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小偷，他可能會偷所有人的東西，卻唯獨不偷一戶人家。心情不好時，他就悄悄潛入這戶人家，躲在長長的桌布下面，聽這家人聊天。這家人都睡了，他會喝一口他們喝過的、留在杯子裡的水，似乎自己也是這家人的一份子。
“是不是這家人父母和孩子的關係很好？其實你只是特別想知道，家庭關係融洽的父母和子女是怎樣相處的。你特別羨慕，特別希望自己也有，但你卻沒有。”高浩對這名小偷說。他當即崩潰大哭，入獄後那堅硬的外殼被一點即破。
高浩是上海市寶山監獄的一名監獄人民警察，同時他也是專職心理諮詢師、矯治師，是寶山監獄27名講師團成員的其中一位。監獄講師團是一群特殊的園丁：他們給曾經犯下盜竊罪、故意殺人罪、強姦罪、製毒罪等重罪的服刑者上課，希望以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改造方式，讓服刑者最終以合格公民的身份迴歸社會。
一
“監獄是希望之地和救贖之地，不是絕望和黑暗之地。”高浩說，“很多服刑者之所以會做出那麼殘忍、有破壞性的事情，是因為他們跟這個世界沒有親密的連接。對他們而言，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值得保護和留戀的。”
他快速地翻閱一本黑封筆記本，這本約3釐米厚的筆記本密密麻麻記錄了他所接手的數十個心理諮詢和矯治案例。他的手指停在了其中一頁。“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大學生，畢業之後家裡給他安排了工作，但他一點兒也不喜歡。他在外面花銷很大，還借錢給朋友，但是朋友沒有還錢，他就借了社會上的小額貸款。當他還不上的時候，催債的人開始騷擾他。他的欠債數額不大，才一萬多塊錢。當他給家裡打電話請求幫忙時，父母對他說：“我們不會管你。”
這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就在網上聯絡了幾個人，花了點兒錢買了點兒設備，用半年不到的時間把毒品給製造出來了。最後，他因為製毒被抓，判了十幾年，進入寶山監獄服刑。
他入監後，父母來監獄裡來探視。當看到父母坐在會見室外很慌亂的樣子，他很開心。他說：“我現在坐牢了，這恰恰說明你們這麼多年對我的教育是失敗的。我打電話給你們的時候已經知道錯了，你們只要幫我還掉這一萬塊錢，我就去好好工作，不會再惹事情，你們當時卻不管我，要我自己負責。現在，我把自己的人生走成了這樣。”
高浩說，這個大學生服刑者認為家裡所有人都對他不好，他的記憶中只有成績不好時父母親對他的打罵，他在學校闖禍後父母和老師的訓斥……
高浩試圖引導他關注成長的細節，他才想起生病時母親請假照顧他，小時候父親把他高高舉在頭上去逛公園，奶奶給他做他喜歡吃的食物……
“當他慢慢回憶起這些東西並且願意拿出來討論的時候，他對自己的人生不再下那麼單一的判斷，不再認為自己是不被喜歡的，或者是被粗暴對待的。他反而會變得很多元，意識到自己的人生不單單隻有冷冰冰的瞬間，也有很多溫暖的細節。”高浩說。
上海市寶山監獄是一所以關押重刑犯為主的監獄，1986年出生的高浩是寶山監獄最年輕的心理諮詢師，他介入的個案是危險犯和頑固犯——這符合他對監獄工作的預期。
2008年，高浩畢業於南京財經大學法學專業。在當年的公務員考試中，他進入了公安、監獄、環境監察總局、國家安全部門等政府部門的面試，最終選擇成為一名監獄人民警察。
他說：“當時年輕很熱血，覺得應該去改變社會，去做有意義的事情，然後就選擇了監獄。當時我以為監獄一定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地方，監獄工作可以最大程度激起一個男生的勇氣、冒險精神和正義感。”
最初，高浩認為可以憑藉所學的法學專業去幫助服刑人員認識法律問題，解決服刑困惑，但在工作了一兩年後，他發現單純的法學知識無法解決很多問題。
他遇到了一名拒不認罪的服刑人員。
