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融合第一人
——清末民初書法大家曾熙
文 | 張衛武
內容提要
曾煕像
曾熙（1861-1930），譜名昭銜，榜名榮甲，更名熙，字子緝，號嗣元、士元，又號俟園，晚號農髯，出生於湖南衡陽市。世人皆醉我獨醒，每個時代都不缺乏這種大智慧的人，清末民初書法大家曾熙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正文選摘
中國書法發展史源遠流長，如果從甲骨文開始算起，書法的發展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在書法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書法先後從甲骨文、金文到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發展到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小篆為官方文字，而秦隸為世俗文字為止，長達一千多年。從秦漢開始，書法的發展突飛猛進，日新月異，不同字體先後出現並走向高峰。魏晉時期，書聖王羲之的出現標誌著書法成為士大夫以及讀書人孜孜以求的榜樣。楷書、隸書、行書、草書、篆書的大家舉不勝舉，使整個書法發展史波瀾壯闊，美不勝收。可是盛唐過後，中國文化從鼎盛陽剛時期走向了陰柔秀美的時代，行楷書以及行草書大行其道，宋四家蘇、黃、米、蔡以及趙氏、董氏書風影響下的元明書法都走向了形式美的道路。清初的傅山、王鐸異軍突起，掀起了一陣浪花後又後繼無人重新走向了趙、董書風一統天下的局面。物極必反，帖學的沒落以及貧血造就了碑學的後來居上。自南北書論後，經包世臣、康有為的大力鼓吹及實踐，一大批默默無聞的魏碑被重新發現和推崇，並推出“碑派書聖”鄭道昭來與書聖王羲之相抗衡。
碑派書風的興起有很多原因，這裡不一一細數。但碑派書風大勝之後，以王羲之為代表的帖派書風逐漸退潮，被視為書聖的王羲之招來很多批評。一時間，人人以學北派為榮，以書寫雄強、狂放甚至醜拙的書法為榮。要與帖派相抗衡，自然是要樹立碑派的權威人物，最終找到了比王羲之更早的書法大家鄭道昭並逐漸“封神”。從阮元認為《鄭道昭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否定了千年來眾人的共識，也否定了王羲之的地位；到了葉昌熾更甚，認為鄭道昭是書中之聖，直接否定了王羲之，為碑派高舉大旗。
碑派之說大盛於世，很多人並沒有深入思考就人云亦云，並積極實踐，只怕沒趕上時代風氣，成為時代的棄兒。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橫空出世之際，引起洛陽紙貴，書家紛紛購買或抄寫，爭相傳閱，引為經典，其實，只要認真閱讀比較，康有為的理論前後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少，可供批判的言語很多，但並沒有人認真計較，只是跟在後面追風，一時之間，無論三尺孩童還是白髮須翁，都言必北魏，書必魏碑。
曾煕（左）與陳三立（中）、李瑞清（右）
在碑學大熾的時代背景下，很多人對魏碑很是著迷甚至癲狂。許多一千多年前的魏碑被不斷挖掘，一些當時鄉下讀書人書寫又被不識字的石匠一陣亂刻的石刻也被奉若神明，成為學習書法的不二法門。當然，世人皆醉我獨醒，每個時代都不缺乏這種大智慧的人，清末民初書法大家曾熙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曾熙（1861-1930），譜名昭銜，榜名榮甲，更名熙，字子緝，號嗣元、士元，又號俟園，晚號農髯，出生於湖南衡陽市。
曾熙出生於貧寒之家，父親早逝，由母親含辛茹苦地撫養成人。曾熙幼時聰慧過人，學習用功刻苦，深得老師和族人的喜愛。“幼聰強，弱冠補諸生，博覽嫻藝文，復以工書稱儕輩。學使者張君享嘉負雅望，拔君肄業校經堂，學益進。”曾熙在經書堂學習之時，與李瑞清結交，成為終生知己。在1888年，曾熙正式拜鄧輔綸為師，學習詩文。曾熙是年二十八歲，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尤以善隸書而著稱三湘，人稱“三湘名士”。1891年，曾熙參加鄉試，考官為王錫蕃、丁立鈞。鄉試發榜，中正科中式第二名舉人，榜名榮甲。曾熙手書“亞元”匾額以慶。1894年，與李瑞清同入京師參加會考，至京後藉助宣武門外達智橋衚衕松筠庵，食必同席、臥必同榻、出必同行。在一起研習書法為樂，購得《水前拓本鶴銘》《黃庭經》以及周代青銅器拓片十數種，一同研習。曾熙自題臨《黃庭經》：“猶憶甲午之歲，與阿梅寓京師松筠庵得此黃庭，並水前拓本鶴銘、周器拓片十數種，遂大樂不已。乘車出前門，縱觀郊外竟日始歸。”甲午戰爭爆發後，投筆從戎，入劉坤一軍幕。1895年，赴山海關，抵抗日寇。後參加公車上書，反對簽署《馬關條約》。會考不中，納資為主事，分兵部。“（熙）甲午、乙未居京。乙未春試後納粟為主事，分兵部。其時熙居京內，而仲兄又以營務委員居山海關。”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曾熙護母回到衡陽。1901年，曾熙主講石鼓書院兼漢壽龍池書院。“庚子之歲，拳匪肇亂，曾熙侍母歸自京師。越歲辛丑，鄉人以熙主講石鼓書院。” 1903年，曾熙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與齊白石相交。“癸卯科補辛丑、壬寅正併科中式十五名貢士，殿試二甲進士。” 1905年受湖南巡撫陸元鼎誠邀返回衡陽，創辦湖南南路優級師範學堂，任監督併兼任衡清師範學堂監督。1907年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湖南大學校史有記載：“曾熙，1907年任高等學堂（今湖南大學）監督。對學生宣講《春秋》和王夫之《黃書》《噩夢》，藉以培養愛國情操。”兼任省教育會副會長、會長。1909年，當選為湖南省諮議局議員、副會長，同時任教育會會長，還擔任過自治局局長。“10月初，各地議員陸續到達長沙，8日在長沙召開省諮議局預備會議，選舉譚延闓為議長，馮錫仁、曾熙為副議長。他同時任教育會長，還一度擔任過自治局局長。”
1911年，辭去湖南南路優級師範學堂監督，攜帶何紹基臨《張遷碑》入京。辛亥革命後，居衡陽慈德堂，以著書自娛，侍母至孝。
1915年，應李瑞清之邀至上海，李瑞清作《衡陽曾子緝鬻書直例引》，極力推薦曾熙的書法。曾熙留在上海以鬻書為生。1916年6月1日，《申報》刊登《海上又來一書家》介紹曾熙書法：“衡陽曾季子先生名熙……與清道人同學書，書名滿天下。……先生書與清道人相頡頏，清道人夙自負，於時賢書無所可否，獨好先生書，以為有晉人風，其書名貴可想。”
1917年汴晉魯湘水災為患，與題襟館書畫會同人何詩孫、李瑞清、吳昌碩、王一亭發起書畫助賑。1919年張大千到上海拜曾熙為師。1920年，清道人李瑞清病逝，曾熙一手操辦其喪事。1921年，湖南災荒，與湖南名流何詩孫、譚澤闓等人發起書畫賑災活動。9月初，赴南京牛首山祭祀清道人李瑞清。同年參加停雲書畫社的書畫雅集活動。是年，朱大可師曾熙先生，問學之際，曾熙所言，多有記錄，遂成《遊天戲海室雅言》，記錄了曾熙許多寶貴的書學理論，成為研究曾熙書法和其書法理論不可多得的資料。
