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的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称的，获得收益的可能性较少，而丢官丧命的可能性很大。有谚语云：杀人的生意有人做，不赚钱的生意没人做。
忠臣犯颜直谏，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皇帝的手上。这是十分不理性的行为。有着充分理性的人是不会做忠臣的。例如魏征，明确地向李世民表示自己只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
为什么有人愿意做忠臣呢？
我们的儒家价值观鼓励人们做忠臣，所谓的臣事君以忠。这种价值观鼓励人们不计成本地做忠臣，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其实，作为理性的人，是不会不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的。除非出现了比身家性命更高的价值。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生中确实存在着比生命更高价值的价值。儒家价值观赋予了忠臣以最高的声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了忠臣的美名。以文天祥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真只有一死了之。如果脸皮不够厚，就算是苟活下来，那还真不如死了的好。
海瑞也企图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自己博取历史上的名声，只是他没有成功。海瑞带着棺木骂皇帝，批评皇帝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大怒，要杀海瑞，被宦官阻止。
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嘉靖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愚名。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明世宗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感到叹息，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嘉靖皇帝还算头脑清醒，海瑞躲过了一劫。
从海瑞的角度看，我骂了皇帝，皇帝无论是否处罚我，我都会有收益，我的社会评价因此会提高。如果皇帝表扬我，我有收益，皇帝也会有贤君的好名声。如果皇帝处罚我，我虽然可能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社会评价因此而更高。
海瑞实际上给嘉靖出了一道难题。如果表扬海瑞，当然会获得贤君的名声。但是海瑞的建议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杀死海瑞，自己落得个暴君的名声，也是十分不划算的。嘉靖皇帝的办法是将海瑞关起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召来内阁首辅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世宗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明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不久，新皇继位，奉先帝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在兵部任职。后来调大理寺任职，提拔为尚宝丞。海瑞的名声越来越大，官越做越大，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实际上，在岳飞之后，敢于拿生命冒险的人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忠臣越来越少。明代还海瑞、文天祥等人，到清代，忠臣几乎是没有的。清朝灭亡，几乎找不到一个殉死的人。
在严酷的专制制度之下，人们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但是在岳飞之前，做忠臣的风险远比明清低得多。如果遇到开明的君主，做忠臣的收益还是挺高的。如果遇到汉文帝，做忠臣是没有风险的。他不会大臣的谏言让自己不快而杀人。刘秀也不会轻易杀掉谏言的大臣。刘秀时期的董宣，他十分清楚皇帝任命他做洛阳令的用意，那就是用他震慑豪强。他果断地杀死了湖阳公主的苍头奴，他知道刘秀不能将他怎么样，如果处罚他，刘秀的损失就太大了。因为他知道刘秀是十分理性的人，不会轻重不分。只要刘秀分得清轻重，他就性命无忧。董宣来到刘秀的面前，刘秀怒不可遏，要为姐姐出气，当场要锤杀他。董宣只说了一句话：“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说了还不算，还一头撞向楹柱，狠狠地将了刘秀一军。头脑清醒的刘秀赐他饮食，赏钱三十万。
但是，如果遇到了暴君，性命就白白地送掉了。即便是遇到汉景帝、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当忠臣也是十分不划算的。晁错就是吴王刘濞一句清君侧的要求就被汉景帝牺牲掉了。司马迁就是为李陵讲了一句公道话，就被施以宫刑。在汉景帝、汉武帝的眼中，大臣的性命不算什么，汉武帝动不动就诛杀大臣，这让汲黯十分不满。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所谓大臣，就是皇帝使用的工具，在汉武帝手下做事，那真是高风险的工作，汲黯得以善终，真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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