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当听说道光皇帝曾孙、著名画家溥心畬有意将被誉为“中华第一帖”的西晋陆机所写的《平复帖》出售时，一位世家子弟坐不住了。
因为此前一年，溥心畬将唐代画家韩斡所画的《照夜白图》卖给了美国人，致使这一国宝级名画流失海外。
而作为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上七八十年的书法界名家第一古迹，如果《平复帖》也流失，势必将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浩劫 ！
▲距今1700多年的中华第一帖：平复帖
这位担忧《平复帖》流失海外的世家子弟，叫张伯驹（1898-1982），张伯驹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张镇芳的侄子。
由于张镇芳膝下无子，7岁时，张伯驹便被亲生父亲张锦芳过继给兄长张镇芳为子，张镇芳对其倾心培养、视若己出，自幼聪慧的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
后来，张伯驹被送入由国学大师、教育家严范荪所办的新学书院学习，由此打下了坚厚的学识基础 。
▲民国四公子之张伯驹
当时，作为满清遗老的张镇芳在民国初年，担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后来又协助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弃政从商避居天津，并参与创办盐业银行。
尽管出身官宦世家，但张伯驹却对从政始终不感兴趣，唯对琴棋书画、京剧等传统文艺如痴如醉，对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政坛风雨，这位后来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满清皇族溥侗和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的巨宦子弟，却对父亲张镇芳安排的各种军政要职意兴阑珊。
经历过从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巨变，作为一位从巨宦家族走出的贵家公子，他看破政治、皈依诗词歌赋，只是协助父亲管理着盐业银行等物业投资，挂名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等闲职。
尽管由于父亲张镇芳的缘故，他从小便得以接触袁世凯等晚清民国初年的顶级政治圈，但他始终对政治保持距离。那时，他的生活，被称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当时张家经常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
他若觉得话不投机，便一言不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摸摸自己下巴的胡子。
后来，有人这样描述1910年代这位显赫的“民国公子”：
“他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
▲年轻时的张伯驹
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好好先生”。
作为国内顶级商业银行的老板，他生活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生活追求朴素，然而他对于艺术，却有着严苛的追求。1926年，他在北京琉璃厂，无意中看到了康熙皇帝手书的“丛碧山房”匾额，心生喜爱随即买下，从收藏康熙的手迹开始，由此开启了他收藏保护中国古典艺术作品的不解之缘。
当时，由于张家参与创办的盐业银行，与满清皇室和各路政治人物渊源深厚，加上民国成立后，满清皇室大量的收藏品被抵押给盐业银行以换取贷款。由此，张伯驹得以品鉴到了众多此前只有皇室才能接触到的珍品古玩。
后来，张伯驹回忆自己与中国古典艺术的缘分时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
而他所致力的，不是拥有。而是希望能够保护这些从清宫和各路人物中流失出来的民族文化瑰宝。
民国初年、政治动荡。许多人借着贩卖各种古玩文物发家致富，张伯驹敏感意识到了乱世之际的危害。1936年，当听说溥心畬将唐代名画《照夜白图》售卖给美国人后，张伯驹痛心疾首。
所以，当听说溥心畬也有意售卖西晋陆机所书的《平复帖》时，担心被国外的文物贩子抢先一步的张伯驹，马上派人向溥心畲洽谈购买“中华第一帖”《平复帖》。没想到溥心畬却故意刁，提出要价20万大洋，面对溥心畬开出的天价。即使是富贵出身的张伯驹也感觉到了巨大压，但他锲而不舍、拖住溥心畬不让他卖给外国人。
一直到1937年，由于母亲病逝急需用钱，最终溥心畬才将《平复帖》以4万银元卖给了张伯驹 。
▲唐代名画《照夜白图》被卖给洋人，让张伯驹立志挽救《平复帖》。
听说《平复帖》被张伯驹购得后，日本人找到了张伯驹，表示愿意以20万银元的高价收购《平复帖》。张伯驹却坚决拒绝，他说：《照夜白图》已经流出中国。
因此，他绝对不会为了赚取16万银元的差价，再将国宝卖出中国。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在民国乱世中，很多晚清世家子弟，或跟随父辈寄望于“复兴大清”的复辟美梦最终碰壁终生，或如张学良投身民国军政期望决战雌雄，或纸醉金迷、坐吃山空、挥霍度日。
然而，张伯驹却选择了一条在当时被视为庸俗无能的，清雅度日、保护民族文化的文艺道路。为此，他不惜耗尽家财，倾力收藏了晋朝陆机《平复帖》、宋朝范仲淹《八服赞》等中国古代顶级书画名作。
1941年，日本人连同汪伪特工总部“76号”将张伯驹绑架，并威逼他交出“平复帖”和300万银元以“换取平安”。对此，张伯驹跟前来接洽“赎票”的家人说，宁死都不能将《平复帖》交给日本人。
最终在张家广泛动员和说情下，在历时八个月后，日本人和汪伪特工最终才同意以40万银元的赎金将张伯驹释放。
为了保护《平复帖》等民族顶级瑰宝，张伯驹随后将《平复帖》缝入棉被中，带领家人逃往西安避难。
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后，原来由溥仪收藏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落民间，并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所得。当时，马霁川想将《游春图》卖到国外，当听说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可能也要流失海外时，家境已经中落的张伯驹马上找到故宫博物院，希望能由国民政府和故宫博物院出面将这幅“天下第一画卷”购回，但财力困窘的故宫博物院无能为力。
此时，马霁川已经在与国外洽谈售卖《游春图》，迫不得已之下，张伯驹便来到北京当时的古玩汇聚中心琉璃厂。
每到一家古玩店就进去打招呼说：
“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将它转手卖给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为了拯救“天下第一画卷”《游春图》，张伯驹几乎倾家荡产
一见《游春图》交易已经闹得满城风雨，马霁川无奈之下便向张伯驹狮子大开口：“你出220两黄金，我就卖给你！”马霁川原本料定此时家境已经中落的张伯驹，无论如何是买不起《游春图》了。没想到张伯驹心一横，竟然将父亲张镇芳遗留下来，原本系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旧宅的一座占地15亩的府邸售卖，并东拼西凑弄了220两黄金。
没想到马霁川却借口黄金成色不好，非要加价20两金子。无奈下，张伯驹又苦苦哀求妻子卖掉了一批首饰，最终才又凑足了20两金子，买下了民族瑰宝《游春图》。