曾熙 題書法冊籤
1922年參加日人石野哲弘籌備半年之久準備在上海、日本舉行的中日聯合美術展覽會，參加者還有劉海粟、陳師曾、吳昌碩、王一亭等人。1923年春，自訂鬻畫潤例刊登在《時報》上，自稱“以書論畫”，這是曾熙最早的鬻畫潤例。
1925年5月26日，曾熙以十三件畫作參加由中華教育改進社、美育社、江蘇省教育會美術研究會聯合舉辦的現代名畫家展覽會。“曾農髯十三幅，仿孟麗堂山水一件，筆意清勁，肌理細膩，《古木奇石》一幅，功力深邃，出筆遲拙如石刻。曾氏不獨書法之足傳矣。其餘仿石溪仿清湘都有神似處。”1926年3月，被上海女子美專聘為新校董，向學校捐助書畫以作辦學之用。1928年4月21日，許士騏組織發起的中國古今名畫展覽會，在戈登路大華飯店皇后廳陳列作品，自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海上名家黃賓虹、曾熙都有作品展覽。
1930年，曾熙七十歲。1月，曾熙與吳湖帆、王一亭、徐志摩等18人共同發起組織“海藝社”。該社以“研究國畫、西畫、書法、篆刻、詩文、詞章”為宗旨。2月，編輯出版《觀海藝刊》，可惜只出版一期。8月27日，病逝於家中。張善孖《追念曾農髯師》中記述了曾熙與弟子張善孖、同鄉魏紹殷與吳劍秋來服侍的事蹟，對曾熙的描寫十分真摯感人。
曾熙去世，上海大大小小的社團、組織和名流、書畫家紛紛前來弔唁。據統計，輓聯一項就達八百多副，可見曾熙的為人處世和待人接物都是非同一般的。當時海上各大報紙紛紛發表文章，紀念曾熙。
曾熙是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創辦過學校並執教過嶽麓書院並任山長，對教書育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對書法的教授也有一套他特立獨行的教學體系。他對阮元以及康有為的書法理論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在上海教授書法時就與別的著名書法家的方法不同。
曾熙從少兒時期就勤奮練習書法，沒錢買紙時就以木棍畫沙練字，很快他就能在春節時書寫春聯賣來補貼家用了，鄉鄰都誇他是小神筆。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以仁孝著稱，以文章書法享譽三湘大地。湖南學政張亨嘉十分賞識他，特提拔他到湖南長沙讀書，很快就交到了生死知己李瑞清並參加考試成為“亞元”。他與李瑞清談論書法徹夜不休。曾熙題李瑞清臨《毛公鼎》：“當髯居長沙天心閣，歐陽君重語髯曰：‘有李痴者，殆古之人也。及見方作書，墨濡口頰。與語，其聲冷然，其言寥廓。凡上稿書，則大篆撫尚書文。’他日，仲子過予齋，相與語竟日。時髯方縱橫百家，俯仰古今，視當世人無可當，意獨愛仲子，仲子亦愛髯，逐為莫逆交。”
清末民初 曾熙 行書《自神州社歸記》卷 65cm×20cm 1918
自從兩人相識以後，在一起學習詩書，談論書法。李瑞清從小學習篆分，論書獨崇碑派，鄙夷南派帖學。曾熙在跋《清道人節臨六朝碑》雲：“梅道人以周金作篆，從兩漢窺六朝，所謂繇崑崙觀四瀆之到海，每臨一碑，驚絕海內，共幾研二十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見，今則服膺予論，因書其後。乙卯十一月三日，曾熙。”當時正是碑學廣泛傳播之際，李瑞清深受其影響而身體力行之，從周金大篆入手開始練習直到六朝，對鍾繇、王羲之一脈不甚留意。曾熙則勸他兼取南北，對帖學也要多加留意，取長補短，才能學到精華。李瑞清深以為然，而後對王羲之、顏真卿，以及宋四家都廣採博收，使自己的書法更上層樓。
對於阮元提出的南北書派論，曾熙就不同意如此輕率、粗暴的劃分。曾熙題《清道人節臨六朝碑四種》，對阮元“南北書派說”提出質疑：“自儀徵阮氏創分南北書派，海內學者多沿其說，熙竊以為惑矣。阮雲北朝魏齊碑版尚守隸分遺法，其言當矣。至稱傳索靖之法，南北劃若鴻溝，何以大小爨碑出於晉宋之南徼？可知化隸為真，南北同一轍也。……近敦煌石室經卷，見有北朝書章草，以證沙簡中晉人手札，並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見也。梅道人以周金作篆，以兩漢窺六朝，所謂繇崑崙觀四瀆之到海，每臨一碑，精絕海內，共幾研二十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見，今則服膺予論，因書其後。乙卯十一月三日，曾熙。”此李瑞清臨碑由震亞書局出版發行，廣受歡迎，先後出版四集。曾熙在跋中廣引博證，認為南北書派純屬一管之見，不足登大雅之堂。書法的演變要受到很多客觀因素的制約，但南北書派截然不同的結論是十分錯誤的，因為書法之間南北書風的交流十分頻繁，自然不能一概而論。從中可以看出曾熙的書法視野十分開闊，而且還注意到敦煌中所出土的抄經書，利用新出土文獻來證明南北書風同源，可惜這個理論在北碑大勝之際，並不被人們重視。
曾熙對康有為的理論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尊碑卑唐，甚至對顏真卿也有非議，更是對學顏大家何紹基直接忽略。這種過激行為實際上不可取法，曾熙在書法創作和授徒時都不贊同其理論。曾熙在對愛徒朱大可說：“真行以太傅、右軍為二大派，然太傅一派，惟王僧虔能得真髓；右軍則法乳綿延，極乎唐代之歐、虞、褚、薛，而猶未已。直至顏魯公出，始以隸分之用筆，參以篆籀之結體，雄張茂密，卓然特立，後來蘇、黃、米、蔡，殆無一人不祧右軍而祖魯公，斯亦書家一人傑矣。”這裡對王羲之以及其傳人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大加稱讚，並特別推薦顏真卿，認為他運用隸分的用筆，參以篆籀書的結體，使他的書法茂密雄偉，是王羲之之後的又一卓然特立，傲視世人的一大書法家，並且宋四大家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都是師法顏真卿而得以成名。曾熙對顏真卿以及唐代書法的肯定和推崇是根據他幾十年的書法經驗與教學實踐得出來的結論，顯然比康有為的過激之詞要合理得多，也實用得多。
……
（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學大山書畫研究所副所長）
作品選摘
清末民初 曾熙 《永和城旦墓磚》鏡片 40cm×33cm 1921
清末民初 曾熙 書臨事紀七言聯 36cm×170cm×2
清末民初 曾熙 隸書當夏詩 67cm×134cm 1921
清末民初 曾熙 楷書五言聯 38cm×147cm×2
清末民初 曾熙 致丁立鈞書之一、二 13cm×26cm×2 1899
清末民初 曾熙 引契自喻八言聯 36cm×166cm×2 1916
清末民初 曾熙 楷書論書 38cm×86cm 1921
清末民初 曾熙 篆書七言聯 25cm×130cm×2 1920
清末民初 曾熙 臨《馭方鼎》 51cm×123cm 1920
本文轉自《大眾書法》，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康有為、曾熙書法理論比較研究
張衛武