“他內心很清楚自己犯了罪，但如果他認罪的話，就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他每次會見都跟家人說自己是被別人設圈套冤枉的。他跟妻子和女兒感情不錯，但他犯的罪是強姦。他擔心一旦承認罪行，自己的家庭就會破碎。”高浩回憶。
後來，通過一些心理疏導，這名服刑人員決定直面罪行，不再通過欺騙家人和自己的方式去逃避懲罰。
“攻心為上”在監獄尤為適用。
2009年起，高浩參加了寶山監獄的心理諮詢師培訓，主攻精神分析，陸續通過了三級和二級心理諮詢師考試。2011年，他在監區教育警務組的講臺給服刑者授課，監獄選拔他參加各種教育培訓競賽，高浩脫穎而出，隨後成為監獄專職心理諮詢師和講師團成員之一。
初入監獄，服刑者往往會給自己的內心披上一層堅硬的外殼。高浩有兩種方法，讓服刑者打開心扉。
第一種方式是自我開放的技術，用相同的經歷和感受來引發服刑人員的共鳴。第二種方式是尋找服刑人員某個脆弱的瞬間，找準他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一點即破。
有一位服刑人員的母親去世了，監獄沒有第一時間告訴他，半個月後，他在會見家人時得知此事，怒不可遏，揚言出去之後要殺了自己的妻子，還要與監獄作對。
“他之前會見母親的時候曾經看到母親落淚，知道妻子和母親有過幾次爭吵，所以後來他認為一定是妻子氣死了母親。另一方面，他覺得監獄把他關在裡面，沒有第一時間讓他知道母親病逝的消息，客觀上陷他於不孝。”高浩分析。
面對這名服刑者，高浩說：“你現在對妻子和監獄所有的恨其實我都能理解，因為你越恨越說明你無比愛你母親，你對母親有那麼多眷戀和不捨，在失去她的時候你才會遷怒於其他人。但是我一點都沒有因為你遷怒別人而怪你，因為在這一刻，你只是太想她了，所以才會說這樣的話，做這樣的事情。”
這些話一擊即中。這名服刑人員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痛哭流涕，直言自己非常想念母親，很後悔進入監獄，無法見她最後一面。
還有一名服刑人員，他能偷所有人的東西，但有一戶人家他堅決不偷。心情不好時，他就偷偷潛入這戶人家。這個家庭有一個客廳和幾個臥室，客廳裡擺著一張很大的餐桌，餐桌上鋪著桌布，桌布長長地垂下來。他每次就躲在桌布下面，聽這家人聊天。等他們進入臥室看電視時，他偷偷看這家人看電視，聽他們說話。甚至，這家人喝剩下的水放在桌子上，他也會拿起來喝一口。
他說：“我絕對不會去偷這家人，也不會讓這家人知道我這個人存在。我怕偷了這家人以後，他們把防盜門做得很結實，以後我就再也進不來了。”
高浩問：“是不是這家人父母和孩子的關係特別好？”
這名服刑人員說：“是。”
高浩又說：“你在那裡喝他們的水，躲在桌子下聽他們聊天，其實你只是特別想知道，家庭關係融洽的父母和子女是怎樣相處的。你特別羨慕，特別希望自己也有，但你卻沒有。你每次心情不好就要去那裡，就是想感受這種感覺，這是你想得到卻得不到的東西，你又非常不願意去破壞它。”
這個不到30歲的人聽後崩潰大哭。他曾有5次服刑經歷，前兩次是因為盜竊，後3次的罪名是搶劫和強制猥褻婦女。
服刑者雖為可恨之人，但其實也有可憐之處。高浩認為，在一個家庭裡，父母應該充當孩子和這個世界的橋樑，讓孩子通過父母的陪伴和講述去最大程度地感知世界的善意。
“有很多人認為，只要給孩子吃飽、穿暖、念好學校、報好多課外補習班、拿無數獎項，就覺得盡到了父母最大的義務，其實並不是。如果父母本身對這個孩子是冷冰冰的、粗暴的，要求孩子的任何訴求都要用成績來說話的話，這個孩子就會覺得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冷冰冰的交易、等價的交換，他可能不相信這個世界有無緣無故的愛，有不求回報的愛，有無條件的愛，那就很麻煩。”
在他看來，凡是有犯罪行為的人，罪因一定有心理因素，但如果深究成因，肯定是有幾個合力將其推向了犯罪的深淵。
與社會上的心理諮詢不同，高浩認為，監獄心理諮詢師必須引導服刑者建立正確的三觀。“過去說服刑人員‘三觀不正’，其實更要命的是沒有三觀。他們對世界沒有多少認識，對人生沒有規劃和想法，在價值觀上只用物質來衡量。我們要做的不僅是把已有的三觀進行塑形，還要從無到有幫助他們建立三觀。”
二
近十年，“教育”在監獄工作中越來越被重視。
