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台著名主持人汪涵两年前出资465万的保护方言举动，近日成为热点。
一句“普通话让你走的更远，方言让你记住你的根在哪里”，亦戳中很多人的泪点。再升华一下，就变成一种情怀上的共鸣。
汪涵的体会，我们也能在现实中遇到，现在很多小孩子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语土语，更擅长使用普通话，还有英语，这种现像在大城市里更加突出，比比皆是。
某种方言出现断代，就意味着消亡，从全世界来说每年都会有N种方言消失。无论是悲哀也好，无奈也罢，这都是一种无法逆转的潮流，因为作为一种工具，从商业角度看，方言的交流障碍，提高了交易成本，被边缘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汪涵义举我并不反对，但也不支持。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时，读者更多的是赞叹他的精神，而不是行动。
方言的涵意和将来
语言，是人类与动物根本差别之一，它只属于人类。但这种工具并非全世界通用，因为种种因素限制，在人类的发展岁月中，形成了各色各样的语种以及方言（本文不谈民族语言）。
对于我们来说，某些声音、词语和节奏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记忆，这时，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是情怀的寄托，这种情怀包涵着乡情和亲情，承载者就是方言。
然而，方言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广东话，山东话，闽南话，四川话等方言，从隋唐时期到今天，它们发音，用词肯定有着极大差异，那些古方言的消逝没有人会觉得心痛。
今天如果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里发现一种存活的古方言，人类肯定会大为惊喜，汪涵也一定去保护这种古方言。对不对？
但是随着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公益人士，志愿者的纷至沓来，小村落告别了宁静，那么这个方言离死亡也不远了，这是当前一些公益类行动的一个悖论。
语言未来方向只能是标准化、均质化和现代化，方言被弱化是必然趋势，否则，也不必有“保护”的概念。
中国人从非迁徙性环境正在变成了迁徙性环境，东南西北人不断组合成一个个新的区域社会，这波浪潮从一二线大城市向中小型县城席卷而去。
以温州话为例，这是中国最难懂的小型方言之一，也是温州人在外的最主要标志和特征。但温州话的未来是什么？被均质化，与众不同的色彩会被一步一步淡化，很多温州小孩也不会说温州话。
而大的方言生命力会很强，与主要标准语言有一定的抗衡能力，甚至会变成一种政治诉求，这就不是情怀的问题了。
普通话推广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古已有之，在固定，封闭，保守的社会时期，存在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现像，英国，法国，日本当年也是如此。
历代统治者要管理这个社会，使得社会运作更加有效，更加融合，就必须先解决各地之间的交流问题，制定统一的标准文字和语言。
周秦时期有了雅言的概念，到了汉朝大一统时代，“通语”成了共同语言，但囿于历史条件（那时没有广播，电视，电影等）只能在上层精英中推行。
唐朝时出现了“正音”和“官韵”，宋朝将唐朝的“切韵”改为《广韵》《集韵》，从元朝开始，以国都北京话代表的方言被称为“官话”，清朝咸丰年间有了官话教材《正音咀华》。
1911年后，官话定为国语，“五四”运动使得 “白话文”取得了合法，正统的地位，取代了古文在社会书面交流应用中的地位。
中国普通话（标准语言）逐渐成型，从科技（广播，电影）上来说，全国推广普通话已经具备了客观条件。
1949年到1955年，是推广普通话的筹备阶段，汉语规范工作正式开展，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彻底结束了地方割据，政治动荡的局面。
同时，国民党在台湾，也开始了国语化运动，但台湾走的是极端路线，“推广国语”与“打压方言”政策同时并行。
所谓方言就是闽南话，蒋氏台湾的奇特之处在于，山东话，浙江话，四川话等却不属于方言（网开一面）。媒体上限制闽南话，连歌仔戏也要限制，学校里学生讲闽南话要罚款，山东话就不用。
大陆则是
“有的放矢”，教育部长张奚若指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推普要求，推普要与汉语规范化紧密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央精神的体现。谁也无法要求毛泽东改掉湖南口音，周恩来改掉江浙口音，朱德，邓小平改掉四川口音。推普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工程，它的目标是下一代，下下一代。
推普对方言的存在有消极作用，但大陆从来没有压制过方言，这是政策问题，不是方式问题。不能把方言的式微归结于普通话推广。
但有的地方官员将推普工作走向极端化，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反映和抵触心态，毛泽东的很多决策被人为的极端化，这显然不是科学的工作态度。
1958-1960年是推普工作的高峰期，这时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成绩大，但缺陷也大，推普并不是简单的教与学，它不能脱离客观社会环境，而为了评上“先进”，当年就出现了过火行为。
比如在长沙，要求一对七八十岁的老俩口，一定要用普通话交流日常生活。