晚清至民國，是中華民族遭受最多創傷和痛苦的時候，也是中華民族在多難中艱難奮起的時候，走在眾人前面的英雄豪傑裡面，有這樣兩位人物：廣東的康有為和湖南的曾熙。他們出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左右，在年少時就立下大志，都參加科舉考試，都成為進士，都做過主事，都辦過或主持學堂、都參加過公車上書。在辛亥革命後都在上海生活，以書畫為消遣度日。兩個人的經歷很是相同，兩個人又都是文人、書法家，都有書法理論、美術理論傳世，所以，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研究比較他們的書學、美術理論（美術理論比較見另一篇文章）的異同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一、 康有為、曾熙的生平簡介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有欽、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世稱南海先生、南海聖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進士，官工部主事。著名的維新人物，思想家、文學家、書法家。所著《廣藝舟雙輯》一經問世，便不脛而走，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對當時的碑學運動大加褒讚，對帖學大力批判，成為碑學運動著名的推手。
康有為出生在一個“理學”世家，祖上多有士者，雖然都不是居於高位，但也足以讓康氏自翊，他在《自編年譜》中記載：“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為士人，至於吾為二十一世，凡為士人十三世矣。”這樣的家族給予了康氏良好的教育，同時也給予了他極高的期望。康氏五歲時，其父輩們就“期以將來大器矣”。當然，這也跟康有為自小表現出來的聰慧分不開，同治二年，康氏六歲，“諸父課以屬對，出‘柳成絮’，應聲以答‘魚化龍’，彝仲公極譽之，謂此子非池中物。”
康有為自幼熟讀經典，博聞強記，過目成誦，被鄉里視為神童。他隨祖父康贊修讀書，受到祖父為人處世的薰陶。十七歲時，接觸一些翻譯過來的西書，眼界大開。光緒二年（1876年）至光緒四年(1878年)，康有為在禮山草堂跟隨嶺南碩學通儒煮次琦苦讀三年，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光緒五年（1879年）底，康有為懷著好奇心到了已成為英殖民地的香港，深受震動，明確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先進之處，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他以後變法的思想做了一次鋪墊。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參加鄉試不第，迴歸途中順路到上海遊覽，深受刺激，康有為購買了很多當時翻譯的西書，回家後，飽讀西書，漸漸地把個人的前途、國家的命運與世界的風雲聯繫起來，進行認真的思考。光緒十四年（1888年），中法戰爭之後，馬尾之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康有為深感若不改革時政，發憤圖強，國將不國。在參加鄉試的康有為提筆寫下《上皇帝書》，請求變法。在變法受阻的情況下，又被奸人所中傷，鄉試無望的情況下，康有為躲避在京城裡，因為冰凍海道受阻，無法還鄉，心情極其低落。支持辦法的沈曾植等友人勸他勿談政治，宜以金石碑版陶冶心情。於是他便蒐集購買了大量碑刻拓本，潛心研究，著成了《廣藝舟雙揖》。光緒十六年（1890年），康有為舉家遷到廣州，開始了新的歷程。1893年，康有為開辦萬木草堂，親自主講，結合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抒發自己的理想，提高學生們的思維能力和眼界。在這期間，康有為寫下了兩部驚世之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聯合在京舉人“公車上書”受阻後返回廣州。光緒二十三年年（1997年）康有為到廣西桂林講學，舉辦聖學會，創辦《廣仁報》，開設廣仁學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取道日本與梁啟超會合。次年又抵達加拿大溫哥華，和當地華僑組織保皇會，任會長。從此，康有為周遊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1913年，康有為回到上海，拒絕了袁世凱催他入京的邀請。1915年，康有為在上海集議，認為非武力不能倒袁，積極謀劃武力倒袁。1917年，參加張旭復辟，成為世人恥笑的對象。從此康有為成為封建遺老的象徵。1927年，康有為70歲，在上海過完生日後，回到青島，於3月31日因毒發身亡。
曾熙，1861年—1930年，字子緝，號俟園，晚號農髯。晚清民初著名文人，教育家、書法家、畫家。湖南衡陽市石頭橋人，譜上名昭銜，榜名榮甲，更名熙，又號士元、嗣元，行承九。精通書畫，晚年在上海名動海內外，人以片紙為貴，爭以寶之。與李瑞清並稱“南曾北李”，與吳昌碩、沈曾植、李瑞清並稱“民國四大家”，與吳昌碩、黃賓虹、李瑞清並稱“海上四妖”。不僅書法、繪畫名動一時，其對書畫理論也有很精深的研究，書畫理論不以世論為準，多獨到精確之論。
曾熙的一生，經歷了同治、光緒、宣統、民國幾個時期，這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列強侵略、政府腐敗，民不聊生的時代。曾熙也和當時的其他文人一樣，隨著社會的不斷變化，身份地位、生活方式也不斷的發生過變化，甚至是改天換地的變化。曾熙出生於貧寒之家，父親早逝，有母親含辛茹苦的照顧成人。曾熙幼時聰慧過人，學習用功刻苦，深得老師和族人的喜愛。“幼聰強，弱冠補諸生，博覽嫻藝文，復以工書稱儕輩。學使者張君享嘉負雅望，拔君肄業校經堂，學益進。”曾熙在校經書堂學習之時，與李瑞清結交，成為終生知己，曠世之音。在光緒辛卯年（1891年）湖南省鄉試中，成為“亞元”，是年30歲。我這次到曾熙故居蒐集資料，幸運的得見了曾熙辛卯年寫下的“亞元”的牌匾，隸書寫成，很有功力，酷似何紹基，可見當時曾熙的書法就有一定的成就了。
