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昨天由劉鶴主導的這場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這些來自官學兩屆最有頭面的高層們竟然發出瞭如此“犀利”的聲音：
“大量投資拉動增長是造成高槓杆的原因，因此導致了系統性風險”
“現在是國進民退”
“私營經濟離場不是虛妄之談”
“建議取消所有制分類”
“改革不是純粹完成任務”
“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
甚至前財政部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發言直說：“靠行政手段去槓桿是計劃經濟時代才幹的事”“金融混業模式絕對不行，會引發高風險”
如此火力兇猛的發言真讓人懷疑這會議是不是在北京開的？是不是劉鶴主導的？
這膽兒也太大了！
不過，也正是因為如此激進的發言，更能反應出中國經濟面臨的極大痛點。
改革到底怎麼走？讓我們看看部分高層們的發言重點。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現在我們的經濟因為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我們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方式的轉型也沒有到位，所以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總的來說，我們把它形容為一種翹翹板式的經濟運行狀態。也就是說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槓桿率的過高，造成了系統性風險出現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你要降槓桿，增長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槓桿就上去了，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就增大。”
“那麼有沒有出路呢？有人說這怎麼弄呢？其實是有辦法的。它的關鍵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夠提高效率，這兩方面的問題就都能夠解決。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歸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樓繼偉（前財政部長）：
“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其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現在很多的做法卻把目標、任務當手段，為了“去產能”就給各省下指標，這是用傳統辦法靠行政手段“去槓桿”，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推進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市場發揮作用。”
“我們一邊要降槓桿、去風險，一邊要認真思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發展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我看來，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
楊偉明（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要以通過改革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一些機制，比如說能夠自動地糾正經濟結構性失衡、經濟的金融化、經濟房地產化的機制，
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來干預是解決不了的”。“今後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相對於商品市場而言，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是明顯滯後的，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
“現在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
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國企搞混改的時候到底是誰混誰？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讓國企去把民營企業給吃掉，特別是在民企最困難的時候，那國企就是趁虛而入。這個時候價格極低，有的甚至是零價拱手送給國企，國企當然是很高興了。”
“但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不是要把民營企業給改掉，而是應該讓民營企業加入國企，改善經營機制。如果趁民營企業比較困難的時候，國企搞逆向混改，對民企信心的打擊是會非常、非常大的，國企應該手下留情”
“政府應該在這個時候對股市上的民企有一定的保護措施，不能看著A股上幾十家、上百家民企最後被清盤了，股價下跌，很多民營企業質押貸款很快就到期了，可能撐不過三個月。如果這些民企都要死掉了，這個影響會非常、非常大的”
劉曉豔（易方達基金總裁）：
“各個部委、各個條線的改革措施應該加強統籌。在堵後門、側門的時候，要打開前門。此外，各種改革措施不應疊加。打企業一拳還可以，連續打五拳，不是變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打趴下了”
“法制的前提是科學立法，但有些時候，特別是一些行政規章，卻並不科學。她認為，如果嚴格執法，行政管理就要有一定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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