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敬人愛的“天之驕子”到“為三鬥米折腰”的凡夫俗子，只用了30年。30年後的今天，從讀研讀博逃避就業、出國鍍金、名校生養豬，到公務員考試、大學生回爐、取消大專，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市場“忽如一夜春風來”，吹得學子眾憔悴……
1980年代大學生：
考上大學，等於捧上“鐵飯碗”
1980年代是一個單純且懷揣夢想的時代，讀讀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句，便能獲得心靈最直接的溫暖和撫慰，而“理想”一詞，還在大學生的字典裡閃閃發光。他們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勵著，躊躇滿志，渴望建功立業。“國家包養”的體制也讓他們終身有靠，從而不用太多考慮形而下的苦惱。
已經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鄧映如是北京大學中文系81級學生。他至今還記得，1985年那個溽熱的7月，他在一天時間內辦好了自己的戶口和糧油關係，並在當晚便帶著單薄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故鄉湖南的火車。全系同屆有51位同學，大概只有六七個人像他這樣回到了故鄉工作，其餘的全部留在了北京。
那尚是人們習慣以45度角仰視大學畢業生的年代。作為奇貨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當年第四軍醫大學的學生張華為了救落水農民不幸身亡時，還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是不是值得用大學生的命來換農民的命。儘管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二人的生命並無高低貴賤之分，然而這場討論，足見大學生在公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鄧映如畢業這一年之前，我國的高校招生一直採用“單軌制”，由國家統一下達招生計劃、統一招生，大學生除了可以公費讀書外，每月還能領到數十元助學金，基本能夠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開支。相應的，高校畢業生就業也採取“統包統分”模式。簡單而言，在這種模式下，高校畢業生就業“由國家包下來分配工作，負責到底”，“統籌安排、集中使用、保證重點、照顧一般”，享受國家幹部待遇。換句話說，只要考上大學，就意味著接受了國家的“包養”，捧上“鐵飯碗”，從此終身有靠。更不用說鄧映如所在的北大，是令所有中國學子都心嚮往之的頂尖學府，而他的文學專業，在當年也一度炙手可熱，就業對於他們從未成為一個問題。
鄧映如說，平均每人有五六種就業選擇，對他和他的同學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雖然從理論上說，當時畢業生要完全服從國家的安排，並無自由選擇空間，但實際上，處於象牙塔尖的一流學府畢業生大多可以根據自己的志向和愛好主動聯繫用人單位，而且幾乎毋庸置疑的，也都會得到無比熱情的反饋。“不要說拒絕，就連‘考慮考慮’這樣的託辭都沒遇到過。”
“鐵飯碗”在這個時候顯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沒有飯吃，但倘若碗裡的飯並不可口，也只得硬著頭皮往下嚥。當然，不是不能拒絕國家的安排，但那同時也意味著無法獲得學校開出的介紹信，無法證明自己是北大畢業生的身份和社會關係，更無法到其他任何一家用人單位報到。
年輕的鄧映如在沮喪和無奈中度過了1985年的三四月份，畢業生辦理戶口留京手續的截止日期也過了，原本一心想留在北京的他只得打點行裝準備回湖南，去他從未期望過、也全無瞭解的單位奉獻青春。
也許晚幾年畢業，鄧映如的選擇和命運都將有所不同。隨著改革開放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業制度的相應變革，1985年國家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對國家招生計劃內的學生畢業分配實行“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由本人選報志願、學校推薦、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制度。”自此，傳統的“統招統分”制度開始向“雙向選擇”逐漸轉變，供需方“自由戀愛”的曙光照進了鐵桶一塊的“包辦婚姻”。
1990年代大學生：
雙軌之下，不愁工作愁選擇