光緒二十年（1894年），與李瑞清同入京師，六月，甲午戰爭爆發後，投筆從戎，入劉坤一軍幕。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赴山海關，抵抗日寇。後參加公車上書，反對鑑署《馬關條約》。納資為主事，分兵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國聯軍之亂奉母返回湖南，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主講石鼓書院、兼漢壽龍池書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與齊白石相交。光緒三十年（1904年），湖南巡撫陸元鼎上奏朝廷，奏派在籍陸軍部主事曾熙為南路師範學堂監督。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返回衡陽，創辦湖南南路優級師範學堂，任監督。併兼任衡陽知縣創辦的衡清師範學堂監督，後衡清師範學堂改為衡清官立中學堂，繼任校長。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兼任省教育會副會長、會長。宣講《春秋》和王夫之《黃書》、《噩夢》，培養學生愛國情操。在嶽麓得何紹基臨《張遷碑》。宣統元年（1909年），當選為湖南省諮議局議員、副會長。同時任教育會會長，還擔任過自治局局長。宣統三年（1911年），辭去湖南南路優級師範學堂監督，攜帶何紹基臨《張遷碑》入京。辛亥革命後，居衡陽慈德堂，以著書自娛，侍母至孝。
1915年，應李瑞清之邀至上海，李瑞清作《衡陽曾子緝鬻書直例引》，極力推薦曾熙的書法。1907年汴晉魯湘水災為患，題襟館書畫會同人何詩孫、李瑞清（清道人）、吳昌碩、王一亭仿照1907年徐園書畫賑災會舊例，發起書畫助賑。1919年張大千從日本留學回到上海拜曾熙為師。1920年，清道人李瑞清病逝，曾熙一手操辦其喪事。1930年七月，病逝於上海，享年七十歲。
二、康有為、曾熙書法理論研究
1、康有為書法理論概述
康有為的書法理論集中反映在《廣藝舟雙輯》裡。該書寫於1989年，時康有為因上書變法而遭到封建守舊官僚的打擊而處於憤懣之中，聽取沈曾植的勸告，在京廣搜碑拓凡四千餘紙，潛心研究，有所得，以為包世臣所著《藝舟雙輯》不能盡舉碑學之大要，於是加以擴充，故名之《廣藝舟雙輯》。後改名《書鏡》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學書後生莫不引為案頭讀物而後快。印刷19版，日本也印刷6版，影響甚巨。
《書鏡》計6卷，27篇。全書貫穿的是康有為以變為美的革新思想。該書博引旁證，恣肆汪洋，在阮元、包世臣的碑學理論基礎上，大力提倡碑學，大肆攻擊帖學。有“尊碑”、“抑貼”、“卑唐”之論。首提“碑學”、“帖學”兩個概念，也是一大創舉。今人總結《書鏡》的學術價值曰：
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論述了中國書法的起源、沿革和發展，評價歷史上紛繁的書法流派的特點與優劣，考證書寫的指法、腕法，最後以七言論書絕句15首，對歷代書法家及有代表性的作品進行概括性的評論，詩意含蓄，見解也頗有精闢之處。這本書法專論，有史有論，有聲有色，上下古今，渾然一體，對中國書法理論的建立和嚴密以及書法歷史的編排與條理，都有承上啟下、照耀古今的學術價值。
康有為是接著講，是繼承阮元、包世臣的書法理論而又加以嶄新的內容，條理分明，包羅甚廣，涵蓋幾千種碑帖。可謂集碑派學說之大成，也是碑派學說理論的高峰。劉恆認為：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揖》中所採取的完全根據碑刻來闡述書法史的‘“泛碑學”觀點，對南北朝碑刻，特別是魏碑的突出褒揚和細緻品評，對碑派書法創作技巧的研究傳授以及對學書途徑和取法範本的介紹，標誌著碑學理論和碑派書法已經進人到一個完全成熟和更加系統化的高度。
康有為的《書鏡》，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數量是以往任何一部書學著作所無法比擬的。而且在《原書中》談到印度、歐洲、秘魯、澳洲的文字，可謂見識廣博。康有為蒐集的碑拓達到四千多種，朝夕摩裟，認真研究，比較異同，劃分流派並追溯源頭。還對商周先秦的金文進行了研究比較，這也是康有為的一個獨到之處。
康有為在撰寫《書鏡》時，正是其政治抱負遭受挫折，因天氣寒冷而無法還鄉時為排解其鬱悶的心情所書寫的一本書學著作。在書寫的過程中，他的除舊佈新、變法圖強的新思維便無可避免的夾雜其中，所以在理論上就有驚人之言論，改革派的人物說話都有矯枉過正的毛病，康有為自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其書寫成後，也遭受到很多人的批評。
2、曾熙的書法理論概述
曾熙並沒有書法理論專著，但是曾熙晚年門下弟子眾多，在教授期間，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書法言論和書法批評被記錄下來，或者在題跋時寫下自己的書法心得和批評，這也成為研究曾熙書法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
曾熙書法理論甚豐，然而沒有留下專門的書法理論著作。其弟子朱大可記錄成文的《遊天戲海室雅言》，整理後發表在當時上海的《金剛鑽報》，反響熱烈。其弟子張善孖、張大千兄弟曾收集整理曾熙的論書言論編成《大風堂存稿》。有曾熙後人曾迎三先生蒐集整理後，在崔爾平點校的《明清書論集》中出版，為研究曾熙的書法理論打下了基礎。
《遊天戲海室雅言》是記錄朱大可學書過程中，向曾熙載酒問字時的零散記錄，後整理而成。裡面包羅萬象，有關書法史、書法鑑賞、學書先後次序、書法概念辨析、如何品評魏碑以及對歷代碑刻、書家的評價等等，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多發前人之未發語，而立論公允，不偏不倚，誠為後世學術之神針也。
曾熙在上海鬻書，名聲顯赫，交遊甚廣，善於鑑賞，妙論頻出。當時名家眾多，凡有名家碑帖原拓，多一起鑑賞品評題跋。一經題跋而身價倍增甚多，連當時的書局出版書法集或碑帖字帖時，也多找曾熙題跋品評。可見當時曾熙在上海書壇的地位，特別是李瑞清、康有為、吳昌碩都死後的幾年裡達到了頂峰。
3、康有為、曾熙書法理論的比較。
康有為、曾熙生活時代相同，都是讀書三考出身，做過主事，教過書。在公車上書時一同在紙上簽名，都是慷慨激昂，熱血愛國青年。後經歷不同，但是在民國期間，兩人同在上海，也有交往。兩人都是大書法家，而且還在同一件碑帖上提跋，提出自己的書法理論。在當時參加科考的生員，無一例外的要打好書法基本功，寫的一手漂亮的館閣體，好得到主考官的垂青而平步青雲，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報復。康有為、曾熙也不例外。而且兩人都在書法上下過大工夫，寫得一手很好的小楷。這在當時是每個讀書人的基本功，只是每個人的眼界不同，心胸不同，而後來的結果自然更加的不同。
在當時尚碑的風氣下，崇碑是兩人的共同理念。但是，兩個人對碑學的認識以及其他書學理念既有相同點也有很多不同點。
“尊碑”是康有為和曾熙的共同之處，可是有別於康有為的“偏激”，曾熙卻更加全面的看待“碑帖”之爭,認識更加理性，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
康有為在看待所謂的帖學問題時說：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那麼帖學又是怎麼已壞呢？康有為認為：