在整个民国乱世中，他最终耗尽了几乎全部的家财，收藏挽救了118件中国顶级古典字画，使得这批民族瑰宝得以留存国内。
回忆起张伯驹倾尽家财收藏中国古典书画的行为，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后来回忆说：“什么是收藏家？我外公是一个范例，因为他只收不卖。如果收了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不是真正的收藏家。”
张伯驹耗尽家财收藏古典字画、却从不售卖。对此，同时代人很不理解，都称张伯驹是“张大怪”，对于有人笑他为何不惜售卖祖宅，那怕倾尽家财也要收藏这些艺术品，却从不转手倒卖牟利时，张伯驹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中年张伯驹
在民国乱世中，很多富家公子纸醉金迷、苟且偷生。而他却将自己的人生使命定位为拯救中国的古典文化遗存，并终生为之奋斗不息。在政治上，他反对满清遗老们的复辟事业，坚决拒绝屈服日本人，哪怕被日本人和汪伪汉奸绑架也誓死不从。
在民国乱世的超级漩涡中，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以一种悠然、恬淡的心态面对世事纷争，痴迷于自己的文化拯救事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现代中国“最后的名士”。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八件珍宝献给了故宫。
这八件珍宝分别是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八服赞》、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卷、宋代吴琚的《诗帖》卷、元代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以及元代俞和的楷书。
▲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张伯驹将毕生收藏，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珍宝多数为国民党带到了台湾，而张伯驹捐献的这八件极品书画，使得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整整增加了一倍。为表彰张伯驹对于民族文化保存的卓越贡献，当时国家提出奖励他20万元，这些都被张伯驹拒绝了。
张伯驹说，他之所以倾家荡产收藏这些中国顶级古典珍品，乃是为了保存延续民族文化，而非为了名利。否则他曾有无数的机会，利用这些顶级珍品牟利自丰。对于这一收藏初衷，早在1932年他就说：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为此，当时的国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特地给他颁发了一张“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的奖状。后来，章诒和回忆起她到张家时，四处寻找这张奖状，才发现这张倾注了张伯驹毕生心血的证明，竟然被随意扔在了一个“蒙着尘土”的角落 。
▲张伯驹倾尽家财，在乱世中拯救民族文化遗产，只换来薄薄的一张“褒奖状”
章诒和说，她到柳亚子家做客，看到柳亚子将他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用金丝绒装帧，高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
章诒和还提了个细节：历代的收藏家都喜欢在自己的藏品上加盖钤印，但为了不破坏文物，张伯驹却从不在书画上留任何痕迹。最终，他将自己倾家荡产收集的顶级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但是，一个属于名士风流的时代已经过去，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在被抄家后，张伯驹和妻子潘素被驱赶到北京后海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在当时，他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任何收入，有足足一年多的时间，他只能靠着亲朋好友接济过活。
1960年，在陈毅的照顾下，张伯驹得以转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临行前，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
张伯驹却笑一笑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对于这些话，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他并不是故作敷衍：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对于张伯驹这种淡然处世的态度，曾经跟张伯驹的妻子潘素学习画画的章诒和回忆说：“那时，到我家做客的。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派），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
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父亲（章伯钧），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
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
在章诒和看来，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张伯驹却始终泰然处之、处变不惊。这种超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文革的动荡岁月中，没有几个名士能做到。
▲晚年张伯驹：是真名士自风流
在张伯驹最后的人生岁月里，陪伴在张伯驹身边的，是他的妻子潘素（1915-1992）。潘素的先祖是清朝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由于家道中落，她被继母卖到妓院沦落风尘。
1935年，37岁的张伯驹见到了当时仅有20岁、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潘素。当时，潘素在上海号称“潘妃”。
名扬十里，洋场张伯驹将潘素视为天人，最终不顾世俗反对迎娶佳人 。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在上海被称为“潘妃”
张伯驹和潘素的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
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
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
▲年轻时的张伯驹与潘素
在张伯驹的精心培育和延请名师栽培下，天资聪颖的潘素画技精进，曾经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
张大千曾经赞叹说：潘素作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潘素的画作
这种公子与佳人、郎情妾意的生活，在时代的摧残下，显得尤其珍贵。
1966年文革开始后，已经69岁的张伯驹和52岁的潘素白天被游街批斗，但晚上回到家中，这对老夫妻却仍然喜欢写诗作画。在他们看来，即使时代动荡、命运多舛，也仍然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面对磨难，张伯驹始终坦然自若。
