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魯迅先生的倡導下，新興木刻運動蓬勃發展。從形式到內涵，中國版畫一改工藝複製的悠久傳統，在與革命事業緊密結合的新環境中開始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歷程。其成長的艱難，正如魯迅在詩劇《過客》中所隱喻：“在荒原上沿著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跡行走著。”
而在這條“痕跡”之上，王琦與當時眾多有志青年一樣，以手中的木刻刀為武器，前承新興木刻的激情，後攜當代版畫的旗旌，為中國現當代版畫開擴了新的藝術空間。
1.不“蹦嚓嚓”的優等生
王琦美術博物館（坐落於中山四路）
在很多人眼中，王琦是幸運的。自小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一名實業家，平時愛好音樂，擅長書法，母親則喜歡繪畫，優越的家境使他受到了良好的藝術薰陶。到了上中學的時候，比利時畫家麥綏萊勒刻的四本連環畫讓他初次瞭解到“版畫”的概念，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4年，16歲的王琦離開家鄉，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正式開始他的專業美術學習。與此同時，魯迅以上海為陣地，號召文藝界人士，積極推動新興木刻運動。同年10月份，一百多幅反映十月革命和蘇聯初期社會生活的版畫原作經魯迅之手，以《引玉集》為名精選出版。強烈的黑白色彩，犀利的雕刻刀法，給當時的進步木刻青年以創作上的引領。很多木刻人手中只有一把刻刀和幾塊木板，卻敢於憑藉滿腔熱情，在毀滅踐踏中與現實的黑暗搏鬥。
王琦美術博物館內景
事實上，社會的動盪不安並未在經濟方面阻止上海的飛速發展。作為威震八方的亞洲和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城市經濟總量和金融證券市場規模僅次於紐約和倫敦。十里洋場的繁華與奢靡之風蔓延到學校，很多學生流連於絢麗迷離的大都會生活中，紙醉金迷的西式舞廳更是崇尚時髦的學生經常光顧之所。不少家境富裕的墮鞭公子、走馬王孫在舞場之中銷魂蕩魄、一擲千金。身邊的同學受這種風潮感染，都紛紛追逐時髦去舞場“蹦嚓嚓”，有時也會邀請王琦，但他卻一一拒絕了。大學三年，王琦的課餘時間似乎只被兩件事情佔據——打乒乓球和泡圖書館。當時的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到圖書館去查借書目錄，一看王琦借書最多，因而對他格外器重。
三年美專的學習，打開了王琦的眼界，使他既掌握了美術創作的諸多技法，又飽覽了西方藝術的各種思潮。1937年，王琦從上海美專畢業，與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最大的夢想是前去法國深造油畫。沒成想，北京盧溝橋事變的消息一路南下，傳到上海。王琦憑著一腔報國熱血，毅然放棄留學法國的機會，至此拿起木刻刀，開始了他70餘年的木刻創作生涯。
2.拿著木刻刀的“戰士”
館內收藏著王琦先生的作品近200件，文獻資料500餘件
1937秋天，在日軍瘋狂的侵略攻佔下，北平和上海相繼失守。新興木刻運動在上海淪陷、國勢危亡之際，兵分兩路，一路遠赴西北的延安，探索版畫與民眾相依的路徑；一路在大後方的重慶，繼續著版畫與時代互動的努力。
當時，延安成立魯迅藝術學院，面向全國招募學員。王琦得知消息，步行800裡來到延安，考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師從三十年代著名木刻家胡一川、沃渣學習木刻藝術。那時候資源匱乏，條件簡陋，學習工具就是一塊木板、一把刀子，社會上流傳的版畫就是通過木刻後油印出來，一塊木刻能印刻許多幅畫，到處分發。作為抗戰時的一種宣傳品，木刻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琦對重慶有很深的感情，在晚年接受採訪時，都自豪地以“重慶市民”自居
在延安，王琦多次聆聽毛澤東、周恩來、賀龍、周揚等人的演講和報告，加快了他思想層面的成熟。4個月的學習結束後，根據他本人的要求，選擇回到了家鄉重慶，以筆為槍，堅持抗敵。1939年，王琦的第一幅木刻版畫《活躍於冰天雪地中的游擊隊》在《新華日報》刊載，版畫上3名游擊隊戰士在冰天雪地裡揹著槍，目光灼灼地眺望遠方，黑白分明的線條表現了游擊隊戰士抗戰的艱辛。其他的作品如《警報解除以後》《嘉陵江上》《馬車站》《買平價米歸來》，均以重慶大後方背景創作，刀法簡潔，革命傾向鮮明，反映了抗日戰爭年代中國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抗擊侵略的悲壯場景。
與此同時，王琦還創辦了進步刊物《戰鬥美術》。一邊刻木刻，一邊寫文章，雙管齊下。在重慶40度的高溫天氣裡，他一個人來回步行70多公里，監督出版，運輸成書。等到半夜三更馬路上沒有人的時候，他又和幾個年輕人提著漿糊桶，往街邊電線杆上貼海報、掛橫幅。
在繁忙間隙，王琦受朋友委託為進步刊物《戰士青年》創作木刻封面，並一直持續到1941年皖南事變，大批文化人被疏散到香港、仰光等地。王琦的名字在當時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上位列第二名。