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迥別。國朝之帖學，薈萃於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康有為認為，帖學所宗的羲、獻，只不過是後人反覆摹刻，已經面目全非了，何況氣韻、精神了。帖學，自宋始，到晚清，雖然刻帖大盛，但是刻寫巨精的甚少，學習書法依靠刻帖自然不能得到二王的真意。古人亦云得真跡兩三行學之即可成家。不能師法古人名跡而師法經過輾轉摹刻的書法，自然就得不到古人的筆法和真傳了。他認為，劉墉所謂集帖學大成者也遠遠遜色於明朝書家，其他人更等而下之了。所以，在此基礎上，康有為認為，既然帖學弊端如此，流敗既甚，何不另開門路，師法碑學呢？所以他說：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於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搜自官廚之石，洗灌而發其光采，摹拓以廣其流傳。
碑學的興起，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康有為認為金石學的大盛，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為出土即多，書家摹拓後廣為流傳，學者眾多。雖然阮元、包世臣已在前面導其波，但不能與傳統悠久的帖學抗衡，康有為奮起於後，竭力推崇碑學，禮讚雲：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
康有為總結出碑學的五大優點，認為北碑沒有經過輾轉摹刻，筆畫清晰可辨，精神流露，比較好把握章法、結構，便於學習掌握。其次，北碑承漢隸變化而來，用筆多篆籀隸書氣息，有些碑不論結字、用筆，都在隸楷之間，似隸非隸，似楷非楷，正可以考察楷書的變遷之路，更可以由此而生髮出未來書法發展的方向，特別是很多碑中字的結體多奇變，可以為後世書法發展開闢更多的道路。再其次，唐朝的書法多從北碑中變化而出，而宋朝的書法更是在學習唐朝的基礎上，加以變化，追求意態而成。而北碑兼而有之，學習北碑可以兼學唐法、宋意，何樂而不為？看慣了帖學的軟媚、陰柔、流利的書風，再觀北碑，真的可以說，用筆變化多端，結構更是花樣百出，不可勝計，可謂一碑有一碑之神奇之處，特別是雄奇壯美，更適合當年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人的審美變遷的。
但是在康有為的眼裡，尊碑是在帖學大壞的情況下而不得不尊碑的，而尊碑，康有為認為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
康有為尊碑，其實是因為康有為認為唐碑“歐、虞、褚、薛，筆法雖未盡亡，然澆淳散樸，古意已漓；而顏、柳迭奏，澌滅盡矣！”，學習唐碑其實只不過是在學習已經磨損和翻刻壞的棗木刻帖了，“良以世所盛行，歐、虞、顏、柳儲家碑，磨翻已壞，明雖尊唐，實則尊翻變之棗木耳！”在其崇古崇奇的思想指引下，看北碑自然是情人眼裡出西施了，看出來很多前人沒有看到的東西：
吾愛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寶子》、《枳陽府君》、《靈廟碑》、《鞠彥雲》，以其由隸變楷，足考源流也。愛精麗之碑，莫若《爨龍顏》、《靈廟碑陰》、《暉福寺》、《石門銘》、《鄭文公》、《張猛龍》，以其為隸、楷之極則也。
康有為以為可以從魏碑裡看出隸楷之變的淵源來，這樣才能更好的從魏碑中學習到唐以後書家所沒有注意到的東西，認為在魏碑裡，可以學習到篆隸筆法的。其實，康有為是很尊崇秦隸、漢分的，也是花費了很大的篇幅和心思去論證秦隸漢分的書法淵源和書法特徵的。康有為認為漢分是真楷書法的基礎，不精通漢分難以學好真楷，而唐碑專講法度、結構，篆隸筆法被拋棄，所以造成後世書法江河日下，至清代以不堪矣。所以康有為認為：
吾謂書莫盛於漢，非獨其氣體之高，亦其變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異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後世莫能外。蓋體制至漢，變已極矣。
今世所用號稱真楷者，六朝人最工。蓋承漢分之餘，古意未變，質實厚重，宕逸神雋，又下開唐人法度，草情隸韻，無所不有。晉帖吾不得見矣，得盡見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購。
吾於漢人書酷愛八分，以其在篆、隸之間，朴茂雄逸，古氣未漓。至桓、靈已後，變古已甚，滋味殊薄，吾於正楷不取唐人書，亦以此也。
……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筆法之雄奇也，蓋所取資皆漢、魏間瑰奇偉麗之書，故體質古樸，意態奇變。後人取法二王，僅成院體，雖欲稍變，其與幾何，豈能復追蹤古人哉？智過其師，始可傳授。今欲抗族晉、宋，樹壘魏、齊，其道何由？必自本原於漢也。漢隸之始，皆近於篆，所謂八分也。
……書至漢末，蓋盛極矣。其樸質高韻，新意異態，詭形殊制，融為一爐而鑄之，故自絕於後世。晉、魏人筆意之高，蓋在本師之偉傑。逸少曰: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生髮。右軍所得，其奇變可想。即如《蘭亭》、《聖教》，今習之爛熟，致消院體者，然其字字不同，點畫各異，後人學《蘭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其結胎得力之由。……右軍惟善學古人，而變其面目，後世師右軍面目，而失其神理。楊少師變右軍之面目，而神理自得，蓋以分作草，故能奇宕也。
康有為認為是到了東漢末年，達到了極盛的地步，後世學書人皆從中變化而來自成名家。魏晉人的書法正因為師承漢分才有所古意不離，質實厚重，才能質樸高韻，新意異態，變化多端，筆法雄奇，所以，後人學書當知曉真楷之源頭，從源頭習之，自能重振雄風，能與二王抗衡而不多讓。康有為論書極有見地，這確實是鍾繇、二王學習的根本，鍾繇真楷質樸厚重，結體如八分，用筆多隸意，所以稱為百代之祖；王羲之從衛夫人入手，自以為很不錯了，但是當他看到漢分以後，大悔之，始學漢碑而成，造成了他筆法雄奇多變，皋牢百代，後人無出其右的書法風格。而後人多從其翻刻已大失其筆法的閣帖或後人相互翻刻的拓本，自然字字如算子，古意頓失，至成院體。這就是沒有找到鍾、王學習書法的源頭，這也是自唐以來，漢分失傳造成的惡果，專尚二王一派的“帖學”，造成萎靡不振，缺乏古意和雄強的重要原因。康有為大聲疾呼，要學書人重視漢分，自是真知灼見，濟世良藥。惜今天還有人學書入手還是顏、柳，造成很多學書者在以後深入其他書體時難以入手的尷尬局面。難道不令人深思麼？
很多人緊緊抓住康有為《書鏡》的標題大做文章，甚至根本不細讀此書，好好品味和抓住其良苦用心。說其偏頗的、過激的觀點誤導世人，真是貽害眾生，流毒深遠而大力批判。其實這是歷史的誤會。康有為“卑唐”、“尊碑”“抑帖”論影響深遠，其實細細讀之，可知康有為的論點誠有偏激之處，也是其為了糾正當時帖學之末流而下的重藥，可謂匡世之識。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這種猛藥才能驚醒世人，達到另開新風的效果。