1990年代是個過渡的年代，統分和並軌收費並存，又恰逢中國經濟的騰飛，這個年代的大學生既沒有統分制下的拘束，也沒有市場化後的就業重壓。他們在盡享擇業自由的同時，也第一次有了“亂花漸迷遊人眼”般的歡樂煩惱。
過渡生
何燕是中山大學中文系1994級的畢業生。1994年，對熟悉中國的高等教育變革的人來說，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另一個歷史節點。那一年，原國家教委發出了《關於進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制度的試點意見》，明確提出國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針政策為指導，從招生開始，通過建立收費制度，以獎學金制度和社會就業需求信息引導畢業生自主擇業。
包括何燕所在的中山大學在內的37所部屬重點高校則是並軌收費制改革的第一批試點。四年後的這屆畢業生達到了創紀錄的106萬人，是當時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畢業生數量最多的一年。當時，國務院還特別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處理好比較嚴峻的就業形勢，做好1998年畢業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此前，何燕對於就業並沒有太明確的概念。大多數同學都不確定自己打算找什麼樣的工作，只是籠統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決戶口、穩定的工作。班上66個人裡，除了6個保送讀研究生的，近50人都報名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資格考試，這些情況都在邱老師的意料之中，因為歷史證明，進入政府機關和媒體的中文系畢業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事實上，這一屆中文系的畢業生在廣州確實有著不錯的機會。1998年2月，廣州市政府下發的《關於1998年申請接收普通高校畢業生的補充通知》裡，明確指出要優先錄用“本科以上的機械製造、計算機和中文秘書等緊缺專業”，而國際貿易、國際會計、經貿英語等專業學生將限制接收。
2000年以後
完全自主擇業，有人成為“養豬能手”
經濟危機、大學生、找工作，當這三個詞碰撞在一起，2009年這個春天，在畢業生的眼裡更多的是無奈和嘆息。“不厚道”，中山大學人文學院05級的男生廖飛用這個詞來表達自己的應聘感受。作為中大歷史最悠久的院系之一，每年來中文系招聘的知名企業絡繹不絕，而今年，來的多是些連名字都叫不出的小企業。
“江門一個摩托車廠的文秘都要求研究生學歷，佛山一個鎮政府要求至少做過學生會副主席，這都是什麼條件！”
3月下旬的一個深夜，陳麗敏獨自一人拉著行李箱，走在廣西桂林的街道上，心中一片悲涼。
白天的遭遇讓她窩著一肚子火。為了參加這次畢業選調生考試，她從北京殺到桂林，忍受著小旅館比平日高出兩倍的價格，不曾想中午的時候竟被趕了出來。一臉橫肉的老闆給出的理由是：“這房間一直有人預訂，中午得給人做鐘點房。”一個文弱女孩有什麼選擇？她走出旅館，門外下著大雨。
下午，她買了次日早晨7點返京的車票，不願意再看旅館老闆的臉色，她決定到火車站將就一夜。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迷糊到凌晨3點的時候，她被查票者叫醒了，然後她被勒令走出大廳，這次的理由是“你的車時間還早”。一天之內兩次被逐出，她走在清冷的街頭，打了幾個哆嗦，覺得“只剩下半條命了”。
“所有的雄心壯志，都在那一刻灰飛煙滅了。”陳麗敏是那種文靜安分的女孩，事業上沒有野心。她的夢想是有份穩定的工作，工資能養活自己，然後嫁個好老公，過安穩日子。她的專業是公共管理，考公務員算是比對口，但幾番考試下來，她發現自己離這個夢想似乎越來越遠。
最早，她報考國家公務員折戟沉沙，然後，北京、廣東、上海、桂林。她四處參加公務員和選調生考試，一面疲於奔命，一面不斷接到分數沒有過線的噩耗。按照最初的設想，她把老家桂林市的選調生作為“保底的工作”，因為選調生雖然也屬於公務員，但一般是到基層工作，競爭相對小一些。
現在看來，這個想法是多麼的可笑。“選調生考試都比較黑，像我這樣在桂林一沒背景，二沒勢力。肯定沒戲。”陳麗敏也許沒意識到，她爭取的公務員職位競爭是多麼的慘烈。
陳麗敏對職位的要求並不高：“我覺得月薪2000元就行，然後給我上社會保險。”她也知道，這份薪水在北京連基本生存也很難，每個月租房就去了至少一半。“心情差的時候，總是想回老家，但回到家了，又覺得北京真好。那種落差好大。”
陳麗敏經常在網上看到某些名牌大學生成了“養豬能手”、“養雞專業戶”、“燒餅哥”……面對當下的就業環境，她對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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