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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城市地圖裡，重慶顯得與眾不同。從朝天門碼頭一路拾級而上，一座城市森林生長在嘉陵江與長江交匯處的山地之間，參差錯落，形成獨一無二的城市景觀。
在重慶問路，最靠譜的是那些街頭江邊打閒逛的“棒棒”，他們對爬坡上坎複雜路線的熟悉程度，往往超過一些本地人。但如今僅剩不多的棒棒們對用腳步丈量過的這座城市，越來越陌生了。
作為以這一群體為拍攝對象的紀錄片《最後的棒棒》的導演，何長寧是在2014年的冬天注意到行業衰落的。這個小時候夢想通過當棒棒變成城裡人的農村娃，從正團級軍官自主轉業後，令人跌破眼鏡地賣起了苦力，當起了一名棒棒。他形容這是“去做一件遲到了20多年的事情”，但在入行時，發現街上能看到的棒棒少了，棒棒軍老了。對棒棒的感情，讓他決定做點什麼，在部隊搞宣傳工作的他，決定搶救性地記錄下這群人的生存狀態。於是有了一部13集的紀錄片，它拿了德國法蘭克福國際紀錄片大獎最佳短紀錄片獎，在豆瓣上有高達9.7的分數，看哭了無數人。最近，這部片子的電影版也上映了。
自力巷53號，老黃們
40多歲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人生還有多少種可能呢？談夢想，怎麼都覺得像奢望。
所以，當初對何長寧要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他人的不解是必然的。“又累又不賺錢，你何苦呢？”有人勸他，對呀，何苦呢？他索性就用了“何苦”當自己的“藝名”。
當他以“紀錄片導演何苦”之名走紅以後，人們好像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不僅是要賣苦力，他是要幹大事情。
“還有很多事情想去做的哇。”這個扛過槍桿子，動過筆桿子，自嘲為“二桿子”的男人，語氣裡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勁頭。
2014年農曆臘月十九，脫下穿了21年的軍裝，扛著一個迷彩行李包，揣著1300塊錢，何苦走進了與解放碑直線距離只有300米遠的自力巷53號，這裡一間月租300元的房子。儘管有心理準備，但是其破爛簡陋程度還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穿過一樓只能側身通過的黑暗走廊，窗戶缺一塊玻璃，床是木板紙殼湊起來的複合體，上樓的木梯踩上去都要擔心隨時會垮掉，他形容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的感受是“恍若一腳踏進了美麗的渝中半島一個正在潰爛流膿的傷疤”。
何苦找了一個婚慶公司的攝像師來幫他拍攝，這個年輕人在跟他來到自力巷53號的住處後，足足沉默了半分鐘。之後，他為了找理由“辭職”，故意在拍攝時撞到樹上，頭上起了個大包，但他最後還是被何苦軟磨硬泡挽留下來了。
如今的自力巷已經是一片光鮮的商務區，而在當時，那裡還是一片待拆遷的破舊建築。因為房租便宜，自力巷聚集了城市最底層的勞動者：補鞋匠、裁縫、剃頭匠、開鎖匠……在那裡，何苦認識了幾個同樣是棒棒的鄰居：老黃、老甘、老杭、大石、河南，他們都是從業年齡超過十年的資深棒棒。在他的紀錄片裡，這幾個人的命運成為構成故事的幾條並排主線。
何苦記得第一次上街是當年二十四節氣中的最後一個：大寒。帶他的“師父”老黃告訴他，棒棒要扛在肩膀上，因為隨便拿根棍子找飯吃的是叫花子，“雖然不見得比叫花子掙得多，但是自食其力”，這是作為棒棒的驕傲。在體驗過扛機麻桌上6樓的“酸爽”後，何苦對這份“自食其力”有了更深的認識，這份力是苦力，掙來的錢有時候還不夠一頓飯錢。
片子粗糲而真實的畫風，記錄的是幾個棒棒的生活，講的是普通的悲苦。
65歲的老黃獨自撫養女兒黃梅長大，剛認識何苦時，能挑著230斤的塗料，健步如飛。他曾挑著價值3000多元的貨物固執地等了失主一個下午，拒絕了僱主給的100塊酬金，只多要了10塊工錢，理由是：我不懂高尚，只認理，等了一下午，你要多給10塊錢工錢。生病時，老黃寧死不去大醫院，怕花錢，因為他要攢錢為女兒還清房貸。
25歲那年遭遇未婚妻悔婚的老甘，發奮圖強來到重慶當棒棒。 5年後存了一萬塊錢準備開間麵館，誰料從銀行回家的路上被小偷摸走了錢包。第二個5年，他又存了兩萬五，準備買下一個日雜店，結果被小偷破門而入偷走了。在全部家當被壓在拆遷房裡後，他穿著一條圍裙，覺得自己能護住肚子，還不錯。始終樂觀的老甘相信這輩子能在60歲後轉運，過上好日子。最後，他回到了農村老家，依然是條光棍。
