍廷芳等人，也因此先於同時代的中國人到美國、英國求學，甚至連1872年以後的四批120名留美幼童中，廣東人也多達81名。

所以，當清政府考慮遣派駐外使者時,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廣東沿海地區。正如當時的閩浙總督左宗棠所說的，“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 江浙、福建、廣東沿海各地士商出外者, 實不乏人, 其中亦有通曉各國語言文字者”，他認為，從中必能找到精幹的外事人才。於是，當1875年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國派駐使節時，在美國督學三年的陳蘭彬得到李鴻章的大力推薦，稱其“駐洋三年籌辦要務, 均極精詳”，於是這位60歲的老翰林成了晚清首位駐美公使、近代中美關係的拓荒者。

從那以後，直到1911年清王朝結束，晚清8任駐美公使中，竟有6位廣東人，分別是：陳蘭彬、鄭藻如、張蔭桓、梁誠、伍廷芳、張蔭棠。

陳蘭彬

當此“洋務、自強”成為中國主流思潮的年代，先期接觸到美國的中國人已對美國的科技和繁榮多有論述，已不僅僅是1840年代華工們去美國開荒時，地廣人稀的表層印象了。

駐美使團隨員徐承祖注意到，“美國因機器廠甚多，出產豐足、兼有電報火車運轉極速，故立國剛剛百年，而庶富已等於歐洲”。著名洋務派知識分子薛福成則認為，美國產業在80年內增加43倍，所依靠的就是火車、輪船、汽車等先進的交通工具。他特別論述了美國鐵路40年間從無到有、建成21萬里的經驗，“凡墾新城、闢荒地，無不設鐵路以導其先”。

然而，洋務派知識分子們的理想是“中體西用”，他們很少論及美國的政治制度。鄭觀應在《吏治論》一文中倒是有稱讚美國地方政治：辦事很簡單，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幾個相關人員見面一商量就可以定下了。但無論是鄭觀應還是薛福成，同時都認為美國“民權過重”。陳蘭彬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認識，與鄭、薛二人大體類似，根深蒂固的抱定皇權觀念。這也正是陳蘭彬以翰林身份擔任留美幼童督學的原因，清政府絕不希望留美幼童越出“中體西用”的框架。

只是，對於有如一張張白紙的留美幼童們來說，清新而個性張揚的美國理念，以及全新的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科學知識，遠比刻板的四書五經有趣得多。隨著接觸自然科學知識及西方人文科學知識漸多，年輕的留學生們開始言必稱自由、民主、個人權利，見到官員也不再行跪拜禮，有的還與美國女孩子談戀愛，甚至不願再穿中式服裝及留髮辮，還有一些人開始接觸和信奉基督教。

在陳蘭彬看來，這些都屬於“不合禮儀、放蕩淫逸”。到1880年，他終於忍無可忍，屢上奏摺請求將留學生全數召回。儘管李鴻章極力反對，但清政府最終還是批准了陳蘭彬的請求。

對此，《紐約時報》評述說“清政府希望只從美國引進知識、科學和工業模式，而將‘病毒’拒之門外，這怎麼可能？要麼不要，要麼全要，否則，什麼也得不到”。

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被稱為“留美幼童”

儘管在留美幼童一事處置中有令人惋惜的失當，但陳蘭彬仍不失為一位稱職的中美關係開拓者。除了留下一本記錄美國真實情形的《使美紀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建立中國使館外，他還在華人聚居的檀香山、舊金山等地陸續建立領事館。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為美洲華工權益奔走交涉——從他開始到1911年清王朝結束，晚清歷任駐美公使無不以此為第一要務。

19 世紀70 年代，旅美廣東籍華人已達18 萬人之多。然而，與其貢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從抵達美國之日起，華工便飽受歧視與排擠——在經濟不景氣的刺激下，勤勉高效且工資低廉的華工，便成為白人工人的仇敵。

這背後又有文化差異使然。“在當時的西方人眼裡，華工穿民族服裝、梳辮子的奇怪造型，都令西方人難以捉摸，因此很容易成為靶子”。於是，鐵路完工時，華工便由“築路英雄”變成了“劣跡斑斑”的劣等民族、大逆不道的異教徒。從加利福尼亞開始，排華風潮迅速蔓延至美國全國。而共和民主兩黨競相以排華為競選口號，以爭取更多的選票。

據統計，從1855年到1876年20年間華工遭殺害案件多達262起，然而美國政府顯然對此採取了縱容態度，地方政府對於此類事件通常既不預防，事後也不設法平息，讓犯人從容逃走；美國聯邦政府則往往以無權干涉為由，推脫中國政府的抗議和懲治兇手的要求，走投無路的華人只能向祖國求救。

正是這些持續的請願聲，令清政府率先考慮將美國作為首批公使派出國。剛到美國的陳蘭彬，感受著美國文明的同時，也感受到了美國廣泛存在的對華惡意，陳蘭彬說，美國人在談到華人時，必極盡醜化詆譭，而且還憑著臆想亂說。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大肆侮辱華人。

