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前夕，人民日報很應景的發佈了一組“中國婚姻數據報告”。這份報告由民政部1987年~2017年、31年間的數據整理而成。
“晚婚”現象已成趨勢
注意：單位是千分號
可以看到，從2013年開始，結婚率數據呈現顯著的下跌趨勢。（結婚率 = 結婚次數 / 年平均總人口 × 1000‰）
其中，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較低，結婚率最低的5個地區分別是上海、浙江、天津、江西和山東，其結婚率分別為：0.45%、0.61%、0.61%、0.62%、0.63%。
在2013年之前，結婚比例最大的是20~24歲年齡段，而從2013年開始，25~29歲年齡段成為了結婚主力軍，“晚婚”趨勢已非常明顯。
而在人民日報發佈的一份關於結婚年齡的調查問卷顯示，“晚婚”人群已佔據絕大多數。
具體來說，在15654個有效調查樣本中，有7721人已經結婚，其中選擇在28歲結婚的人比例最多，佔20.54%，其次是30歲，佔16.9%。所有選擇在28歲（含）以上結婚的人，佔比高達57.77%。
為什麼晚結婚的人越來越多？
過往的生育政策鼓勵晚婚晚育，男方年滿25週歲、女方年滿23週歲的初婚即為晚婚，可以享受額外的“晚婚假”及相關福利。但自2015年開始，經人大審議，晚婚假與晚婚相關福利已逐漸取消，就連生育計劃也從“只生一個好”變成“二胎很幸福”。
從目前來看，晚婚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至於為什麼選擇晚婚，大家給出了諸多理由，其中排名前三的是：
1、沒找到合適的人；
2、沒有能力承擔家庭責任；
3、享受單身生活。
有網友戲稱：
“上完學就20多歲了，畢業後首要任務是找工作，工作以後忙於應付，圈子小，又遇不到合適的人，慢慢就晚婚了唄。”
實際上，晚婚現象越來越突出的原因是多元化的。
從地區來說，經濟越發達、生活水平越高的城市，對單身生活方式的寬容度也越高，晚婚甚至不婚人群也越高。
從理念來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觀念已經發生改變，對年輕人而言，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而只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
從教育來說，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人們受教育的年限增加，年輕人本科畢業就22歲了，結婚的年齡必然會被不斷推後。
從城市化角度來說，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在帶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劇了各種競爭。而對生存能力的追求，又反過來倒逼人們要比以前接受更多的再教育、再培訓才能適應社會競爭，這也在一定程度延後了年輕人經濟獨立的時間，延後了走進婚姻殿堂的年齡。
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那就是婚姻的功能性在不斷減弱。如今，大部分已婚人士能幹的事兒，未婚者也能幹，年輕人“第一次”的平均年齡和初婚年齡基本沒啥關係。而在歐洲，非婚生子佔新生兒的比率和婚生子相差不多。
從行為經濟學角度解釋晚婚
在房價昂貴的國外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東京、首爾等地，人們的初婚年齡普遍較高。而經濟的高速發展造成的社會結構飛速變化，也讓那些超級城市人們的“稟賦效應”尤為明顯。
稟賦效應是一個行為經濟學名詞，是新晉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稟賦效應認為，人們對同一件東西的價值判斷往往存在巨大差異，如果這件東西的所有權屬於自己，就會認為他很有價值，如果所有權不屬於自己，那對其的價值判斷就會大打折扣。
那些大齡未婚，但仍希望結婚的人，大多表現出較強的稟賦效應。在相親時，他們對自己婚姻的出價，比別人給他們的出價要高，但在看待同樣的大齡未婚異性時，則判斷對方的婚姻價值偏低。
人們的這種判斷差異，本質上來自於對風險的厭惡，對維持現狀的一種習慣性偏愛。這種稟賦效應反映在如今的婚姻市場中，就是很多人秉承的“寧缺毋濫”的原則。
那有什麼解決辦法呢？從行為經濟學角度，提供兩個解決方案。
一是到房價更便宜的城市，或者社會體系更替較慢的地區去發展，但對大多數心懷夢想的人來說，這個建議簡直糟透了。
二是等待經濟的新常態效應，屆時社會系統更迭會變慢，人們的稟賦效應會減弱，這對大齡渴望結婚的人來說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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