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波茲曼是媒介環境學派第二代精神領袖，他弘揚了麥克盧漢、伊尼斯開創的媒介環境學，研究領域橫跨教育學、語義學和傳播學。
尼爾·波茲曼被譽為“一位博學的批評者，一位嚴謹的反對者，一位跟奔湧的發展勢頭唱反調的人。”他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娛樂至死》，1993年出版《技術壟斷》，構成著名的“媒介批評三部曲”，層層深入地探討了科技vs人性、技術vs人文的重大課題，已經並將繼續在中國學界產生持久的影響。
"媒介批評三部曲"出版後，國內各領域學者專家，包括北京大學劉華傑教授、清華大學劉兵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江曉原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田松教授與蔣原倫教授等，均給予高度評價。下文為江曉原教授和劉兵教授圍繞尼爾·波茲曼“媒介批評三部曲”進行的深入對談。
江曉原(左)和劉兵(右)，圖片來源於劉兵教授博客
江曉原：這幾年我們經常聽到“娛樂至死”的說法，不過許多人在說這四個字時，並不知道這是尼爾•波茲曼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更不知道波茲曼的深刻思想。有些人甚至將這四個字理解為類似“將娛樂進行到底”這樣的意思，那就更離譜了。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Neil Postman的譯音，國內至少有“波茲曼”和“波斯曼”兩種，本文統一使用“波茲曼”）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娛樂至死》，1993年出版《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構成他著名的“媒介批評三部曲”。我最初接觸的是《娛樂至死》，立刻被書中所表達的思想所深深打動。最先打動我的是他關於電視的深刻論述，因為在電視這個問題上我對書中的論述別有會心。
你知道，我已經有7年不看電視了。對此許多人或許會懷疑我不是說謊就是怪誕：你真的不看任何電視節目嗎？我真的不看——新聞聯播、綜藝節目、電視劇、天氣預報乃至許多有我自己出鏡的節目，我一概都不看。我承認這是我的怪誕好了。這讓我想起另一個極端：前些時候媒體報導顧曉鳴教授的標題是：《顧曉鳴：家裡13臺電視同時開》，而且是24小時一直開著！據說此外還有5臺DVD播放機在播放著各種劇集。他被稱為中國國內“最瘋狂的多媒體體驗者”。
以前我曾接觸到科學哲學家波普爾——他的意義絕不限於科學哲學領域——對當代社會問題的一些見解，包括他對電視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最初不甚理解，後來發現背後其實有相當深刻的思考，儘管他在這個問題上未能達到波茲曼那樣的深度。
波茲曼告訴我們，電視是一種洪水猛獸，它將——事實上已經開始——導致人類文明的衰落和滅亡。他認為電視的出現已經極大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意思有點像馬克思說蒸汽機是一種革命力量。波茲曼可能真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所瞭解，例如在《娛樂至死》的參考文獻中，甚至出現了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
不同於馬克思的是，波茲曼認為電視是一種有害的力量——儘管它也有革命性。
從電視問題切入，我們立刻可以看到，對於人類所面臨的當代文化與科學技術之間的困境，波茲曼有著高度超前的、別出心裁的深刻思考。雖然，他的思考已經打動了許多人，但是考慮到這種思考的重要性，我認為，瞭解波茲曼思想的人還遠遠不夠多。
劉兵：確實，“娛樂至死”這個說法，如果沒有明確地與波茲曼的書相聯繫的話，是很容易為人們所望文生義地誤解的，而且這樣的誤解在當下又是經常地發生的，並不僅僅限於波茲曼這本書。
你說你閱讀波茲曼首先為他對電視問題的討論所打動，對此我也頗有同感。當時閱讀過《娛樂至死》這本書後，我也是很有衝動，甚至很快就根據當時閱讀的感受，基於波茲曼的觀點，有所發揮地寫了一篇討論我國電視科普有關爭議問題的文章，發在我們編的《我們的科學文化》上。不過，與你可能略有不同的是，比起具體到關於電視問題的討論，讓我觸動更加深刻的，是他作為一位傳播學研究者的立場和研究方法。
