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18年往回看，也许我们早已忘记1994年的深圳还是一个到处跑着黄色面的，人们在街边摆摊卖衣服的城市。
如果站在1994年往未来眺望，我们也难以想象2018年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人国家门槛的国家。
我们需要更丰富的想象力，描绘20年后的世界，我们勾勒一下2038年人们将看到的全球体系。
印度洋成为全球新的最繁忙的海域:制成品、原材料、能源航线交织成物流骨干网。
在印度洋的西岸，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东非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1 500万，20 年前还是贫民窟和树林的市中心山坡已全部被道路、高楼覆盖，南部则是成片的工业区——主要是中国企业与当地商人共同投资的企业。
它与德尔达瓦(非洲的深圳)是这个人口1.6亿的新兴工业国的制造业中心，每天，货物从两条并行的通往红海边港口的铁路发出，运往遥远的东方和邻近的海湾国家。
中国强大的输电技术把尼罗河上游的“非洲三峡”复兴大坝和红海沿岸大规模火电站的电力输送到这里，支撑着这个新兴工业体系的运转，这个国家在经历15年繁荣后在5年前开始拥有自己的资本市场。
铁路向南，与东非核心铁路网连接，肯尼亚的内罗毕凭借本地区人口跨国流动、物流实现了第二次飞跃，治安有所改善。
再往南，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原本荒芜的东部正在成为东非的“浦东”，这个国家既成为新的制造业热点，又以其西部丰富的铁矿和煤矿，成为本地重要的火电能源和钢铁基地。
再向南，莫桑比克成为非洲的“澳大利亚”，他们富有煤、铁资源，与从隔洋相望的澳大利亚运出来的煤、铁矿石一起北上运往红海沿岸和印度，这个国家国民是比较幸运的，40多年前延续的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其建立了全民分享体系。
紧挨上述东非国家的卢旺达励精图治，通过制造业、外包服务业(电话呼叫与软件外包)、金融业的跳跃，成为非洲的地区金融中心，卢旺达法郎与人民币建立固定汇率体制，好比30年前港币和新加坡元在东亚——东南亚的地位一样。大量非洲公司在卢旺达资本市场上市——它们中的大块头也在中国香港上市。
跨越印度洋，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和汉班托特成为印度洋上的两颗明珠，既有大型转运功能的港口，又在沿海发展出大型休闲旅游设施，每年，大量中国游客涌向这里度春节。繁荣的经济使斯里兰卡成为南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科伦坡港和汉班托特港均是中国内地/香港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它们采取的是中国建设型央企与国家基金入股再剥离上市的模式，事实上，在过去的15年内，中国内地/香港资本市场上绝大多数“建设”题材的股票都来自南亚——非洲这片新进入工业化的地区。
往北，印度无可阻挡地缓慢崛起，人民党被证明是一个务实的政党，它克服了早年的焦躁，把宗教转化为统一全民发展意识的工具，中国寻求业务的公司为其基础设施的建立提供了依托。斯里兰卡的运输业也正得益于此。
孟加拉国早已成为制造业大国，它成为中国主要日用制成品的进口来源。
再往东，中南半岛内陆的电力和铁矿资源得以开发:老挝南部的水电和柬埔寨北部的亚洲最大铁矿相配合，诞生新的钢铁公司，国际资本市场的充裕流动性为其巨额融资提供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这是巨大的消费中心、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早已无法延续30年前那种经济模式，20年前全国普遍达到相当高位的房地产价格也一直在遭遇挑战。
在某些地方的房价长期下行数年后，中国最终采用了打开国门，以吸引外来人员的模式支撑其社会运转。中国的制造业和社会底层服务行业广泛使用来自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的劳务输出人员。早在十几年前，在自发市场力量和正确的国家政策下，汉语教学在这些地区爆发，但起初主要满足的是底层用工需求。目前，在汉语教学已经普及的情况下，一套意在系统性吸收当地精英人才、基于汉语的严格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正在建立，这些精英能够通过这个考试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深造，并成为中国在当地值得长期合作的力量，跨种族婚姻日渐流行。
中国制造的初级加工品早在15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中国成为中高端复杂产品的生产大国，中国的生产线上机器人随处可见，机器人无法替代的行业大部分外迁到了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大部分中国人从事的是服务业。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这并不像 20年前的中国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其中的奥妙在于中国强劲而缓慢增长的资本市场，在过去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指数平均每年增长约15%，如今已经是20年前的10倍(约30000点)，如果考虑股市的扩容尤其是海外新兴国家的公司在中国本土上市，总市值则已经是20年前的30倍，超过700万亿元，大约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0%，其中，各类养老基金持有市值占到100万亿元，基本稳住了国内供养体系的阵脚。
