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記者邱晨洛杉磯報道】康普頓是洛杉磯南郊一個超過10萬居民的城市，其人口中以拉丁裔為主，佔總人口的70%，該城市的第二大族群是非裔，然而居民中很少見亞裔。數十年前，康普頓的治安非常遭，槍擊案件頻發，因此被人稱為“戰區”。雖然近年來該市的治安發生了很大變化，可沒有到訪過康普頓的人寧願相信當地的治安仍很差。可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做康普頓聯合學區警局局長的竟是一個華人。
棄做律師當警察保護學生安全
康普頓學區警局華裔局長吳韋霖，每天以保護學區2萬1000餘名學生及教職人員的安全為己任，即便做了局長他也常赴案發現場執法，為此難免遭遇危急狀況，甚至受傷，可他就是喜歡做警察。已從警20年的吳韋霖曾是一名執業律師，還是家中的獨生子。
8歲隨家人從臺灣移民來美的吳韋霖，先後畢業於派珀戴恩大學與加大洛杉磯分校。1998年他考到了律師執照，開始開辦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做了一名讓許多人羨慕的律師。可他卻不滿意自己的工作，一心想當一名自幼就喜歡做的警察。
“一開始就對做律師沒興趣。”吳韋霖說，可那是媽媽的心願，不好違背。有朋友勸吳韋霖，世界上90%的人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他也不必為此感到不爽，可這些話反而增加了吳韋霖離開律師這一行的決心。他反問自己：“為什麼上班不能高興。人應該做自己想做的，這樣過一輩子才不至於後悔。”
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他開始上警校，2000年他考到了做一名警察所需要的全部執照。自2001年起，吳韋霖放棄了律師生涯，開始做一名巡警。他說：“我媽媽希望我做律師，我做到了，證明我不是笨人，可我還是要做我喜歡的事情。”
吳韋霖現任康普頓學區警局局長，領子上有4顆星。僑報記者邱晨攝
按媽媽要求下班報平安一報十年
畢竟家中僅有一個孩子，吳媽媽最擔心的是兒子的安全。吳韋霖當年上警校都是揹著媽媽去的，那時他住在媽媽家，制服都要藏好，不能讓她發現。可事情偏偏不湊巧，一天媽媽提前下班，兒子正穿好警服準備到警校上課，結果兩人“撞”上了。媽媽得知吳韋霖要瞞著她做警察，很生氣，兩個星期沒理兒子。
既然兒子鐵了心，當媽的也沒辦法，但在吳韋霖做警察前給他規定好，每天下班後一定要給媽媽打電話。吳韋霖答應了媽媽的要求，做警察後每天下班都要給媽媽打電話，無論是白天還是深夜，下班後必打，而且一打就打了10年，直到吳韋霖升為警長，坐進了辦公室為止。
獨子做警察也常冒險
做警察沒有不冒險的，吳韋霖也有過許多冒險的經歷。2003年，吳韋霖被派去社區執法，結果一名嫌犯手持螺絲刀向他衝過來，當時情況危急，他槍都對準了嫌犯，幸虧嫌犯的妹妹及時將嫌犯推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2013年，吳韋霖與數名警員在一座足球場看臺上平息一場青少年打群架事件，為了保護身邊的警員，他被一名嫌犯推下了看臺。那次事件讓吳韋霖的背部及腿部嚴重受傷，兩個星期無法站立，至今還需定時到醫院接受治療。那次出警受傷的事他沒敢跟媽媽提起過。
做了局長之後，吳韋霖可以穿西裝上班了，遇到一些交通違規的小案件他也不必親自攔車開罰單了。可吳韋霖就是閒不住，只要遇到危害社區安全的事他不顧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去幹涉。他手下的警員半開玩笑地勸他：“以後這種小案件不要再管了，否則警局還要派兩名警員赴現場保護你。”可他不聽，他認為既然做警察就要行使自己的權力，保護社區安全。
吳韋霖將“血符”（他身後牆邊）放在他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僑報記者邱晨攝
美國警察的“飛虎隊”情結
吳韋霖對警員的儀容要求頗高，他常掛在嘴邊上的話是：“警服穿不好還不如不穿。”吳韋霖喜歡穿警服，說是口袋多，攜帶設備方便，其實他是在說，穿警服更便於他執法。
吳韋霖對制服的熱愛可回溯到他幼年時代，他外公曾是一名空軍，二戰期間曾與駐紮在中國的“飛虎隊”共同抗日。吳韋霖從小在空軍基地成長，身邊都是穿制服的軍人，而他最喜歡做的事即是戴上外公的軍帽騎摩托車兜風。
一次偶然的機會，吳韋霖遇到了學區裡善做手工的學生，他們心靈手巧，可製作各種汽車模型。吳韋霖便拜託這些學生為他製作一架P-40戰機模型，這是當年援華美軍飛行員，即“飛虎隊”隊員駕駛的飛機。吳韋霖提出這一要求並非突發奇想，他知道自己的外公與“飛虎隊”那段非同尋常的歷史。
P-40戰機模型做好了，可送到吳韋霖辦公室時卻增加了一個寫有“來華助戰洋人 軍民一體救助”漢字的“血符”複製品，即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政府發給來華助戰美軍的救命符。吳韋霖將P-40戰機模型與“血符”放在辦公室最顯眼的地方，一看到它們他就會想起自己的親人。
提起自己的外公，吳韋霖不免感到有些遺憾：當他做了警長，開始戴星星的時候，媽媽曾把兒子的照片帶到臺灣給外公看，當時外公很高興，以外孫為傲，可是“很可惜，他沒能看到穿警服的外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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