之所以有這樣在閱讀感受上的差異，也許與平常的經歷和背景有關。你知道，我和我們的朋友劉華傑，都在河北大學的新聞傳播系兼職帶研究生，而且，由於近期我們都在關注科學傳播的研究，因而也與不少在國內從事傳播學的研究者們打些交道。但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對於許多國內傳播學研究者的研究風格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們更為關注對具體的傳播過程的技術性研究，如一種觀點是通過什麼過程傳播的，以及傳播的效果如何，但對於這個觀點本身，如它存在什麼問題，為什麼要傳播它，傳播它又有什麼正面和負面的效果和意義等，就遠不是那麼有興趣關注了。這樣的研究風格，在涉及對於科學傳播研究的評價時，就很明顯地反映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而且你也很可以理解，
當我們這些具有科學哲學、科學史背景的人轉而介入科學傳播研究時，會對於“為什麼要傳播”“傳播什麼”的問題更加關注，而且勝過對於傳播手段的關注。也正因為如此，當讀到波茲曼的這幾本書時，我才會驚歎，原來標準的傳播學研究者，其實也有人在關心傳播之外的更為本質的問題。當然，在這樣的關心中，他的更多的具體而又深刻的觀點，也就更能打動我們了。
江曉原：波茲曼思想的超前給我印象極為深刻。他出版《娛樂至死》是1985年，那時還沒有互聯網的大行其道，他還只是視電視為洪水猛獸，但他根據電視推出的有關結論，在互聯網時代卻顯得更為正確。
就中國的情形而言，我們曾長期生活在短缺時代——物資短缺，資金短缺，信息也短缺。短缺時代的生活培養了一種貪得無厭的心態，這種心態在面對信息問題時就是忘情地、不顧一切地擁抱和謳歌所謂的“信息時代”。出現“家裡13臺電視同時開”這樣的場景正是這種心態的典型表現。
可是看看波茲曼是怎麼思考的呢？
波茲曼將始作俑者追溯到電報的發明——這真是一個深刻的見解！他引用大衛•梭羅《瓦爾登湖》中的議論：
我們匆匆地建起了從緬因州通往得克薩斯州的磁性電報，但是緬因州和得克薩斯州可能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需要交流；……我們滿腔熱情地在大西洋下開通隧道，把新舊兩個世界拉近幾個星期，但是到達美國人耳朵裡的第一條新聞可能卻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
自從有了電報，我們就能將萬里之外的事情迅速報道在本地報紙上，這些事情被稱為“新聞”，而這些所謂的“新聞”通常有兩個特徵：一、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二、你知道了這些事情也不會因此而採取任何行動。比如你知道了萬里之外的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這既與你在此間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你也不會去為阿德雷德公主送醫送藥。所以這些所謂的“新聞”，其實你知道了對你沒有任何意義，不知道對你也沒有任何損失。
按照波茲曼的論證，事情早在電報發明的那一天就開始出現了本質變化——從此我們就進入了信息過剩的歲月，進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圍的歲月，而電視和互聯網只是使得這一狀況變本加厲而已。
劉兵：你說得不錯，像波茲曼這種對待新聞的態度和觀點，確實與人們平常默認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自成道理。這也正像我在前面剛剛說過的，作為傳播研究者，波茲曼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正是對於“傳播什麼”，以及“為什麼要傳播某些東西”的關注和質疑 ，他顯然並不是像許多傳播研究者那樣對所要傳播的內容毫不關心而只關注傳播的手段和途徑。
或者說，這也是一種反向思考的方式。因為在平常，人們經常會以默認的方式認為現在所流行的新聞傳播模式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認為人們見多識廣，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例如，每天一清早，中央電視臺會有“朝聞天下”這樣的新聞節目，但人們卻很少去想，為什麼聞天下是重要而且有意義的？為什麼人們寧願去“聞”那些距我們萬里之外其實與我們並無特殊關係的“大事”，卻對發生在我們身邊與我們關係密切的“小事”一無所知？而且，人們也沒有意識到那些所謂“大事”之“大”，或者重要事件之“重要”，恰恰是由傳播者，以及諸多與之相關的人或機構所“建構”出來，而不是由受眾自己自主判斷決定的。
除了這種對於新聞及其傳播的意義的具體質疑之外，其實波茲曼的思考又是頗有歷史意味和哲學意味的。從歷史意義上講，他將人類技術的發展，與這種技術發展在本質上對信息傳播方式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巨大後果聯繫起來，並做出了很有道理的歷史分期。對應於這樣的分期，對應於印刷術時代的文化，與隨著技術的“進步”而進入了圖像時代的文化，其本質性的差別就被突出了出來。而其
