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革命史觀的地位受到動搖之後，雖說並未有新的絕對權威取而代之，但是幾乎大部分的歷史研究者都或多或少的轉向“現代化史觀”，作為書寫歷史的線索、情感甚至意識形態。“現代性”這個詞幾乎成為某種“咒語”，套用在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之上，為一點一滴的變化賦予“意義”和“目的”。於是問題自然產生，現代性或者現代化過程究竟是什麼？這一進程的主體又屬於誰？它為世界的樣貌帶來了怎樣的改變？對這一問題的思索，構成了我上半年閱讀書目的主線。有關“現代性”的探討汗牛充棟，本文僅舉在我看來最有趣的幾位作者的論述。
首先是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自由主義之後》（臺北：聯經，2001），華勒斯坦作為當今最具創見的社會科學學者，其最出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影響深遠。華勒斯坦指出，現代性由一種特定的社會現實與一種特定的世界觀結合而成，這種世界觀有兩個要點：一是承認改變是一種常態；二是國家主權屬於人民。而對這兩個議題的不同反應：反對、穩步推進和激進執行，就成為19-20世紀最為重要的三種意識形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三種意識形態在19世紀共同促成了以“核心-邊緣”為特徵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在歐洲的主權國家內，借民族主義和福利政策統合無產階級；在邊陲地區，用強調民族自決的威爾遜主義和強調發展的列寧主義安撫第三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列寧主義便是威爾遜主義的盾牌，蘇聯事實上起到了鞏固美國霸權的作用。也就是說，1991年蘇聯的解體，同時也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本身敲響了警鐘。然而正如康納·奧克萊利（Conor O'Clery）在《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中諷刺地說道：“美國人在蘇聯人的葬禮上喝得太多了，以至於現在還醒不過來。”這或許才是理解冷戰及其同自由主義間關係之本質的最佳角度。
《自由主義之後》
《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自由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只是現代性的一個方面，或許有人指出自由主義或任何政治觀點的虛偽，並不能否定科學所帶來的“確確實實”的現代性，然而科學也並非超脫歷史之外的存在。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科學史作品《科學革命的結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就探討了範式及其範式的變化對於科學研究演進的決定性作用。庫恩指出，科學研究存在範式，而範式界定了科學研究的方式和可接受的解，常規科學即是在範式指導下的解謎過程，科學研究的革命就是範式的革命。
《科學革命的結構》
那麼，這範式對於歷史研究的啟示意義為何？19世紀以降，歷史研究的範式或許也經歷了多次的變革。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的三大卷《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的開篇，就是對19世紀人們記憶自身歷史方式的改變，進行詳盡而深入的探討，19世紀的人們系統性的反思歷史，並將其塞入某種線性軌道中，利用種種材料和場域：檔案、照片或博物館，將記憶更好的保存風乾為歷史。奧斯特哈默的《19世紀史》和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年代四部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可謂等量齊觀的宏觀敘事作品，前者在概念明晰的基礎性工作上功夫極深，而後者對於藝術史的關注和無與倫比的敘事語言則頗具特色。對於19世紀世界的宏觀瞭解，這兩套書是不可錯過的佳作。
《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
《年代四部曲》
奧斯特哈默提到的照相技術，作為19世紀的新發明，為歷史貢獻了可貴的視覺材料，諸多帶著相機來到中國的西方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在這之中，首推約翰·湯姆遜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約翰·湯姆遜記錄的晚清帝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幾乎諸多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標準像”都取材於他之手，不僅照片質量上乘，湯姆遜為每幅照片所撰寫的簡要說明和與之相配合的遊玩記錄也尤其引人入勝，彷彿身臨其境一般，展現一幅晚清社會的畫卷。類似的照片或版畫集還包括穆默（圖）程偉（譯）：《德國公使照片日記（1900-1902）》（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詹姆斯·利卡爾頓，《1900，美國攝影師的中國照片日記》（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趙省偉、李小玉編譯，《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法國彩色畫報記錄的中國1850-1937》（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5）和小川一真：《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照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約翰·湯姆遜記錄的晚清帝國》
《德國公使照片日記（1900-1902）》
《1900，美國攝影師的中國照片日記》
《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法國彩色畫報記錄的中國1850-1937》
《八國聯軍侵華時期照片集》
但是中國對於現代性的接受，絕非如同照相機的引入這般簡單，而是經歷了極為痛苦而漫長的轉型。在西方帶來他們的“現代性”之前，中國人有其自身的世界體系。廖敏淑的《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即是對清代互市與外政制度的精彩考察，有力地推翻了一直以來受到吹捧的費正清所謂“衝擊-反應”理論，併為清朝正名。清朝絕非一具靜止不動的“乾屍”，而是和大英帝國或沙俄一樣，都是野心勃勃大帝國，其所代表的是與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自19世紀以來，清政府就與西方進行了長時間卓有成效的搏鬥。
《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
何偉亞的《懷柔遠人：馬噶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就敏感地注意到了清朝世界秩序和英國國際體系之間的衝突，如何體現在禮儀問題上。王開璽的《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也涉及這一問題，但是敘述稍微冗長，然而卻是必要的參考。
《懷柔遠人：馬噶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