“教育”一詞在《監獄法》中出現的頻次很高。《監獄法》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
2008年10月10日，全國教育改造工作會議在鄭州召開，這次會議標誌著監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由過去的軟任務變為硬任務。
2009年11月17日，司法部下發了《關於加強監獄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規定》，明確指出：“監獄應當堅持每週5天勞動教育、1天課堂教育、1天休息。罪犯每天勞動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週勞動時間不超過40小時。”
“原本監獄的教育工作是碎片式的，’5+1+1’模式提出之後，服刑者每週有了一天的教育時間，要像學校一樣進行教育安排。”上海市寶山監獄教育科副科長錢磊說，教育科主要負責對服刑人員開展教育改造工作。2009年，寶山監獄從監獄幹警中選拔學歷較高、有志於教育者組成青年講師團，開設面向服刑者的教育課程。講師團每年1月招新，聘期一年。寶山監獄講師團如今已有27名講師，負責監獄各項服刑者教育工作。
2018年6月28日，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在全國監獄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以政治改造為統領，統籌推進監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勞動改造”的五大改造新格局，教育改造被提到了僅次於監管改造的重要位置。
據錢磊介紹，與全國其他監獄一樣，寶山監獄每年都開設基礎教育課程，涵蓋普法、公民道德、心理健康、時事政策等。
此外，近幾年，寶山監獄結合當前教育改造工作重點、主題教育活動等，開設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課程。為此，寶山監獄參與開發了全國首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刑人員教育讀本》，該讀本填補了國內服刑人員教材建設的一項空白。讀本分上、中、下三部，包括心理篇、國情篇、修身篇、審美篇、知法篇、規訓篇、道德篇、勞動篇、新生篇共計9個篇章、63課、42萬字，涵蓋了服刑人員價值觀教育的各個方面。
對於需要開展個別化矯治項目的服刑人員，寶山監獄也開設了一些配套課程。“如果一名犯人近期家庭有比較大的變故，內心比較煩躁，監區發現類似情況之後就會安排他參加我們心理調適類的課程。”錢磊介紹。
寶山監獄也開設了瓷板畫和紫砂壺製作等藝術類矯治課程。監獄設置一定條件來選擇上課的服刑者，一般是刑期比較長的人，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沉浸在學習之中。“另外，對於一些難以靜心的暴力型服刑人員，我們也會讓他們參加這類課程，讓他們能夠沉下心來做藝術品。”錢磊透露。
除此之外，寶山監獄開設了中華傳統文化類課程，包含《弟子規》、儒家文化等。
服刑者的受教育水平參差不齊。
據寶山監獄黨委委員、政治處主任曹素軍介紹，服刑人員的整體學歷水平相對偏低，大多數的服刑者學歷在小學、初中水準，目前監獄服刑人員中初中（含）以下學歷比例為61.3%，本科以上學歷者僅9%。“總體上來說，服刑人員學習的熱情、專注力、主動性等差異較大，教學互動的效果一般。”
寶山監獄實行“梯度教育”，一名服刑者從入監到出監，將接受不同的教育內容。
服刑人員在初入監時，處於新收期，主要接受認罪悔罪、監規紀律和形勢政策方面的課程。進入常押狀態後，他們將學習基礎性課程，經過統考後才能參加主題教育和矯治項目類型課程。臨出監時，服刑人員將接受社會適應類課程。
寶山監獄引入了社會資源對服刑人員進行教育改造，但這項工作的主要承擔者，仍然是監獄人民警察。
寶山監獄的監區裡，一般有三個副監區長，分管獄政、勞動和教育。陳仁哲和阮亮分別是七監區和九監區負責教育的副監區長，他們都是講師團成員，每週三在一起集中備課。