哲學意味，則在於在這樣的分析中，他指出對於人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接受信息方式和內容的不同，進而影響人們認識世界和對世界之思考的方式的不同。我覺得，也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使得波茲曼的地位，和他的傳播研究的重要性，有別於其他諸多傳播研究者。江曉原：這就要涉及《娛樂至死》這個書名的含義了。“娛樂至死”在波茲曼那裡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前面我們已經討論了波茲曼關於“信息過剩”的思想，但是從“信息過剩”為什麼可以引導到“娛樂至死”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實在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我們一直認為“信息”是一種好東西，我們能夠獲得的信息越多，我們的工作就會越有效，我們的生活就會越美好，所以我們熱烈謳歌“信息社會”。這些信息通常就被稱為“新聞”，而我們一直想當然地認同“新聞的生命在於真實”之類的老生常談，以為我們看新聞就是想去了解真實的情況——新聞工作者有義務向我們提供真實的情況。然而實際上，在這類關於“真實”的美麗帷幕背後，卻浮現著“娛樂”那粗俗而猙獰的面目。
新聞界有諺語曰：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航班失事、火車脫軌，死了幾十、幾百人，就成為新聞；而無數航班火車安然抵達目的地，為什麼就不被報導，不是新聞呢？其實說白了，這是因為我們想從聽聞別人的非正常死亡中獲得娛樂。
也許有人會說，新聞至少還可以起到輿論監督作用吧？比如說揭露貪官汙吏？不錯，新聞確實有輿論監督的作用，但這背後仍然有“娛樂”的影子：貪官東窗事發就可以上報，大貪官獲罪可以上頭條，可是還有千千萬萬正常的官員為什麼不構成新聞呢？其實說白了，這是因為我們想從聽聞別人的非正常生活中獲得娛樂。
既然我們希望並且可以通過上面這樣的方式獲得娛樂（更不用說通過明星的緋聞八卦獲得娛樂了），那麼電視正好大行其道。
電視非常適於娛樂公眾，適於幫助公眾消磨時間，按照波茲曼的看法，這種東西大行其道，就會帶來可怕的後果。這個可怕的後果就是赫胥黎在他的幻想小說《美麗新世界》中所預言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所以波茲曼對電視深惡痛絕，他認為自從有了電視，文化的災難就開始了——電視無處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娛樂。
電視其實只是現代化的一個象徵物而已，波茲曼擔心的是，由美國電視業所象徵的現代文化的娛樂化、平庸化，正在把我們的世界變成一個《美麗新世界》中“如今人人都快樂”的“反烏托邦”。這才是《娛樂至死》這個書名的真正含義。
劉兵：你對此書名及其含義的理解，我想也是成立的。確實，我們經常會把像“信息”這樣的東西都看做是越多越豐富越好，這倒有些像我們看待GDP的方式，似乎是在數量上的增加越大越好一樣。然而，在這種默認的信念的背後，卻有諸多為我們所忽視的嚴重問題。關於新聞的價值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這裡也許我可以嘗試適度地唱一點反調。我覺得，波茲曼在利用《美麗新世界》的模式和《1984》的模式作為隱喻，並認為當下正在出現的恰恰是《美麗新世界》的模式，以此來談信息、娛樂和新聞的功能時，似乎有這樣一層意思，即官方的統治者（有意或無意地）利用這種東西來實現某種權力的控制，這也正是在《美麗新世界》中作者的想法。在這種意義上，我可以同意這樣的分析是深刻有力的。
但在另一方面，像波茲曼以及你對他的分析和贊同，是不是又有一些過於強調精英文化的味道呢？比如說，普通公眾，也就是老百姓，是不是確實有娛樂的需求呢？傳統的精英文化當然有其重要價值，但那也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種，而且從來也沒有成為唯一的社會文化。即使是在波茲曼所大加讚揚的與印刷術相關聯繫的那種文化形態，其實也還是更為精英化的文化，普通老百姓未必人人都是那些著作的讀者和相應文化的擁有者。就此來說，這倒頗有些像歷史學的發展，因為在歷史研究中，確實有著從一味地注重政治的、官方的、精英的歷史轉向關注平民的歷史的轉變過程。