《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
自1839年始，衝突便升級為戰爭，武裝衝突層面已有相當多的論述，也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話題。劉禾的《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卻另闢蹊徑，從翻譯問題中展示兩個世界體系之間的生死搏鬥，其關注點放在有關“夷”的翻譯在跨語際實踐中產生的意義重組上，是帝國主義話語建立在中國霸權的絕佳縮影，各位讀者只要有耐心熬過該書冗長而艱澀的緒論部分，定會在後面的章節中得到相當有益的啟發。
《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現代性帶給中國的首先是戰爭和暴力，黃宇和的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是我所見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起源的最佳作品，可惜該書未見中譯本，但其精彩程度足以讓我推薦各位去挑戰英文原著。黃宇和從巴夏禮和包令的個性出發，經由英國的媒體圈、議會政治鬥爭，直到英國海外經濟的體系，梳理出一條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所以爆發的“因果鏈條”，尤其是他對於英國史料的掌握是國內學者所不及的。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現代性也改變了國內衝突的模式，太平天國運動所帶有的基督教色彩是同西方接觸後才可能出現的現象，但是太平天國同時也繼承了許多清代民變所共同的因素。韓書瑞（Susan Naquin）的《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和《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是有關清代中葉兩期民變的研究，其優美而生動的文筆把枯燥的審問筆錄和檔案化為引人入勝的故事，以展現兩次民變千頭萬緒的前因和漣漪不斷的後果。
《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
《山東叛亂：1774年王倫起義》
若論前因，王汎森在《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2014）對清代社會心態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而至於後果，路康樂（Edward J.M.Rhoads）的《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則關注到辛亥革命時的滿漢間暴力衝突，有力地質疑了所謂辛亥革命是一場“不流血”或者“微流血”革命的說法。
《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
《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或許這樣的說法是相對於清朝19世紀空前規模的內亂和20世紀中國不斷的、充滿血腥味的革命相比而言的結論，但是對於在朝代更迭中死去的這些滿、漢人民而言，這樣的結論則顯得草率。然而更可悲的是，這樣的犧牲同樣沒有換來“舊邦新造”，反而秩序的進一步淪陷。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2015）對於抗戰中國富有同情的描述，即是對中國近代沉淪的一曲輓歌。僅僅哀嘆於抗戰帶來的破壞是膚淺的，拉里的創見在於發現抗戰對於中國傳統秩序的徹底瓦解作用，因為戰爭，在地精英和地主脫離自己的權力基礎而流離失所，殘存的一些野心家因為和日本人合作而在戰後名譽掃地，逃到後方的人們在倖存者心態的驅使下，侵蝕著殘存的社會信任感。這一切都為戰後的革命鋪平了道路，而所有舊秩序的解體，也為新的權力格局對於社會的全面控制打開了大門。
《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
拉里的論述或許還有待商榷之處，周杰榮、畢克偉所編的論文集《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中所呈現的，便是新秩序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如何接管城市？如何處理國家同工人、社會組織的關係？如何鞏固對西南、西北邊疆的控制？在控制領土以後，又該如何統一思想，把唯物主義和革命話語教導給全體人民？這都是實實在在的問題，同革命戰爭一樣，不是請客吃飯，而需要面對嚴酷的鬥爭。該書中的論文即是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無論是論述、比喻還是視角，都尤為驚豔，令人不忍釋卷。
《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
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終究是在中國建立了起來，亞洲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或許是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ield）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所指出的“五條道路”之外的類型。
《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
任何線性的敘事都不免企圖將所有的事件收入自圓其說的體系中，然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近代史研究必須面對複雜性和模糊感。例如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和羅久蓉的《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都探討了戰爭中文人，或是女性在複雜認同下的艱難抉擇。唐啟華的《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揭示了被革命敘事所遮蓋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成就。為了防止倖存者偏差，民族國家建構中的失敗者也值得考察，尤金·羅根的《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就是很好的例子。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
《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
《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
《奧斯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
還有很多的佳作我這裡無法一一舉例，但以上這些，都是幫助我理解何為現代性，誰創造現代性，誰又享受現代性之成果等問題所藉助的航標。如何理解現代性就是如何理解當下的一切，我曾和朋友開玩笑稱，如果近代史歷史研究去掉了現代性議題，我們還剩下什麼？難道只有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了嗎？朋友愕然，想了許久也不知道沒有了現代性之外的工具，學人們手上還剩下什麼武器。但是這終究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後現代之後新理論的建構，或許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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