仅有一次，当红卫兵将他的诗画卷轴扔到火里焚烧时，这位曾经名列“民国四公子”的老人却跪了下来，他苦苦哀求红卫兵说：
“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晚年时的张伯驹与潘素夫妇
尽管时代危难、自身难保，但他却心心念着自己的老友故交。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时，曾经与张伯驹相识相交的京剧演员钱宝森，跳出来指鼻子骂脸地凌辱张伯驹。但1963年钱宝森去世后，张伯驹却托人带去了100元的丧礼费。
当时，人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才10元，对此有人劝张伯驹说，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更何况钱宝森在危难时还落井下石，这种人又何必对他太过照顾。
没想到自己也一度三餐不济的张伯驹，却坚持要送100元，张伯驹说：
“当初他帮我打把子（演京剧练武功），有过交情。”
▲张伯驹书法
此前，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袁氏称帝失败后人见人躲，后来耗光家财，生活难以为继。尽管如此，袁克定却严词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张伯驹欣赏袁克定的气节，于是将他接到家中。
这一供养，就是十年，一直到袁克定1955年去世。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回忆说：
那时张家也是窘迫穷困，“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就欲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说既把他接到家里，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
1969年，被定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章伯钧死后，其妻子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被迫搬家。当时，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和“臭老虎”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这对孤儿寡母。
“万万没想到，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
当时，已经72岁的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的死讯后，拄着拐杖，拖着老病之身，在整个北京城到处走访打听，找了整整一天，才终于找到了李健生母女俩的新住处。
见到张伯驹夫妇，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慰问者，你们是第一人。”
后来，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不过是看看画、聊聊天而已。
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
但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却悄悄叩响了家门。”
▲从左到右：章诒和、马宝山、张伯驹、潘素
在那个政治乖张，许多人为求自保甚至不惜落井下石的年代，与章伯钧并无特别深厚交情的张伯驹，却无畏政治风雨和被牵连批斗的噩运，只为了去照看安慰友人的妻女，给他们送去狂暴的时代中，最后一丝人性的温暖。
就在探望李健生、章诒和母女不久后，72岁的张伯驹被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下放到吉林省舒兰县插队落户，进行劳动改造。
然而，舒兰县当地嫌弃这个“老家伙”没用，“只会增加革命委员会的负担”，于是将72岁的张伯驹和55岁的潘素驱赶回到北京。当时，张伯驹夫妇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单位，只好蜗居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中，靠着出卖家具等被抄家后的劫余物资，和亲友的接济度日。
就在这最艰难的时日，友人王世襄曾经几次去看望张伯驹。
王世襄说，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
“张伯驹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多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晚年张伯驹
一直到1978年，81岁的张伯驹终于被平反。此后四年，他频繁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致力于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承下去。即使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也仍然勉力维持着作为世家公子的风度和优雅。
画家黄永玉回忆说：1982年他到北京城西的莫斯科餐厅吃饭，忽然看见张伯驹“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当时，这位曾经富甲天下的豪门公子，仅仅依靠着平反后每月80元的工资与老妻潘素相携度日。
当时，潘素因为生病无法外出吃饭，黄永玉看见，年轻时经常出入天津国民饭店等著名西餐厅的张伯驹坐下来，仅仅喝了一碗汤，然后点了四片面包、一碟果酱和两小块牛油，他轻轻给面包抹上果酱和黄油，然后从口袋中取出一块小方巾，将面包小心包好，然后带回家中与妻子潘素一起品尝。
黄永玉看着他“自人丛中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尽管清贫度日，但他仍然保持着最后的绅士风度 。
▲最后的名士：张伯驹与潘素
就在这次莫斯科餐厅之会半个月后，张伯驹因病被送入北大医院，这位85岁的老人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病房里。
由于担心交叉感染，他的家人向院方提出申请单人病房，但院方的回答是：“这老头级别不够啊！”
无奈下，张伯驹的家属只有申请调换医院，换院手续还没办好，张伯驹就已倏然离世。
几天后，张伯驹一位学生气不过，跑去找北大医院的院方理论大闹说：“张先生捐赠给国家的东西，足以买下好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张伯驹的书画
他去世后，有学者这样评价说：
“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是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感受到张伯驹更多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则评价说：
“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无论潮起潮落，他始终温雅自如，淡泊以待
若问世间何为尊贵
大概
他就是那中国古典时代里
最后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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