美國官方對中國同樣心存輕蔑。1880年前後，苦讀近十年的留美幼童們大多已高中畢業，李鴻章希望這些留學生們能進入美國軍事院校學習西方軍事，成為大清未來的國防中堅。然而，美國政府允許日本留學生攻讀美國軍校，卻不給中國學生同等待遇。李鴻章要求容閎與美方交涉，但美國國務院回函稱“美國大學沒你們中國學生立足之地”。

陳蘭彬任駐美公使的那幾年，美國排華風潮愈演愈烈。18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旨在限制華工赴美的“國會15乘客法案”。該法令規定，無論在中國或世界各地，赴美國的任何船隻，中國乘客人數不可超過15人。

此時，正值陳蘭彬接受公使任命二度來美國。趕在美國總統批准“國會15乘客法案”前，陳蘭彬和副使容閎一面警告美國國務卿威廉.埃瓦茨“若該法案通過，他將無法預見中國國民有何反應，或對於在華美國人有何影響“，一面到處動員美國在華商人、傳教士，四處拜會美國政界、商界人士尋求支持。

曾任駐華外交官的耶魯大學威廉姆斯教授，也寫了一封由全體耶魯教職員署名的請願書遞交給海斯總統，指出該議案有可能影響中美商貿並危及在華美國人的生命安全，這才促成海斯總統否決了此議案。

醜化華人畫報

陳蘭彬之後，美國排華風潮愈演愈烈。1882年，美國通過了停止華工入美20年的“排華法案”，這一法案通過後，華人成了美國曆史上唯一被國會及聯邦政府立法排擠和禁止移民的民族。曾隨曾國藩、李鴻章辦理洋務的廣東中山籍舉人鄭藻如緊急赴美擔任駐美公使。

抱病出使的鄭藻如向美國總統亞瑟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否決這一議案，但美國國會趁鄭藻如赴西班牙遞交國書之機，仍然通過了這個法案，只是將20年縮短為10年。鄭藻如不罷休，再三交涉，美國政府只是略作讓步，宣佈離美返華華工只要有中國領事館簽發證明就仍然可以回美。

1885年9月，在懷俄明的石泉鎮礦區，再次發生暴力驅逐華人的惡性事件，華工被殺28人，受傷15人。已經病至半身不遂的鄭藻如，正式向美國國務卿提出照會，要求償命、懲兇和賠款。從未受過專業外交訓練的鄭藻如，還擬就了一份“冗長然而極有說服力”的抗議書。

儘管這次交涉的最終結果只是在兩年後獲賠14.7萬美元，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排華風潮，然而這份抗議書卻被美國參議員稱讚為“所見過最雄辯、最出色的文章”。後來的美國曆史學家則稱之為“在1897年伍廷芳出使美國以前，中國外交官發出的最莊嚴的、有辨識力的、合邏輯的文件”。

排華法案

較之傳統士大夫出身的陳蘭彬、鄭藻如，此後幾位同為廣東籍人士的駐美公使如廣州人梁誠、新會人伍廷芳等，在對美交涉中顯然就有了更多手段，這與他們深厚的西學背景不無關係：梁誠出身第四批留美幼童；伍廷芳則是華僑之子，自幼生長國外，後來又到英國學習法律。

梁誠的留美學習經歷及兩年的助理外交官生涯，使他對美國的國情及其文化和法律有了更多的瞭解。在中美交涉中, 他與前任顯著不同的是，無論陳蘭彬或鄭藻如，他們的交涉武器始終侷限在“公理、道義”，以及有限的人脈支援，而梁誠已經能自如使用諳熟的國際法知識，動輒批駁美國的排華法案踐踏國際法。

梁誠在留美求學期間，就以同學、朋友身份爭取到了一批同情中國的好友, 其中不乏美國知名人士, 包括美國外交官和國會議員，他經常奔走於美國外交部、國防部，遊說兩院議員，甚至走出華盛頓, 到紐約、費城、波士頓等城市，向華人及美國人演說。結果是一些力主排華的人開始對華工表示同情，報紙在議論排華政策時也不再那麼言辭激烈。

1904至1905年間，梁誠敦促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減免部分沒有完全支付的庚子賠款。照條約清政府應付美國賠款2444萬778元8角1分，得到美國國會和老羅斯福總統贊同後，將當時還沒有付的款項1078萬5286元1角2分，從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這筆款項的一部分後來被用作建立清華學校，也就是現在的清華大學。

至於伍廷芳，更為純粹的西學背景和法學背景，使他成了晚清歷任駐美公使中當之無愧的最“知美者”。運用法律專業知識交涉之外，伍廷芳更意識到了中美兩國之間互不瞭解的現實症結，因此經常對美國人演講稱：“美國人一直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人存在許多誤解, 看問題不全面, 不公正。”他一再強調, 中國人來美國, 是“用勞動換取報酬。他們等價交換, 誠實無欺。他們受到排斥不是因為他們不好, 而是因為他們太善良了”。

伍廷芳的美國朋友之多、交情之好更超過樑誠。因此他經常利用私人關係進行各種交涉，影響美國民眾。在駐美公使中，利用民意輿論以左右美國外交政策，伍廷芳是第一人。他與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也有私交。利用這一關係，他每次都向總統表白自己對美國排華政策的態度。而羅斯福在與伍廷芳的接觸中, 對中國有所瞭解，也常會私下給伍廷芳一些“優惠”。

伍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