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想：其實老百姓是需要娛樂的，包括現在來自新聞信息的那些原來在歷史上不曾有過卻因技術發展而新出現的娛樂，這本無可厚非，更是應該滿足的（你不是也經常倡導開發科學的娛樂功能嗎？）。娛樂本無罪。問題只是在於，當本應與之並存的另外的文化形態隨著技術手段的發展（這又與《技術壟斷》一書的一些主題相關）而被壓抑，使得社會在信息傳播方面變得更加一味的娛樂化，並使這種模式成為對公眾思想的一種控制，以及對反思性的文化的破壞，這才會導致許許多多的現實問題。
江曉原：你的想法我基本同意。其實這恰恰就是波茲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重點討論的問題。
我曾向不少朋友推薦過波茲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其中有一個偷懶的朋友問我：如果我只想讀一本，應該選哪一本？他要偷懶我當然也不想批評他——他的問題是有意義的。我思考之後建議他讀《娛樂至死》。因為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已經將他最重要的思想闡述得相當完備；在《童年的消逝》中這些思想似乎還處在初級階段，而《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則是這些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波茲曼將人類文化分成三種類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續時間是從古代到中世紀，在他心目中，這種文化似乎最令人滿意。二、“技術統治文化”，大致從16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如今，這種文化已經不太好，但還勉強可以接受。而到了
“技術壟斷文化”，則使他痛心疾首深惡痛絕了。在“技術壟斷文化”中，技術是贏家，文化是輸家，所以會出現“文化向技術投降”。由於信息過剩使我們不得不處在信息垃圾的包圍之中，而這些信息垃圾又時時處處在向我們提供娛樂，或用娛樂來引誘我們，波茲曼認為，這樣的娛樂會毒化（矮化、粗俗化……）我們的文化。波茲曼用了一段別出心裁的比喻來形容“技術壟斷文化”的表現：
禱告可以用青黴素替代；認祖歸宗可以用遷移搬家替代；閱讀可以用看電視替代；受約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見影的滿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療替代；政治意識形態可以用受歡迎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謂痛苦的死亡之謎也可以找到技術來替代。
在波茲曼寫《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的1992年，他認為世界上只有美國一個國家進入了“技術壟斷文化”。但是經過18年之後，我想這樣的判斷肯定需要修正了，因為今天已經有更多的國家進入了這種文化。
劉兵：除了這種在大框架的思路之外，波茲曼在《技術壟斷》這本書中，還研究了諸多的具體問題，表達了一些更具體的觀點。這些也同樣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例如，他對於醫療技術的壟斷，以及電腦技術壟斷的詳細分析。他在論及醫療技術壟斷問題時，其立場和風格與諸多當下國際上醫學人文領域的研究頗為相近，其討論“剖宮產”的部分，甚至與女性主義醫學研究的說法也基本相通。而他對於電腦技術壟斷的分析，也同樣帶有著技術批判理論的前沿意味。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像這樣的技術批判分析，竟然是由一位傳播學研究者做出的，並與傳播問題（當然也可以說是廣義的傳播問題）相聯繫，這才更讓人深思。
就具體觀點而言，在波茲曼的《技術壟斷》這本書中，可以說值得摘出引用的說法比比皆是，就算是信手拈來，也足以讓人警醒。例如，他說到“科學的管理”，指出在那樣的“管理”中，認為“主觀性是清晰思想的障礙；不能計量的東西要麼並不存在，要麼沒有任何價值；公民的事務最好是由專家來指導或管理”，如此等等。僅就這裡隨手引出的三條來看，恰恰與三個不同領域中的最新觀念是一致的。
其一，與後現代哲學對於主觀性的重新審視和對其意義的新發掘相一致；其二，與人文立場對於過分強調“計量”的意義與功能的批判（我們以前不是也曾在“學術品味”專欄中就談過有關學術評價中對計量的濫用的問題嗎）相一致；其三，與最新的科學傳播研究和實踐中，開始注意作為專家之對立對象的公眾的知識和公眾意見的重要性的立場相一致。而這些觀點，在波茲曼那裡卻早就被化作其新型的傳播學研究（即國內譯為“媒介環境學”的研究）中了。