其實康有為並不是一概的不承認唐人的書法以及唐以後的書法，在不少篇幅下都有公平的評價，沒有把唐人的書法說的一無是處。只不過在康有為以“茂密雄強”、“茂密蒼深”、“豐強穠麗”、“奇古雄深”為標準去看唐碑和“帖學”，自然看不出所謂的奇角雄出，新意異態，也看不出如“二爨”有分隸遺意、有雄強茂密之意了。康有為讚美顏真卿是善學古人而出新意的，書法從漢分而出，有茂密雄強之意：
後人推平原之書至矣，然平原得力處，世罕知之。吾嘗愛《郙閣頌》，體法茂密，漢末已渺，後世無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結體獨有遺意。又《裴將軍詩》，雄強至矣，其實乃以漢分入草，故多殊形異態。二千年來善學右軍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師右軍之所師故也。
可以看出，康有為並不是不分好壞的一概卑之，而是用他的書法標準來衡量，不符合他的審美要求和批判標準的，才認為不可學，這難道也是偏激之論？審美標準因人而異，根據自己所定的標準去取捨，難道也有錯誤？自唐以來，漢、魏碑並不是不存在，而崇尚“帖學”的書法家們難道沒有見到嗎？可是為什麼他們沒有認識到漢碑的書法之美呢？這難道不是以“帖學”的審美標準去看漢、魏碑覺得太粗野、覺得是匠人書而嗤之以鼻，不屑學之的嗎？為何沒與人說千年來的帖學家們偏激？當然，帖學家們並沒有著文反對碑學，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把這些碑刻當做他們心中的書法來看待的。這難道不是一種成見極深的偏激嗎？康有為認為唐碑不是不好，而是認為那些唐碑拓本已壞，不堪在學：
購碑當知握要，以何為要也?日: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復求其末，下至幹祿之體，亦無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緩購。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秘書之……，河南之……，魯公之《……，李北海之……，徐季海之……，柳誠懸……諸碑，非原石不存，則磨翻壞盡。稍求元、明之舊拓，不堪入目，已索百金。豈若以此一本之貨，盡購南北朝諸碑乎?若舍諸名家佳本，而雜求散碑，則又本末倒置，昧於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充公頌》、《裴鏡民》者實寡，小唐碑中，頗多六朝體，是其沿用未變法者，原可採擇，惟意態體格，六朝碑皆已備之。
康有為多次寫到唐碑也有很多有古意的唐碑，也有很好的碑刻，如上面所舉歐、虞、顏、徐、柳等人的碑刻，都是很好的，只是舊拓難尋，後人翻刻的唐碑拓本，已經不堪再學，何況唐碑中的大家皆是從古人中學得，學習惡劣的唐碑拓本，不如學習新近出土，筆畫完好而且易求的碑帖學之，能得古意，筆法、章法、字體結構等都能突破唐人侷限而有所發展，這種學習革新的思路，難道不值得學習和思考嗎？
康有為實事求是的認為，清代無草書大家，乃至清人的簡牘也如正書，無甚可觀：
近世北碑盛行，帖學漸廢，草法則既滅絕。行書簡易，便於人事，未能避廢。然見京朝名士，以書負盛名者，披其簡犢，與正書無異，不解使轉頓挫，令人可笑。……然簡札以妍麗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態，則帖學為尚也。
康有為認為學習草書，當從智永、孫過庭入手，精熟之後，在上溯前人，學習古人書法而能變之，草書當有所成：
學草書先寫智永《千文》、過庭《書譜》千百過，盡得其使轉頓挫之法，形質具矣，然後求性情，筆力足矣，然後求變化。乃擇張芝、索靖、皇象之章草，若王導之疏，王詢之韻，謝安之溫，鍾繇《雪寒》、《丙舍》之雅，右軍《諸賢》、《散勢》、《鄉里》、《苦熱》、《奉橘》之雄深，獻之《地黃》、《奉對》、《蘭草》之沉著，隨性所近而臨仿之，自有高情逸韻，集於筆端。若欲復古，當寫章草。史孝山《出師頌》，致足學也。
康有為自己的草書不甚精到，常引為恨，但是不代表他對草書學習的方法認識不精。康有為認為，學習書法，不學習帖學中經典是不行。智永、孫過庭的草書，就是學習草書入門的必要途徑。只有學習好這些經典之後，再上溯鍾、二王、張、索等大家學習他們的長處，如此這般的學習，必然能夠寫出很好的草書來，如要求草書中有古意，可以學習章草，古意乃得。可以說，這是一條極佳的學習草書的途徑，如果能夠這樣的認真學習，草書必然大進。康有為認為劉墉集帖學之大成，實際上也是用他的碑派的評書標準來認可的，因為劉墉用筆極重、用墨極濃，有茂密雄強之意趣。而他看董其昌的行書、草書，用墨淡，用筆輕，行距又遠，真的是劉墉的對立面，所以康有為百般詆譭，認為不足為論，也不必學。
曹建總結康有為的書學評論和書法批評標準，用“碑眼看帖”來描述，這就為我們理解康有為的《書鏡》中的一些“過激”言論提供了一個準確的標的。理解了康有為的書學立場，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書鏡》中的言論和批評標準了。
當然，任何人的言論都不是永遠正確的，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沒有瑕疵的。康有為的《書鏡》亦是如此。比如讚美魏碑無碑不佳、他的十家、十六宗、碑評中，有些言論雖有驚人之舉，也可震耳發饋，警醒世人而已。
尊碑，是當時的書法浪潮，很多人都深受其影響，曾熙也不例外。何況湘南的書法家何紹基就是碑學中堅，一生極服阮元的南北書派理論，學習北碑終生不懈而終成大家。曾熙年輕時深受何紹基影響，特別是隸書，深得何紹基書法三昧。但是曾熙尊碑並不貶帖、也不詆譭唐碑，而是碑帖兼而學之，在當時的崇碑的風氣下堅持如此的書學觀念幷一生堅持力行之，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也值得我們很好的學習的。
曾熙沒有書學專著，只有他的門生記錄的一些教學散論。當年從先生有的弟子眾多，如張大千、張善孖、張君綬兄弟、胡小石、李健、馬宗霍、朱大可、蔣國榜、馬企周、姜丹書等人，曾熙的教學經驗豐富，對於弟子們的書法學習次序和如何學習有著精深的認識，教育弟子學書的隻言片語都有很深的意義和價值。在這些言論中，包含著很深奧的書學理論，不僅對當時習書人產生了影響，今天細細讀之，也會驚歎曾熙驚人的洞察力和遠見卓識。
曾熙認為，學習書法，必須崇古，要遵循一定的學習次序和階段，而不能盲目的學習近人或者社會上流行的俗書，應該在學習篆分之後再進一步學習真行，篆分是書法的根本，不學習篆分，不瞭解篆分筆法，只能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他說：
學書當先篆，次分，次真，又次行。蓋以篆筆作分，分則古；以分筆作真，則真雅；以真筆作行，則行有勁。物有本末，此之謂也。
曾熙推崇篆分，認為古人學書大成者，無不是上溯淵源，直追兩週、秦漢，而後有成。這是他多年的實踐和總結前人的經驗得來的，也是指導後人學習書法的重要法門。縱觀書家凡有所成者，王羲之、顏真卿都是集前人之大成而後才寫出千古絕唱書法作品的。用篆書筆意寫出來的分書，則古意盎然，生機勃勃，一洗唐人以楷法作隸的惡習，直追漢人。這也是清代隸書中興的基礎。以分書筆意寫真楷，自然如鐘太傅的楷書文雅有古意。至於行書更是從真書中生髮而出，若行書不以真書作為基礎，只能得軟媚流薄之意，而無絲毫勁健挺拔之意。所以說，從篆、分、真、行一路下來認真臨習，自能得古人筆意，方能自成一家。