老头跟老太说：“你好，请帮我到菜场买点下酒的花生，毛豆。”
老太说：“不，我很忙，请你自己去一趟菜场，谢谢。”
老头说：“我对你的态度感到非常遗憾。”
老太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
用湖南话几个字就能解决掉这个问题，但街道为了评先进能把老俩口逼疯了。
这就是推广普通话的不健康趋势。硬推，强推，是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包括意识形态方面也一样，在网络时代，还有人热衷于写八股文章，除了哄上级开心，有几个网友会看？
1966年到1976年时期，推广普通话行动实际上是停滞状态，因为很多专家，官员，学者都受到了冲击，无法正常工作。
但政治运动的推普效果却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语录》的全国风行。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场普通话全民朗读行动。
1976到1986年，是推普的复苏阶段。
主管机关的名称也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变成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会员”，改革两字被去掉。
这时期的推普工作得益于《毛主席语录》风行时代的推普红利，但从政治上你不能这么认为。
同时，还正式推出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工作。是利是弊？留待今后定论。
1986到1993年，推普工作进入了务实阶段，就是在北方地区也要进行标准普通庆推行工作的落实。就全国来说，这时普通话必须成为校园用语和城市语言。
1993年出台的《师范院校教师口语课程标准》，对全国教师提出了授课语言的硬性要求，作为一种上岗条件。
2000年起，《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更是将推普工作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基础。到今天为止，推普工作的思路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
具体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
这样，中国推普工作，进入高速健康有效的快车道，很多人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
因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汉语必须进一步国际化，在全世界更具影响力，这是汉语跟英语争夺世界话语权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工程。
西方世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某些方言的消失原因，扭曲为国家对人权的压制（还有民族语言），以此来干扰破坏推普工作。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一些势力也将语言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打出了“台语至上”“保护粤语”的口号来蛊惑人心。像日本学者秋谷裕幸，千岛英一还有美国的一些华裔学者也参于其中，当然，他们名号是闽南语，闽东语，粤语海外专家学者。
那么中国真的不重视方言保护和发展吗？
当时不是，方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部份，1955年，中央就要求丁声树和李荣组队去研究推普工作和方言普查相结合，要重视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
1957年开始培养大批方言研究专家学者，不夸张的说，那时方言研究保护工作是如火如荼。
我们必须科学的对待一些小方言从登上历史舞台到退出历史舞台的规律，中国保护方言工作意识是超前的，英国当年曾想让古老的凯尔特语安乐死，欧洲的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普罗旺斯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等方言（民族语）都曾经经历过打压，抗争，打压的阶段。
不要以为西方现在大喊保护方言，就是人类文明的守卫者，殖民者的思维从来都不是保护，而是消灭，要保护的只有他们的利益，别忘了他们还有宗教的因素。
我们要警惕那些打着保卫方言旗号，暗藏政治目标的动作，特别要防范其背后的NGO组织。
汪涵掏钱保护方言，是善意之举，是出于对中华文明的爱，这是值得肯定的。人不可能没有情怀，不可能没有乡音乡情。
商业化时代，拜金思想越来越浑厚，特别是在演艺圈，盲目追求短期利益，不顾社会责任，需要更多的明星站出来改变这一趋向。
汪涵的执着，对文化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是一股清流，这份爱值得尊重和提倡。
就像人一样，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亲友将来都会离开，无论花多少钱也改变不了这一结局，但你不能说花钱延续亲友生命的人是傻子。
至于方言，我对汪涵说的是，顺其自然，不必强求。
我们更要警惕某些媒体想借明星影响力，借机炒起话题，引导舆论，制造争议，撕裂社会。这不是在保护方言，而是消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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