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行的阿拉善SEE四川项目中心成立大会上，阿拉善SEE基金会理事长许小年结合商业案例，向在场的企业家会员分享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工业化结束、资本积累完成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经增速明显下降的原因，许小年认为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基本结束，资本积累已经完成。
许小年指出，历史上，把一个农业化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都会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完成之后，都会重新建立世界秩序，比如德国和日本，正是凭借着工业化期间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实力与财政实力积累增强，对世界秩序发起了挑战。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挑战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秩序，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中国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道路基本相似。过去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是由于打破了计划体制的束缚，让资源在市场的支配之下自由流动，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
工业化期间，为什么会带来经济的超长增长？一是农业向工业转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效率很低。当资本、人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资源总量不变，重新配置，效率提高。二是从低效的国有部门转向高效的民营部门。这些转变，都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发挥作用，资源可以自由流动时，永远是从效率低的行业流向效率高的行业。
为什么过去10年经济增速变慢？许小年认为，“2008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已经结束，工业化所伴随的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从需求的角度反映的是投资需求的衰减，各行各业存在着大量过剩产能。投资从工业化时期GDP增速的两倍，下降到基本与GDP增长同步。工业化已经结束的另一个表征是城镇化速度放慢。2016年农民工增长速度仅为1.5%，2017年估计是负增长。很多城市，包括一线中心城市，人口出现净流出。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资本积累、城镇化都已经告一段落。过去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几个动力势头都在减弱，甚至已经熄火。”
脱实向虚明显，是因为实体经济投资饱和难有以前的高回报
许小年在演讲中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过去习以为常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今后不会保证成功。“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找到供不应求的市场，迅速组织资源生产产品卖到市场上去，这是已经过时的商业模式”，他强调，“过去习以为常的政府政策，比如政府增加开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银行增加信贷投放，这些政策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弱，乃至于基本不发挥作用。”
许小年指出，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明显。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银行增加信贷，但是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房地产、股市等资产市场，不断推高资产价格。“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引导，资金就是不进实体经济。原因就是实体经济中的产能已经过剩，投资已经饱和，再也找不到想过去那么高的投资回报率了。资金很自然就进入资产市场去炒资产价格。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现象，用旧思路无法应对新出现的问题。”
许小年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供给测。“供给测驱动经济增长，供给测来保证企业发展。”
他表示，企业要靠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规模的扩张来保证未来的经营成功。从宏观讲，供给测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政策只对需求产生作用，而供给是要靠企业，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企业而不是政府政策。“供给测意味着政策要从拉动需求转移到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要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之下，淘汰效率低的，保留效率高的。供给测的政策是要围绕如何提高企业效率展开的。”
央行定向降准是货币宽松？这是误读
许小年表示，“供给测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清除过去10多年时间，由于连续采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造成的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就是债务，高负债给经济带来了很大风险。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债务水平上升了100个百分点。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的负债率为160%，如今总体负债率高达260%。“这意味着在过去的10年间透支了一整年的GDP，靠着债务维持住了6%的GDP增长，这是无法持续的。”
许小年指出，从2016年开始，国家政策层面上开始转型。2016年的工作重点是“三去”：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而不再是扩大产能、拉动内需。2017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防范系统性风险。
“今年的基调不变，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在收缩银根。我们可以感觉到资金供应上越来越紧张，货币市场上利率越来越高。财政部发布文件，要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禁止地方银行向商业融资平台发放信贷。这是在财政层面上的紧缩。
新任央行行长在两会过后发表讲话说，中央银行要缩表了。缩表就是要减少债务，降低经济的总体负债水平。央行定向降低了准备金率。一般而言，降准是货币松宽，但这是误读。降准的目的是要求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偿还向央行发的再贷款，实际上是收缩银根。商业银行还钱，市场就会出现流动性紧缺，为了防止流动性紧缺，央行定向降准，使头寸不那么紧张，有钱把央行的再贷款还掉。这是流动性紧缩，中央银行在履行退出货币松宽的承诺所采取的措施。”
许小年补充道，“最近很多大型企业不得不在市场上拍卖资产来还债，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都出现了资金周转问题，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抛售资产来偿还银行债务。这些都是整体宏观紧缩下产生的。
进入2018年，在货币与财政上都是紧缩，这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总体负债水平已经到了一个很难持续的水平，我认为这时的紧缩政策是正确的。我们过去过度依赖政府打强心针，过度依赖财政花钱、银行贷款来勉强维持经济增长。在后工业化时期，这些政策已经失灵。”
不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大型芯片公司不可能出现
许小年表示，在新常态下，政府、企业都要转变思路，转变到如何提高企业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企业把自己的事做好，国家要考虑如何提高企业效率，如何促进企业创新。
在他看来，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很低，宏观紧缩是非常确定的，经济会长期保持在低位运行，政府负债到了极限，财政非常紧张。微观的不确定性较高，企业在彷徨犹豫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企业不要再心存侥幸，要踏踏实实做好企业的事。”
中美贸易问题、中美形势是国家战略，对所有企业都有影响，企业应该关注竞争对手。许小年相信，“中美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中兴事件，许小年认为，要建立起自己的芯片设计和生产能力，全面提高中国的企业技术水平，首先要在制度上发力，保护自有产权是第一要务。“政府应该保护自有产权，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
“芯片行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现在稍有一点水平的只有华为的海思。华为在芯片上坚持投入10多年的积累，那是以百亿千亿计。需要强有力的研发队伍，经过长年的积累，才能在这个行业中立足。”许小年还表示，世界上强大的芯片公司全是民营的，国有体制的激励机制不到位。要想有长期的大量的在科技上的投资，一定要有企业家能够建立起未来的稳定预期，必须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否则大型芯片公司不可能出现。私人资本从商业角度投资，如果没有产权保护，投资一定是短平快项目，不在乎技术积累。
对企业来说，在后工业化时代应该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如何创新，如何差异化竞争。中国企业模仿能力很强，创新能力不足，通病就是产品同质化，商业模式趋同化，价格不断下跌，利润受到挤压。“要问自己，我在市场上有什么独特性、不可替代性，获得定价能力，提高利润率。”
在演讲最后，许小年分享了传统行业的创新。他认为，创新不一定要有高科技，创新需要专注。四分之三的创新来自传统企业，重大创新来自长期的行业积累，找到行业痛点，运用新的技术突破。
海底捞的创新在于激励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唯品会用大数据定制西服，解决了行业痛点，把西服价格降低了一半，交货期缩短到一周，在于他对服装各个环节的深入理解，从而通过新技术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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