他總結自兩週以來的篆書發展歷程，認為，“求篆必於金”，“其實作篆不師殷周，猶河不窺星宿”，對李斯、李陽冰乃至清朝的鄧石如、包世臣多有詬病：
篆法觀於周，止止矣。李斯小篆，惟權量諸刻可窺筆法，然已落入隸勢。《泰山》、《會稽》刻石，世無善本，《嶧山》為偽刻更無論矣。漢承秦法，銅器多沿斯書，已流為隸碑額，傳世尚多。惟八分盛行，每以分法為篆，非篆之正宗也。……我朝篆書……完白師漢，取法額書，以分行篆。安吳未究篆書源頭，奉為不祧……
他認為學習篆書，必須學習兩週的篆書，不然，就不能得到篆書的真傳，不能成為篆書的正宗。李斯的篆書已經落入隸勢了，何況他人？從李斯傳世的書跡來看，多已失去本來面目。李陽冰不脫楷習，鄧石如以漢分習篆，而包世臣由於不知道篆書的源頭是周篆，而奉為不祧之祖，可謂謬矣。只有學習真正的源頭，才能學習到真正的篆書筆法。他對學習《石鼓文》而獨樹一幟的吳昌碩十分推崇：
吳昌碩先生寢窺三代兩漢，復能以其天趣，神於古合，故其刻印為清一代所獨步。以刻石之腕入篆，故篆奇；以篆法入畫，故畫奇。偶取金石書畫之逸籟洩之於歌詠，故詩奇。海內學者師之，友邦鑄金專之，可謂至矣。然予每置酒酬酢，諧笑風聲，及至夜深論詩，述及先德，未嘗不嗚咽涕下，蓋其性情過人。今已三年不得見矣，題此愴然
吳昌碩，詩書畫印四絕，被推崇為一代大師，其書《石鼓文》，能得兩週古文字的神而變其形，結合篆刻之法變而為用筆，結體高古，朴茂雄健，獨樹一幟，具有強烈的金石味，一別前人書寫篆書的用筆和結體。曾熙認為這是他多研習三代兩漢金石文字後加上天趣，所以其篆刻獨步一時，篆書也是別開生面，成為後人取法學習的對象。曾熙與吳昌碩交往頗深，經常在一起談詩論學，彼此都相互尊敬，相互推崇，而且共同合作，為後輩書寫潤列，獎掖後輩不遺餘力。
曾熙對兩週文字十分熟悉，對其結體、用筆以及氣韻都研究的十分透徹。他說：
兩週文字，各國不同。結體運筆，亦復大異。大抵雍容肅穆者，魯也。俊傑廉捍者，齊也；凝重篤實者，晉也；雄橫恣肆者，楚也。察其文體，兼可覘其國俗，多看多寫，望而知之。
在當時的書家中，很少有人對兩週文字加以對比研究而得出如此絕妙的結論的。曾熙認為，書家的風格不可能脫離他所處的大環境而獨立存在，都會或多或少的受到時風的薰染。從他對兩週文字的總結，也可以看出他的分類理論依據，以地方的人文風俗在字體上的反應來論述分類，也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當然不能絕對的一概而論。所以曾熙就說大抵，也可見他為學的嚴謹態度和謹慎的思想理念。
曾熙認為學習書法不能初學就從魏碑入手，他認為：
今人惑於包安吳之說，初學作書，即臨魏碑，不知魏碑筆力沉著，多從古篆分隸得來，不與此中下一番功夫，勿怪其字字臥於紙上也。
他的學生朱大可注：“師授及門諸子學書，先習《毛公鼎》或《散氏盤》，此習《石門頌》，務使筆意堅蒼，力透紙背，然後縱之臨摹魏碑。即不敏亦嘗臨《毛公鼎》、《石門頌》各數十通，從師教也”
曾熙一針見血的指出了碑派在包世臣之後走向末流的原因，一味的崇尚魏碑，而不知其源流，入手即學魏碑，自然學習的不如得其門徑了。不從篆隸中下一番工夫，單學魏碑是無法寫出好的書法來。這也是我們當今書壇一些只知學習魏碑人的良藥，也是我們所有有志於書法藝術更上一層樓的學子們的度世金針和靈藥妙丹。
對於如何學習魏碑，曾熙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把魏碑分成兩種，以陰柔陽剛別之，並且認為學習魏碑不宜過多，選擇與自己天資學力相近的一二種魏碑學習已經可以名家了：
文章可分陰柔陽剛二大類，碑版亦然。魏碑之中，《刁遵》、《崔敬邕》、《張黑女》、《高貞》、《敬顯儁》等，得陰柔之美者也；《鄭文公》、《張猛龍》、《馬鳴寺》、《嵩高靈廟》等，得陽剛之美者也；《龍門二十品》，陽剛居十之七八，陰柔居十之二三。學者各擇其天資學力之所近習之可也。
魏碑佳者，不過熟在人口之十餘種。……吾輩果能就其一二種，臨摹自得，已足名家。非自賣菜俑多多求益也。
這顯然不同於康有為之學碑之說，康有為認為學習魏碑，應該多購碑刻，最少也應購百碑，才能擇其精而求之，“碑臨旬月，遍臨百碑，自能釀成一體，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學問，已可成家。”康有為沒有教習書法的經驗，只是根據己意而言之，不具有可操作性。他一邊反對用功之甚，認為不能有有用的歲月去學習這無用的末藝，又讓臨習百碑，每碑旬月，這有點讓人不知如何而可了。曾熙的學書次序和學書方法是具體而實際的，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如果次第學書，從篆書、八分而後魏碑、行草，加以時日，真的可以名家了。當然，曾熙不反對博取諸碑，認為多看才能廣博其趣，才能有所變化：
篤守一家，已深其力，博取諸碑，以廣其趣，二者皆不可偏廢。知篤守而不知博取，必失之滯；知博取而不知篤守，必失之浮。……《記》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書雖小道，事則同也。
他還以學詩的次第以比較書法，說明學習書法要循序漸進，次第有序，知其源流，推其條理，然後集大成才可以成家。這也說明他主張要博覽碑帖，不要死守一家而惡其它，這才是學習書法的正道：
善哉！夫推言之，學書之道，亦猶是爾。三代鼎彝，古樸奇奧，此三百篇、離騷也。兩漢碑誌，雄強茂密，此十九首古樂府也。六朝志銘，遒麗精能，此三張、二陸、陶、謝、顏、鮑也。唐碑謹嚴，宋帖豪放，近人恢奇恣肆，變態百出，此李、杜、韓、白、蘇、黃、範、陸、以及湘綺、白香、散原、海藏也。學詩者，必先知其源流，推其條理，然後可以集大成，學書者何獨不然！
曾熙對於隸書、八分的分別也有著自己獨特的認識。康有為曾寫《分變第五》一章，詳細敘述了前人關於隸與八分的分歧之意，而後認為劉熙載所言甚是：
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稱，伸縮無施不可，猶王次仲作楷法，則漢隸也，而今正書亦稱楷。程邀作隸，秦隸也，而東魏《大覺寺》亦稱隸。八分可為通稱，亦猶是也。善乎劉督學熙載曰：漢隸可當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書亦漢隸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轉變之由，其識甚通。
曾熙不同意康有為的意見，他在研究了前人的言論之後，詳細考察了漢人的碑刻而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說：
改易篆體，歸於整齊者，隸也；依據隸書，加以波磔者，分也。隸書多存於碑額，分書多存於碑文。以此求之，自能瞭然。
關於隸書與八分的分別，不是本文能夠說得清的。在當今的書法圈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但是，曾熙的說法也是很有道理的。他認為隸書自篆書而來，簡易筆畫，取其便利而成隸體，秦隸而已，而後漢人根據隸書加以改造而成，加以波磔美化後而成八分書。如《張遷碑》，碑額上刻的字為隸書，而碑文中刻的字為分書，這樣自然明瞭其分別。這也可成為一家之學說，為我們分別隸與八分提供另一個參考的依據和新的方法和思路。