重慶的版畫運動在諸多進步人士的推動下進行得如火如荼，社會群眾抗日情緒日益高漲，這引起了美國《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的關注。他專門找到王琦，希望能通過王琦的宣傳，將抗戰木刻送到國外去。王琦欣然答應。後來，美國《時代》《生活》《幸福》三家雜誌以《木刻幫助中國人民戰鬥》為題，用長達10個版面的篇幅報道中國抗戰木刻的情況。
隨著外國媒體的報道，重慶版畫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不僅擴大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影響，也獲得了世界人民對抗戰的支持和援助。在推廣版畫方面，王琦自然功不可沒。
3.從現實主義到浪漫主義
新興木刻從誕生那天起，便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緊密相關，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命運血肉相連，它是中國革命文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版畫家們也都是以藝術家和革命者的雙重身份出現。作為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第一代版畫家的傑出代表，王琦深入社會、反映時代，創作了大量新舊中國激烈動盪與社會變革的藝術作品。
1942年在重慶中國木刻研究會這段期間，王琦的木刻作品《馬車站》《聽講演》《待發》《農村之秋》《拉縴夫》等，均來源於對生活的細緻觀察，也是對這一時期生活的真實寫照。《馬車站》的木刻素材，就直接是從王琦家門前停留的一輛馬車寫生稿得來，背後的房屋則是根據想象後期添加上去的。
新中國成立後，萬象更新，新的時代需求促使了版畫題材從人物向風景、花卉方面拓展，表現手法也多以抒情為主。這種社會需要的轉變直接導致了木刻形式的變化，黑白木刻逐漸變成套色木刻，色彩的活潑多元逐漸取代了單調的黑白色彩。
《晚歸》是王琦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作品構思同樣來源於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夕陽下，高高的草垛被風吹起，農人坐在馬車上，愉悅地向著家中趕去。溫馨樸實的鄉村場景，在明快的色調中予以呈現。這幅作品在全國報紙刊物發表30餘次，還被拓印送去15個國家展出。
在談及自己的創作經驗，王琦曾說：“搞藝術不經過一番勤學苦練是不行的，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捷徑可走。老老實實在基礎功上下功夫，得手勤，腦勤，腳勤。”為此，他不辭辛苦走訪農村、工廠，蒐集創作素材。在國慶十週年之際，為了畫好天安門，41歲的他還爬上了30年沒人上去過的正陽門。
王琦就這樣嚴肅對待自己創作的每一張畫，519張，筆筆紮實，刀刀確鑿，然後從實處求虛，整體著眼，形成了他嚴正典雅、明快響亮的版畫風格。如果一張張看過來的話，就是一部大眾時代社會風情和生產生活的變遷史。
4.“王鐵人”和他的“小白兔”
在後輩眼中，王琦這一生最完美的，是與妻子韋賢70多年的婚姻與愛情。
年輕時候的王琦身材高大，長相英俊，讀書時身邊的女性朋友很多，但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伴侶。畢業後回重慶，卻對作為音樂教師的韋賢一見鍾情。那會兒正是抗戰時期，重慶作為後方，經常遭受敵機的轟炸。兩人舉辦婚禮時，敵機臨近，警報“紅球”掛起，賓客不得不匆忙逃離，他們也躲在防空洞裡避難。
婚後，王琦要終日忙於木刻事業，常常一天都把自己關在家裡面，佝著腰，拿著刻刀在木板上一點點打磨，刻一部分，又停下來，盯著木板琢磨一陣，往往是滿桌子的木屑也沒有察覺。等到大兒子出生時，王琦為了減輕妻子的負擔，就一邊抱著孩子，一邊鑽研木刻，妻子從外面買菜回來，看到王琦的樣子，便笑道：“看樣子你現在最引以為樂的只有兩件事，一是你的木刻，一是你手頭抱著的孩子。”王琦哈哈大笑道：“知我者，夫人也。”
多年來，妻子跟著他，重慶、南京、香港、上海、北京多地輾轉，她理解丈夫的艱辛，也始終支持著他的抉擇。王琦感念妻子，親暱地稱呼她為“小白兔”。
“木刻戰士”在自己的崗位上一刻就是70年，韋賢跟在自己的丈夫後面，為愛一路默默付出。2000年，老兩口舉辦了60年鑽石婚紀念。夫妻二人平日裡的生活，簡單卻不失溫情。通常晚上10點睡覺，早晨7點半起床，吃完飯後一起散步、看稿子。
2016年，王琦查出患有重病，幾度住院。稍有好轉便要求回家休養，家人知曉，他惦記著家中的妻子。每次住院回家，兩個老人都要顫巍巍地緊緊擁抱。激光手術之後，由於聲帶受損、發聲困難，王琦只能用筆錄手寫的方式和家人交流。不想妻子擔憂，他微笑著，一筆一畫寫下——“我是王鐵人”。
王琦美術博物館（地址）：渝中區上清寺中山四路75號附67號
閱讀更多 渝州簡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