此外還要提到的，是波茲曼的諸多觀點和分析，與他在《技術壟斷》一書中明確地對“唯科學主義”的批判和分析，也同樣是一脈相承的，在那一章中各種說法也同樣精彩！
我們這裡談論波茲曼的“三部曲”，至少那怕是簡略地，也還是應該說說他的那本《童年的消逝》。其實我不太同意你前面對這本書的評價，因為在我看來，那是結合著另一個有意義的主題，即圍繞著“童年”這一歷史（而且是不長的歷史）概念的產生，及其在當代的發展下童年概念又是如何變化消逝，來進行的有趣分析。而且那種分析也同樣很自然地結合到其與另外兩本書有關聯的一些話題中。我覺得，這種學術分析的獨特視角，也是非常令人感興趣和有其特殊價值的。
江曉原：確實，你對《童年的消逝》的評價更全面。當然他三部曲中的思想也確實有著連續和發展的線索。
波茲曼這三部曲另一個讓我感到興奮的地方，是與我們近年逐漸產生的一個疑問頗有暗合之處，這既也可以算波茲曼的先見之明，也讓我產生了某種欣慰和親切的“吾道不孤”之感。
在北京開第六次科學文化討論會時，有一天晚上我們熱烈討論過一個問題——
能不能找到一個有效判據，來判斷今天的科學是否已經發展得太快了？或者說，科學發展從什麼時候開始由“適度”變成了“太快”？當然，那天晚上我們未能找到這樣的判據，但是無論如何，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真沒想到，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我們可以找到波茲曼和我們上述問題平行的思路。前面已經談到，波茲曼將人類文化分成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恰好可以和我們的上述問題大致對應：“工具使用文化”對應於科學發展的“緩慢”時期；“技術統治文化”對應於科學發展從“緩慢”經過“適度”然後開始走向“太快”；“技術壟斷文化”自然就對應於科學發展“太快”的階段了。
這真是有點“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味道了——無論是從傳播學，還是從科學文化、科學哲學、科學史，思考到深處，都會殊途同歸，最終都會到達“科學技術是否發展得太快了”這個問題面前。因為這個問題涉及某種終極的價值判斷。
劉兵： 是的，“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個說法確實有其道理。以前，我曾對學生這樣說過：通常，一個人總是在某個學科中從事對某個問題的研究，但實際上在什麼學科中具體研究什麼問題也許並不是最重要的，那個學科只是提供了研究問題的領域和方法手段，所研究的問題也只是一個具體的問題，只是一個思想表達的載體。對於有思想性的研究來說，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研究來表達研究者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和認識。從我們對波茲曼的觀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其實你說關於“今天的科學發展是不是太快了”這個問題，要尋找判據或者證據，波茲曼的說法當然可以是一種，但也仍然不是唯一的。所謂“適度”或者“太快”，也都是相應於某個標準來說的，而在不同的人那裡，這樣的標準顯然又是不一樣的。例如，對於那些唯恐科學發展得慢了的人（儘管這種擔心可以是出於任何原因，包括涉及自身利益的原因），我們今天的科學當然是被認為發展得不夠快。而我們會有科學發展過快的感覺，以及波茲曼會從傳播學中也得出類似的結果，那恰恰是因為相對科學的發展和應用，與人文關懷的理想生活標準出現了衝突。
也正是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對波茲曼的著作感興趣的讀者，才不僅限於傳播學的專業領域。我們兩人雖然主要是在科學史、科學哲學領域工作，但也對科學傳播的研究有興趣，因而就這種讀者領域的擴展還不算太典型。但僅就波茲曼著作在中國被廣泛關注和他的著作的熱銷，也恰恰表明了在各個不同學科和領域的研究中，人文立場的相通性——當然，那一定是有思想性的研究才能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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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8期，原題《波茲曼：“娛樂至死”背後的深刻思考》
延伸閱讀：
江曉原：文化向技術投降的時代
“媒介批評三部曲”
[美]尼爾·波茲曼
何道寬、章豔、吳燕莛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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