十多年前老婆跟別人跑了的老杭，聽鎮上的流氓說，只要他肯出一萬塊錢，就幫他搞定奪妻之人。為了賺這一萬，老杭來到重慶當棒棒。存了一萬塊後，錢被偷走了。第二年，當他再次攢夠一萬塊時，那個答應幫忙的流氓進了監獄。老杭先後買了三把刀準備自己動手，拖了很多年後，刀繡了，他的怨恨也消失了。他回到老家給自己做了一副棺材，躺進去試了試，很寬敞。他坦然接受一切的態度，讓很多人動容。
靠自己的頭腦當了二房東的大石愛看報紙，空餘時間會跟大家討論當下社會的熱點事件，比如為什麼那些貪官要貪汙那麼多錢，進去了讓老婆孩子跟著吃苦。
這些住在自力巷的小人物，卑微但骨子裡有一股氣，貧窮但堅韌，與他們一起經歷了拆遷、搬家、生病等事件的13個月時間裡，何苦覺得好像一切都在等著他前去記錄。
“算不上紀錄片”的紀錄片
《最後的棒棒》評價呈兩級分化。有人說它連紀錄片都談不上，因為哪有拍紀錄片的人自己當片子主角的？也有人說它是紀錄片版《活著》，它之所以如此成功，最大的原因正是有一個能去當棒棒徹底融入他們生活的導演。因為從旁觀者角度拍一個群體，如果沒有足夠敏銳的同理心，很容易會有“上帝視角”，滑向主觀煽情。
何苦承認這部片子有拍攝技法和質感上的缺陷，這是因為他既沒有接受過科班教育，也沒有社會從業的經驗，一切都是第一次。但他也有自己的執拗：它最可貴的地方在於真實。
從劇版到電影，他體會到了為什麼說“電影是遺憾的藝術”。從325分鐘變成160分鐘的剪輯只花了3天，但是從160分鐘到99分鐘，卻花了半年。有時候為了一個鏡頭的取捨就要爭執好幾天。他說，這活兒比當棒棒難多了。
精心打磨，電影捧上銀幕，觀眾卻並不買賬。直到上映的第13天，票房收入不到100萬。對於票房收入和僅有0.2%的排片率，何苦倒是看得很開，因為拍這個片子，目的就不是奔著票房去的。
但豆瓣上的評分跌到了6.4，讓他有點懵。有網友評價：電影版最大的敗筆，是刻意煽情過多，製造擺拍了一些情節，丟失了劇版樸實的質感。他甚至覺得有點“冤”：還是原來那些人，那些事，甚至還專門跑去跟進拍攝，有什麼區別嗎？還有人質疑故事的結尾有“藥神”式嫌疑，刻意“圓滿”。但是他卻肯定地說，拍攝這部紀錄片，不是為了記錄苦難，而是為了讓人們在艱難的生活中看到希望，正如他電影的主旨：大寒過後，一定立春。
老黃們老了，但“棒棒”不會消失
截至記者採訪何苦時，故事中的老黃們，已經全部離開了棒棒行業。他們有的回到了農村老家，有的和城裡定居的兒女一起生活。重慶市社科院曾發佈過一份《重慶“棒棒軍”生存徘徊與發展前景》調查報告，稱重慶主城棒棒軍越來越少。
最興盛的時候，重慶市最多有超過20萬棒棒，何苦說，如今整個重慶還在幹這行的，最多隻剩下三五千人了。城市建設在不斷完善，所有新修的房子都有通向地下停車場的電梯，運貨很多都有拖車了。運輸工具在不斷更新，這個純靠體力的行業正在被別的東西取代。就像紀錄片片頭所說的：數十萬棒棒大軍不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華，也挑走了屬於自己的時代。
回溯歷史，棒棒有過與歷史相接的輝煌過往。
19世紀末，重慶城區開始向上半城拓展。而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靠人力從長江、嘉陵江挑水，棒棒應運而生。
抗戰中，冒著日機狂轟濫炸，經過40天將大量人員和10萬噸遷川工廠物資由宜昌搶運到重慶，被譽為中國“敦克爾克”戰役的功臣、著名實業家盧作孚也是“棒棒”的後代。當他搶運的物資到達重慶後，“棒棒軍”用肩挑背磨的原始運輸方式，完成了這一民族工業在戰火中重生的壯舉。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重慶的快速工業化、城市化，棒棒軍再度興起。1997年，重慶方言劇《山城棒棒軍》的播出，直接將“棒棒軍”這個純粹的民間稱謂進行了一次全國化的命名普及，乃至吸引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
2014年4月27日李克強總理考察重慶萬州港口碼頭時，看到60歲的“棒棒”何紹強，關切地叮囑他幹活時注意身體，並說，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負重前行的“棒棒精神”。
老黃們老了，但記錄在鏡頭中的棒棒們不會被遺忘。
哪一行，哪一個人，不是如棒棒一樣，把生活扛在肩膀上呢。
I 排版：袁嘉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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