曾熙認為真行以鍾繇、王羲之為兩大派，而能得王羲之真傳的只是顏真卿一人而已，認為顏真卿是集篆分筆法而一變的雄傑而推崇備至，這剛好和康有為有意卑唐相反，可見曾熙有著自己獨立的學術見解，迥異於世人。他說：
真行以太傅、右軍為兩大派。然太傅一派，惟王僧虔能得真髓；右軍則法乳綿延，極乎唐代之歐、虞、褚、薛，而猶未已。直至顏魯公出，始以隸、分之用筆，參以篆、籀之結體，雄張茂密，卓然特立。後來蘇、黃、米、蔡，殆無一人不祧右軍而祖魯公，斯亦書家一人傑矣。
曾熙書法和書法理論受何紹基影響很大，何紹基一生尊崇顏真卿，並身體力行，終生不厭，最終形成了具有碑學特色的“何體”書法成為碑派的高峰。曾熙推崇顏真卿，認為他的書法具有雄強茂密的古法特色，從他的書法中看到他廣泛吸收吸收篆、籀的結體以及隸、分的用筆而後形成的“顏體”書法，開啟了新的書風，孕育了宋四大家。顏真卿筆筆中鋒，結體開張，霸氣十足，誠為百代祖師。
康有為和曾熙都對阮元的南北分派有所不滿。康有為認為阮元強分南北書派，有所偏頗。康有為在《寶南第九》中寫道：
阮文達南北書派，專以帖法屬南，以南派有婉麗高渾之筆，寡雄奇方樸之遺，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盧諶越河而北，自茲之後，畫若鴻溝。……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
曾熙在青年時期雖宗北碑，但是絕不盲從阮元與包世臣的理論，而是有著自己的見解，曾質疑過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後在《跋清道人節臨六朝碑四種第一集》中寫道：
自儀徵阮氏創南北書派，海內學者多沿其說，熙竊以為惑矣。阮雲：北朝、魏、齊碑板尚守隸分遺法，其言當矣。至稱傳索靖之法，南北畫若鴻溝，何以大小爨碑出於晉宋之南徼？可知化隸為真，南北同一轍也。阮雲：瘞鶴銘與鄭道昭山門字相近，但妍態少古法。今焦山石尚在，憬然篆法，以視鄭但解分勢橫衍，則超越遠矣。此阮氏之大惑也。阮稱北朝瓦當碑額，可以類推，北人長於碑榜，至東晉墓磚，乃雲：字跡近篆隸，然出陶匠之手，甚無款識。北瓦南磚所同，阮何以知晉必出於陶匠？此之惑之甚者也。晉書、南北史皆唐人所修，阮於北史所稱崔悅、盧諶等善隸工草，則信為有家法。右軍傳中“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則疑援史品題，謂世不傳右軍隸法則可至疑。右軍不能隸，大令不解書榜，所謂非惑也，乃謬也。阮即知南朝敕禁立碑，其時學守老莊，高尚清談，方且以立石飾美為陋，此南朝無碑，羲、獻不傳今隸。然茅山天監井欄字，梁蕭侍中神道碑額，近出土梁程虔碑，皆化隸為真，即羲、獻巨矱所留遺也。阮氏持南宋以來展轉勾撫，真偽混雜之《閣帖》，極疑江左風流，盡出渡江衣帶一帖。何異見今日僧子誦經，即奉為如來法耶？蓋南北碑誌二爨與中嶽靈廟同體，以剛勝；《李洪演造像》與《曹娥》同韻，以柔勝，梁《程虔神道》與《崔敬邕志》同取掠空之勢；南帖中《黃庭內景經》與《石門銘》同擅縱擊之長，安見南北書派判若江河？近敦煌石室經卷，見北朝書章草，以證沙簡中晉人手札，並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見也。
曾熙精研書法，對各體書法均有研究，加上所藏南北碑帖甚多，見解極深，所以，對阮元的詰難也就更加有理有據，也更加讓人信服。書法風氣不能以地理位置來絕對的劃分，判若河漢。何況南北文化交流並沒有截然中斷，相互的影響是必然的。在有隸變楷的過程中，不可能一日而成，而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慢慢轉換的。在邊遠的地區，這種轉換會更加漫長，這是不足為奇的，更不能因此而廢彼。曾熙更用實例來證明南北書法同出於一源，這說明他是很善於吸收新的考古所發掘的書跡來作為學習研究的對象的。
曾熙還以善鑑聞名於世，他對古人以及同時書家的評價甚是精到，鞭辟入裡，入木三分，很受世人及後學者稱讚，在後人的著述裡反覆引用，成為至理名言。
他評論當時的大學者、書法家沈曾植的書法：
沈寐叟讀碑多，寫字少。讀碑多，故能古；寫字少，故能生。古於生合，妙絕時流矣。
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
對於為何不穩？他說：惟下筆時時有犯險之心，所以不穩，字愈不穩則愈妙。
曾熙與沈曾植交往甚早，而後同在上海鬻書交往甚厚，對其書風知之甚深，所以其評堪為經典之論，為世人稱道，也得到了沈曾植的首肯。今人論述沈書時，也是必引的言論。
曾熙對於何紹基的書法研究很深，作為學習的模本，也有共同取法的地方，比如對《張黑女》碑的喜愛，對顏真卿的推崇，對學書應有篆籀氣的褒揚等等。在研究何紹基的書法過程中，曾熙對何紹基的書法產生了新的認識，他說：
何蝯叟從三代兩漢苞舉無遺，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鋒之勁取蘭臺，故能獨有千古。又云，本朝言分書，伊、鄧並稱，伊守一家，尚涵書卷之氣，鄧用偃筆，肉豐骨嗇，轉相仿效，習氣茲甚。道州以不世出之才，出入周秦，但取神骨，馳聘兩漢，和以天倪，當客歷下，所臨《禮器》、《乙瑛》、《曹全》諸碑，腕和韻雅，雍雍乎東漢之風度，及居長沙，臨《張遷》百餘通，《衡方》、《禮器》、《史晨》又數十通，皆以篆隸入分，極晚之歲，草篆分行治為一爐，神龍變化，不可測己，五嶺入湘起九嶷，其靈氣殆盡輸之先生之腕下矣。”
何蝯叟雖以顏體得名，然其結體，實出《張黑女》。試觀何書，往往上半大於下半，與魯公書適得其反，此實得諸《張黑女》者。特常人見其點畫，一本顏書，遂謂蝯叟專學魯公耳。
曾熙在民國書壇與李瑞清以“南曾北李”著稱，在滬上聲名甚巨。求其品評和題跋的甚多，而曾熙也以善獎掖後輩而著稱。康有為在政治失意後也駐上海，兩人多有交往。兩人的書法風格迥然不同，書學理論也有同有異。兩人都是大書法家，所處時代相同，所走的道路也有相同之處，但是，對於書法的理解卻有著各自的特色。所以，研究二人在書論中的異同，可以知道在碑學大盛的時候，碑學並沒有一統天下，而是碑中有帖，碑帖兼重。曾熙就是一個兼學碑帖而有所成就的書家，而且為後來碑帖兼容的書學道路架起了橋樑。
康有為以政治家的意圖去看書法，而曾熙用書法家的眼觀去研究書法，二人所得自然有所不同。但是兩人都飽讀史書，對於書法史很是瞭解，而且收藏古人碑帖甚多，加以研究，遂成大觀。康有為的《書鏡》成書甚早，且加有政治的眼光和變法的理念，自然見解卓然特立，也易受後人責詬，但是其書論價值任然光芒萬丈，為世人矚目。無論支持或是反對，都無法忽視其存在。曾熙自幼研習書法，特別是後期致力於教育，教授弟子甚眾，所以精研書法，注重實踐，教育弟子學書，注意追溯源頭，從三代兩漢書法入手而學之，碑帖兼容，眼界開闊，兼收幷蓄，所論字字珠璣。可惜沒有專著傳世，至於近百年來幾乎默默無聞，悲乎！今把二人書論加以簡單比較，拋磚引玉，一俟後來者深入研究，加以傳播，以興我書壇，豈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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