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社會

人作為個體，是理性的；但是社會作為總體卻是非理性的。

但是社會卻完全不是這樣，為了維護社會和平我們就必須進行戰爭準備，不得不接受防衛訓練；為了促進社會發展，我們就不得不進行鎮壓，保持穩定以減少變動；為了民主，我們又不得不把特殊利益說成是公眾的利益等等。社會用非理性的方式、用消極的方法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我們所生活在的這個社會早已不是封建時代的農業社會，也不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而是“發達工業社會”。過去是人統治社會，現在倒過來，變成社會統治人了。以前是人制造出自己與他人間的社會關係，如今是這些社會關係倒過來塑造人。

穩定與固化的階級社會

發達工業社會最顯著的特徵是穩定，在這種社會中，變革的因素最少。社會利用生產率和生活水平這兩個標準去壓服一切離心的社會力量。有一句話說“發展是硬道理”，可謂是道破了發達工業社會的本質。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對社會制度採取不順從的態度，也許對社會將毫無助益，生活水平的提高似乎成了一個社會是好還是壞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推動生活水平提高的技術變成了社會的統治力量。

技術成為統治的手段，這在發達工業社會誕生之前的各種社會制度中是不存在的。發達工業社會把技術的進步擴展到整個政治統治領域，技術變成了統治階級用來統治民眾的工具。在社會中，技術不僅決定了社會需要的職業、技能和態度，而且還決定著個人的需要和願望。一個人要想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生存，那麼他就必須為提高社會的生活水平做奉獻。無論他願意與否，如果他不選擇社會給他安排的職位，他就會被社會淘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畫家變成設計師，文學家變成段子手，音樂家變成歌手——藝術作為不結果實的花朵，如果它不想方設法服務於提升生活水平的話，它就會被人拋棄，它不能不把自己世俗化。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總是會出現“詩人何為”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化身為“詩與遠方”了。

發達工業社會把從前不食人間煙火的僧侶、貴族、藝術家、哲學家全部變成吃粗茶淡飯的上班族，磨平他們的創造力和批判精神。人們用理性來評判社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是社會倒過來批判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如果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就沒有價值。人活著就是要迎合現實，凡是超出迎合現實之外的思想都是幻想，因此人也就失去了想象更好生活的能力，人變成了“單向度的人”。

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在生產率和生活水平指揮棒的指使下，人們似乎是為了商品而生活。小轎車、高清晰度的傳真機、房子、花園和手機成了人們生活的靈魂。因為這些東西代表著生活水平，而生活水平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杆。於是，不僅個人被商品化了，而且整個社會都被商品化了。幸福感變成了對商品的佔有感，生活變成了對商品的追求，最後，社會變成了一個生產商品和消費商品的平臺。

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可以輕易的利用人們對商品的需要來壓倒一切其他的需要，從而抑制人們其他各種需要的發展，阻礙社會變革，使社會的結構封閉起來。

被扭曲的社會需求

我們雖然離不開對商品的需要，但是有時候我們也很清楚，對商品的需要並不成為我們生活的全部追求。我們都知道職員可以購買到跟老闆型號相同的手機；平民可以遊覽到官僚遊覽過的景點；農民工也能像富豪一樣坐飛機。但是我們都會承認，雖然社會中的各類人都能夠消費到共同的商品，但這並不意味著各類人之間就不存在階級的區別，不存在不平等。發達工業社會巧妙的利用人們在購買力上的平等掩蔽掉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就像它用人們對商品的需要來遮蔽人們的其他需要一樣。

一般而言，一種社會制度的確立離不開民眾的實際需要，民眾會根據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去變革社會。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說：“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需要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需要得到滿足。這種需要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立即得到勝利；但是，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需要，那隻能使它愈來愈強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顯然，民眾的需要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原因，它總是走在社會變革的前面，但是現在的發達工業社會則把它異化了。

發達工業社會為了保持制度不變，它既不是採取過去暴力壓制社會需要的做法，也不是順從這種需要的變化，而是歪曲和干預這種需要。過去，人們產生了經濟自由的需要，發達工業社會就把這種自由的需要變成工作的自由和捱餓的自由；過去，人民產生政治自由的需要，發達工業社會就把這種自由的需要變成民眾手持選票選舉由哪位統治者來壓迫自己的自由；過去，人們產生了言論自由的需要，發達工業社會就把這種自由的需要變成人們樂意接受哪種灌輸進來的輿論的自由。總之，發達工業社會已經把人們的需要變成了虛假的需要，只要它能滿足這些虛假的需要，社會就失去變革的可能。

虛假的需要和真正的需要區別就在於是由內而外還是由外而內。真實的需要發自人的內在，虛假的需要則完全是由社會從外部強加給個人。比如說，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來自於人的內在生理需求，自由、平等和尊重是人在社會中產生的需要，這些需要都來自於人本身，他們迫使社會去滿足需要，是真正的需要。此外，還有一種需要，如工作之餘的休息娛樂需要，由降價或廣告刺激而產生的消費需要，愛和恨別人之所愛和所恨的需要等等，這些需要都是外部強加給人的，是虛假的需要。人們在這些需要面前，不是力求社會適應自己，而是要自己去適應社會。例如縮短吃飯時間以用來娛樂，關注廣告以購買打折商品等等。

如果說每一個宦官都要厚顏無恥的地向君主獻媚，用卑鄙的手段來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虛假需要，以騙取君主的恩寵。那麼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生產者就是工業的宦官，生產者通過迎合消費者的幻想，激起他最麻木、最下流的病態慾望，默默的盯著他的每一個弱點，然後生產出符合這類病態慾望的產品，以騙取貨幣。

發達工業社會有效的窒息了人們要求自由的真實需要，即要求從尚可忍受的、有好處的和舒適的情況中擺脫出來的需要。發達工業社會中的自由實際上並不是對優劣之間做出選擇的自由，而是對各種劣等品之間進行選擇的自由。發達工業社會不是讓我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是要讓我們的生活水平不至於比以前的社會形態低。

因此，我們要用新的方式、用否定的字眼來表述真正的需要，用真正的需要去要求社會變革。我們要找回因單向度社會壓制而喪失的批判和超越能力。

我們不再說經濟自由，而是說擺脫經濟自由，擺脫經濟力量和經濟關係控制的自由。我們不要那種在生存鬥爭中為了謀生而進行鬥爭的自由，我們要的是免於生存鬥爭，免於謀生的自由，我們要富足。

我們不再說正治自由，而是說擺脫正治自由，我們不要那種自由的爭取進入統治集團以壓迫他人的正治自由，而是要沒有壓迫、沒有統治的自由，我們不要作為統治工具的階級國家，而是要逐漸消亡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不說輿論自由、思想自由，而是說擺脫輿論自由、思想自由，我們不要那些經過各種宣傳工具、意見領袖篩選出來並灌入到個人的自由，而是要消除輿論、取締灌輸，恢復個人思想的自由。

我們不做單向度的人，我們反對單向度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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