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還我江山還我權》已經不知道作者的詩歌，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義和團戰士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決心。義和團是清末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它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民反瓜分、反侵略鬥爭的發展，又是長期以來遍及全國各地的反教會鬥爭的總爆發。
義和團團民
義和團原稱義和拳，是長期流行於山東、直隸（今河北）等地的許多民間秘密結社中的一種。甲午戰爭後，各地反教鬥爭接踵而起，義和拳遂成為反對外國侵略勢力的重要組織形式。1898年10月，山東冠縣義和拳以閻書勤為首，聯合直隸威縣趙三多等，聚眾燒燬紅桃園教堂，佔領犁園屯，震動了魯、直兩省的毗連地區，成為義和拳反帝鬥爭興起的訊號。次年10月，朱紅燈為首的義和拳在平原縣與地方營隊戰鬥，促進山東許多州縣反侵略鬥爭的迅速發展。山東義和拳開展反教會鬥爭後，當地傳教士要求清政府嚴加鎮壓。山東巡撫張汝梅則建議清政府改義和拳為團練，以便控制，並將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毓賢繼任山東巡撫後，企圖瓦解分化義和拳，採取“分別良莠”的辦法，對參加義和拳的一般群眾稱為良民，默許他們設廠練拳，對武裝反抗的人則誣衊為“匪徒”，捉拿懲辦。張汝梅、毓賢的計劃雖未達到預期目的，卻有利於義和拳的發展。
山東各地大刀會、紅拳會以及其他秘密結社的成員和一般群眾紛紛參加義和團，使其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滅洋”團體。義和團的主要參加者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貧困和愚昧使他們的反抗鬥爭只能沿襲過去農民起義利用的秘密結社辦法，採取設立神壇的方式發展組織，操練拳術，吸引群眾。義和團的基層組織是壇，是敬神、練拳、聚會、議事的場所。有的地方几個或更多的壇口之上有總壇口，它們之間也無統屬關係。各壇口往往各自進行分散的鬥爭，但當需要聯合行動時，即使數百里外也派人接應。義和團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用畫符唸咒、請神附身等“術法”動員群眾。義和團散發各種傳單、揭帖，以樸素的語言和歌謠形式，進行驅逐侵略者、保衛國家的宣傳。同時這些傳單、揭帖中也帶有迷信落後意識和盲目排外的情緒。1898年反教會鬥爭興起時，義和團就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個口號在初期曾吸引廣大群眾參加，壯大了義和團的聲勢，但同時也反映了義和團對清政府的模糊認識，以至後來因此受統治者的欺騙利用，最後被出賣。
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在山東反侵略鬥爭的發展，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恐懼和仇視，他們指責地方官吏沒有采取有力措施保護教士、教民，對毓賢尤為不滿。1899年12月初（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國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衛右軍統領袁世凱為山東巡撫，以便統帶所部新軍鎮壓反教群眾。清政府接受了這項無理要求。袁世凱就任後，把鎮壓義和團當作主要任務，在袁世凱的鎮壓下，山東義和團實力遭到重大摧殘。從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起，清政府官員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主“剿”和主“撫”兩種不同意見。這兩派意見交互影響清政府，使它舉棋不定，對義和團的鎮壓忽松忽緊。
1900年1月11日，即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後半個月，清政府發佈一道諭旨，命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在辦理教案時，必須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這表明清政府採納了主“撫”派的意見。各國駐北京公使對這道諭旨反應強烈，斷定清政府有意縱容義和團。3月上旬，他們脅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果清政府不接受要求，各國公使將報請本國政府派軍艦來華，實行武裝干涉。清政府於是又頒佈諭旨，命令直隸、山東督撫出告示嚴禁義和團。清政府的態度反覆，同當時國內局勢有關。戊戌政變後，清朝統治力量更加虛弱，而中國正面臨被瓜分的嚴重危險，因此清政府對鎮壓義和團不能不有所顧忌。
袁世凱
清政府在“剿”與“撫”之間的徘徊，導致義和團在受挫于山東後，又將反教鬥爭轉至直隸地區。當地官員對此雖十分驚恐，卻不敢貿然進行武力鎮壓。義和團因此迅速發展。當清政府下諭旨明令在直隸嚴禁義和團後，直隸總督裕祿才調淮軍右翼統領梅東益所部六營及武衛前軍邢長春馬隊兩營到冀州、深州、河間等地鎮壓。義和團避實就虛，轉向西北，勢力大振。清軍疲於奔命，顧此失彼。5月22日，淶水義和團會同安肅、定興拳眾，在石亭地方設伏，擊斃淮軍副將楊福同及清軍多人。裕祿急調武衛前軍楊慕時所部三營到蘆保鐵路沿線，又派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親率所部到楊村、豐臺實行鎮壓。義和團為阻止清軍調動，破壞蘆保鐵路和電線。27日義和團進駐涿州城，又破壞涿州到長辛店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樑，逼近北京。義和團的空前發展，已使清政府既無決心、亦無可能在短期內將其鎮壓下去。西方侵略者看到這種情況，便決定聯合起來，要求清朝政府與他們一起鎮壓義和團。從此，義和團在清政府的曖昧態度下，開始了與八國聯軍的慘烈鬥爭。
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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