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原名正權，號大千，光緒25年（1899）生於四川內江縣的一個富裕家族。6歲時，他就是母親曾友貞和二哥張善孖畫案邊的一個頑童。18歲暑假回家路上，張大千被土匪劫持，竟然被迫當了一百天山寨“師爺”。
1 山寨高手
步入畫壇之初，張大千還是籍籍無名之輩，他便苦下工夫摹仿明末清初畫家石濤的作品。他仿石濤畫的贗品其神韻、表現手法、構圖特點，惟妙惟肖，與真跡毫無二致，活脫脫“石濤復生”。他的“山寨版”石濤畫，不知使多少著名的畫家、收藏家、鑑賞家上當。
平心而論，仿作假畫並不是十分光彩的事，但張大千常常自揭此事，從不掩飾自己是作仿的高手，石濤、八大山人、唐寅他都信手拈來。全世界各大美術館，不知有多少出自張大千的作品被尊為至寶。
被譽為“中國二十世紀十大畫家”之首的齊白石就曾深受其害。
有一次，張大千登門拜訪齊白石，在門口遞給傭人一張名片。齊白石正在家裡作畫，看了一眼名片，隨手扔在一邊，對傭人說：“就說我不在家。”
站在旁邊的李可染也看到了那張名片，就提醒師傅說：“師傅您看這是張大千的名片，是不是應該……”
齊白石頭也沒抬，說：“我向來不喜歡這種造假畫的人。”
在國家地理頻道看一個紀錄片《贗品王國》FAKING CHINA，說的是中國造假功夫，堪稱世界第一，尤其古董，用高錳酸鉀，用X光，用鐳射，能把一個剛燒出來的瓷器包裝成幾千年前的，連故宮裡的古董鑑別專家也難以識別。
片子裡說到張大千，竟然封他為贗品大師。他畫了很多古代名家的作品，然後刻人家的私章，蓋上去，當真品賣錢，說是他收藏的，數量達上萬幅。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博物館都收藏有他仿造的贗品，堪稱美術界造假第一高手。
2 敦煌之行
提到張大千，面壁敦煌是一個不得不說的話題。“大千世界”展覽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幾幅色彩鮮麗、頗有隋唐風韻的畫作，這是張大千1941年到1943年的敦煌臨摹壁畫作品。傳記作家高陽認為，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動機相當複雜，除了藝術上的朝拜，更有炫人耳目的成分。
敦煌地處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還常有兵匪騷擾。洞內光線暗淡，“白天八九點鐘，敦煌的太陽射進洞裡，一到午後，太陽往南走光線就暗了”，張大千要一手秉燭或提燈，一手拿筆，往往需反覆觀看多次才能畫上一筆。
1943年10月，張大千用20餘頭駱駝載著臨摹的276幅壁畫，回到四川，並完成了20萬字的學術著作《敦煌石室記》。
回到重慶後，張大千便開始展出自己的敦煌臨摹作品，陳寅恪評價他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在他的呼籲和于右任倡議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3年成立。兩年七個月的敦煌之行，張大千賣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畫和自己的作品，還向人舉債5000兩黃金，直到20年後才還清。
張大千對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年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對敦煌文物的破壞也是不可饒恕的。1941年中秋張大千陪同于右任參觀，隨行的竇景椿後來曾回憶：“記得參觀到一個洞時，牆上有兩面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成分分離，表面被火焰燻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
張大千向于右任講述了他的一個新發現：洞窟裡的壁畫竟有好幾層，要想看裡層精美的畫作必須把外層剝落。竇景椿在回憶裡提到一個細節：隨行人員為了讓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開剝落的外壁，由於用力過猛外壁被撕碎脫落。但是也有記載表明，這浮面的一層是張大千與于右任商量後，命士兵打掉的。1948年，經由蘭州某報通訊，甘肅省議會提案轉請教育部“嚴辦借名網利破壞敦煌古蹟之張大千”。張大千多年揹負“毀壞壁畫，盜竊文物”的罪名。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親身的經歷對此進行駁斥，指出張大千使用剝敗壁的方法是我國美術史的一個創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雜誌轉載。老友謝稚柳也為其辯護說：如果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裡還有壁畫，為什麼不能把外層打掉，來揭發內層的精華呢？謝稚柳與張大千40年朝夕相處，二人同一天離開人世。
1976年1月，張大千攜四夫人（大千還是極具活力的）徐雯波從美國飛抵臺北，正式申請移居，他親自選定臺北外雙溪附近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1983年，八十五歲的張大千病逝於臺北榮總醫院。從仿作古畫到敦煌面壁，張大千的一生一直飽受指責，從“畫荷聖手”到“飛揚世界”，他的作品又被極盡追捧，從巴西的藝術基地八德園，到臺北雙溪的摩耶精舍，張大千的身邊總是群英彙集，談笑鴻儒。丈量這位傳奇畫者的八十五年人生，其精彩程度總是讓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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