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BC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Caught in providence》，该节目从2000年起，开始记录卡普里奥，这位美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首席法官工作的日常。大部分由他经手的交通罚款、环境纠纷等轻罪案件，都不加剪辑，每周两次向公众播放。所有的案例和人都是真实的。
一
卡普里奥出生于1936年，顶着一头柔顺的白发，披着整洁的黑法袍，端坐在法庭最顶端的审判席上。82岁高龄的他因为这档法庭直播节目成为了＂网红法官”。
虽然到法庭上过堂的人看到摄像机，多少会感觉这档节目有些娱乐的元素，但卡普里奥法官清楚表明他在那里就是做他自己的工作：维持公义。
在法庭上，他的一言一行都和人们印象中威严的法官形象不一样。卡普里奥做出的很多判决和他的发言都深深触动了大家的心，让人们觉得特别温暖和感动。
有人带病出庭，他先关心被告的身体怎么样。年轻的父母清早带着孩子上庭，他也一定要问问孩子吃没吃早饭。在这之后，被审判者一般都会笑起来，卡普里奥就会开始静静地聆听，这些人有什么难言之隐。
在节目开播之前，卡普里奥已经是当地最德高望重的审判官，1985年被市议会任命为首席法官，并在之后连任六届。“按照这东西判案挺容易的，”卡普里奥曾经拍着手边比砖头还厚的法典讲述自己的经验，
“可判案的是人，不是这本书。要达到真正的公平正义，法官还要有理解和同情。”二
卡普里奥在接受节目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告诉人们：“为什么每当有年轻人及小朋友在时，我都尽力给予人性的裁决，因为我不希望让他们认为，法庭是个残酷的地方！法律维护社会的底线，人心才带来温暖。”
如何在法规之外作出更多带着人性的判断，卡普里奥摸索了60年。
卡普里奥的祖父母，当年带着十几个小孩从意大利来到美国，作为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没有文化没有技能，祖父只能靠着摆水果摊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他的父亲当时也跟着一块帮忙。
有一天晚上，他的祖父和其他小贩朋友们玩扑克时发生了冲突，有人报警，他的祖父被拘捕并带到了警察局。
第二天在法庭上，主审法官先翻阅了案卷，然后通过询问祖母，了解到他们家的生活比较艰苦，全家十几个人都靠着水果摊维持生活。于是主审法官决定对祖父网开一面，并对他的祖母说：“你的丈夫是一位好人，他昨晚只是过了很糟糕的一晚，我现在打算把他送回家，回到你和你的家庭，所以他就能够继续养活你和你们的小孩，不要太过难为他。”
卡普里奥的父亲当时也在法庭现场，觉得很感动，印象很深刻，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仍在讲关于这一位伟大法官怎样照顾祖父的故事。他的父亲曾经饱含期待地和他说，你口齿伶俐，将来可以做个律师，为穷人辩护，
不能向和我们一样的穷人收取费用。
父亲的这番话，让卡普里奥从小就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律师，然而对于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而言，要实现这个理想非常地不容易。
“父亲无法负担我上大学的费用，我只能自己想办法。我打了三份工，オ让自己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我仍然支付不起法学院的学费，我只能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去上法律学校的晚课。”
尽管过程很艰辛，但卡普里奥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实现了他的理想。在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后，卡普里奥进入了当地的法律系统工作。
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今天，卡普里奥在法律界工作了将近60年的时间。现在，他是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而父亲当年对他说过的话，他始终牢记在心。“直到现在，我也没向穷人收取过费用。”
也许就是这份初心，和他从逆境走出来的这段经历，让他作为一名法官在法庭上判决案子的时候，在合法和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让人们还看到了人性与理解。
“所以每当有年轻人来到我的法庭上，我会变得敏感起来，面对着他们的父母，我避免在言行上显得粗鲁没礼貌，不论他们的父母犯了什么事，我尝试展示给他们知道，法庭是一个友善实行国家法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地方。法庭也可以是能够帮助别人的、有热情的、有同理心的地方。所以直到今日，我仍记得当年的那一个故事，特别是有年轻人来到我的法庭上。”
三
卡普里奥在八旬高龄走红美国网络，靠的不是端庄严肃，而是一桩桩对小事出人意料的审判。他的拥趸称他为“最温暖的审判者”。
衰弱的脑癌患者急着买药，匆忙中把车停在了路边并因此违章，卡普里奥听完了前因后果，大手一挥就撤销了违章处罚，还祝福对方“好起来”。
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委屈地说，交了违章罚款就没钱交学费了，卡普里奥慈祥地看着他，安慰地告诉他可以延后交罚款的期限。
他掏出笔和纸，同第一次驾车违章的高中生约定，如果他能考上大学并顺利毕业，罚金就会取消，否则就要追回。一脸惊喜的年轻人连声向卡普里奥道谢，老头子却又开始板起脸在纸上记录，“4年之后，我可会派警察来核查！”
面对还没有工作，赶着去英语学校而违章的外籍女工，他也毫不犹豫地取消罚单，只要女工愿意继续坚持学英语、找工作，并且不再违章，罚款就不再追究。
镜头中，卡普里奥的招牌动作是单手扶着额头，自顾自地烦恼，嘀咕“怎么办”。有的被起诉者确实走到了绝境。卡普里奥说，他“必须给这些人在法律和人情间找一个平衡点”，不能让一场判决压垮他们的人生。
一位孩子被谋杀的母亲在他的法庭上失声痛哭。孩子明明都被杀了，名下却还显示最近一月的社会保险欠费。赶去社保局处理孩子的欠款，车上被贴了一张违章罚单。申请法律援助的路上，浑浑噩噩停错了车，又多了一张罚单。
随后，这位倒霉的母亲因交不出房租，被房东勒令搬家，闹到法院又是败诉。绝望的她在法庭上哭红了眼，“房东拿回了房子，可我的生活只剩下罚单。”卡普里奥皱紧了眉头，把罚款总额从400美元减少到了50美元。母亲抽泣着感谢，说这个数目还付得起。
卡普里奥追问了一句，“缴完罚款，你还剩多少钱？”回答是5美元。
他几乎只犹豫了一秒，“我是不会让你只剩5美元离开的，我要取消你的所有处罚。”
人们很少见这位大法官板起脸来。少有的一次是在一场大学毕业典礼上，有学生问作为嘉宾的他，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工作。
这位老人以法庭上鲜有的严肃对着台下的学生说，“当我自己爬上了成功的阶梯，责任就是把梯子放下去，让更多人可以爬上来，而不是跌下去。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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