海外板块占了上海和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30%以上，其中很多是中国央企参与建设、入股的海外项目剥离的子公司，不少是港口、铁路或基础设施管理公司——对这些新兴增长型资产的成功投资是大量中国央企在本国基建饱和后实现U型反转的重要支持因素;还有很多是敢于闯荡天下的中国草根企业家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新型民营企业。
正是因为资本市场的活跃，中国的国债、地方债券在保持长期扩容的基础上仍然得到了国际资金的力捧，特别是来自那批新兴国家的外汇管理局的人民币回流资金，某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5万亿人民币，迫切需要精明的管理。
人人都以持有长期蓝筹公司(比如科大讯飞或者腾讯)的股票为荣。由于资本市场的支持，起源于中国的一些改变生活的新技术快速普及到亚非地区庞大的人口中，来自华为的强大通信技术与20年内中国层出不穷的新兴公司(不少来自深圳和江苏)的各种创新“部件”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物联网络，支撑着跨越印度洋的商务活动和日常生活。
人流在印度洋上空交织，在中国香港和上海、卢旺达和本地上市的新型跨国公司埃塞俄比亚航空改变了世界航空业“沉闷亏损行业” 的形象，由于抓住了20年系统性机遇，它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航空公司，并带动航空业走出泥潭。20年前提出的构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如同一个“>”，向西北和西南延展。
类似于中国式发展的现象主要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那里有着类似于中国的要素禀赋，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成为中国所消耗的资源的来源地——东西伯利亚的能源和木材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准中国模式”继25年前“中国模式”提出后已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20年能不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能够实现这一点。
3～5年，是目前重大创新从出现到流行通常所需要的时间，以我们熟悉的例子，中国股改从摸索到成功——6 年(2000～206年), 谷歌从发到流行——5年 (1998~ 2003年)，苹果定义的智能手机形态从诞生到在中国爆发——5 年(2007~2012年)， 中国重化工业化一举完成——5年(2003 ~2008年)。
许许多多的“转折性变化”同时发生，20年累加会产生什么样的复合效果?难以想象的系统性变革!区别只在于到底是往好的方向变革，还是往坏的方向蜕化。事在人为，社会变更的动力来自于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他们可能是政治家，可能是商人，可能是技术人员，可能是金融家，可能是学者，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视野、足够的前瞻性、足够的勇气。上述场景中的很多事情已经在酝酿中，甚至在发生中。
中国人从来不缺胆量和想象力，只是在过去，它散落于分散在各个领域、各自为战的个人中间，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一番精彩的故事和伟大的雄心，只是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有同样理想和勇气的人，他们的梦想没有交织在一起，只能靠机缘碰撞。
中国注定是一个伟大的影响几十亿人口的国家，我们需要创造催化剂，把有勇气的中国人以及世界所有希望发展的国家的人们的梦想编织在一起， 发生质变，诞生中国梦。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家联合会应运而生，她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家对接东南亚高端政商两界资源，更好的走出去引进来。如：
一、帮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上万家闲置的工厂和设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泰国、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等）；
二、可以接触到海外（以色列、新加坡）最新的一些前沿信息和黑科技，发现挖掘商机并带回国内；
三、其他关于拓展国际视野、海外高端人脉圈以及医疗、移民、留学、海外资产配置、家族传承教育等等；
一带一路是类似“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先知先觉者悄悄谋局抢占先机。
如果你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欢迎留言或私信，将有机会随团一起出访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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