陳仁哲主要負責悔罪贖罪教育和價值觀教育之國情篇，他的教學特點是抓住身邊事和社會熱點來啟發服刑人員。
8月27日，崑山發生持刀砍人被反殺案，引發關注。9月5日，陳仁哲將崑山砍人案的相關報道打印出來發給監區，讓服刑者以監組為單位討論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每個監組再推選一名服刑者組成正反兩方進行辯論。
“我主要從兩方面來引導服刑人員：第一，龍哥酒駕、佔用非機動車道、拿刀砍人是違法行為；第二，如果我們遇到類似情況，不能以暴制暴。”陳仁哲說。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辯論過程中，一名服刑者說：“我們在監獄裡被別人打了一拳的話，如果我還手，那麼兩個人都違紀，這種情況應該立即向主管警官報告，旁觀者應該勸架而不是幫忙打架。”
8月24日，浙江溫水女孩乘坐滴滴順風車被殺害。陳仁哲讓服刑人員一起討論這件熱點事件。“所有人都對司機的行為表示憤怒，但我反問他們：你們多少人曾經犯下和司機一樣的罪行？”
當服刑人員因為刑期漫長而苦惱時，他會對他們說：“至少你還活著，被你傷害的那個人已經不在了，服刑是贖罪。你要為自己家人負責，也要為被害人負責。”
陳仁哲鼓勵服刑人員存下勞動所得寄給家人或被害人。“給家人寄錢是告訴家人，你雖然待在獄中，但仍在為家庭盡責任；給被害人寄錢也許彌補不了傷害，但說明你還在贖罪。”
阮亮則感到自己做講師做出了“職業病”：任何所見所聞都想努力轉化成教育素材，絞盡腦汁從教育服刑者的角度進行分析。“監獄的教育資源不像社會上的學校那麼多，只能自己通過各種途徑去挖掘。”
他看到鳳凰衛視播出哲學傅佩榮講解《國學的天空》，便琢磨著借鑑一下，在監區推出了《阮警官講國學八分鐘》。他看了《魯豫有約》，便在父親節的時候在監區做訪談，讓沒有參加父親節主題活動的人提問參加者，與父親見面、擁抱有什麼感受。他看到央視一檔《中國十大孝星少年》的節目，十分感動，便播放給服刑人員觀看，讓他們反思自己對孩子的影響和自己的成長經歷。
阮亮喜歡觀察、傾聽服刑人員。有個只上過小學的服刑人員，買了一本新華字典，有一次抄寫經典的時候，竟然都抄下來了，一筆一劃寫得像小學生的字體。阮亮特意讓他在他講課時擔任記錄員。“沒有細節的話，教育無非是泛泛而言。我們把點點滴滴看在眼裡，因勢利導。服刑者會認為，警官很關注他們的事情，會受到鼓舞，形成良性互動。”
“鼓勵”在服刑者的人生中，向來是稀缺之物。
“監獄裡很多人都是被批評的，我們會發現他們的優點進行鼓勵。人需要被認可，需要被肯定。當然，我們不可能無條件鼓勵，監規紀律對所有人都是公平公正的。”阮亮說。
三
教育學有句話：“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每一名監獄人民警察都是一名講師，監獄講師團相當於攻堅克難的專家團。當然，他們也會遇到棘手的個案。
陳某因販毒被判死緩且限制減刑，2016年進入寶山監獄，如今年屆六十。入獄後，他並不悔罪。“你們都說毒品是壞東西，在我看來是好東西，如果沒有毒品，我就住不上大房子，開不上跑車。我一定要早點離開監獄，還有好多錢等著我花。”
服刑前兩年是死緩考驗期，他安分地過了兩年考驗期，減為無期徒刑。今年6月，他突然爬到門上摔下來，把自己的腿摔傷了。
高浩瞭解陳某的想法：“他本身對法律的研究比較深入，知道加刑對一個無期徒刑的服刑者而言沒有意義，他就能為所欲為。他希望我們把他調往外地監獄，以為這樣就能進行某些暗箱操作，提前出獄。但他不知道，現在全國的監獄都管理很嚴格。”
另外一名服刑者，一心求死。
楊某出生沒多久，母親便離家出走。在他三四歲時，父親也離開了家，他成為一名事實孤兒，和姑姑住在一起。14歲輟學，15歲出外打工，楊某自此未回過家。26歲之前，他還與姑姑保持聯繫。當姑姑告訴他父親離世的消息後，他就斷絕了與姑姑的聯繫。
他的生活更像流浪：打一週短工，在網吧住半個月。沒錢再打工，再住網吧。網吧讓他感到輕鬆，他曾連續七天七夜上網。他去過北京、福建、浙江，還曾在陝西挖過煤。從15歲到34歲，他的人生充滿了無意義感，僅僅像行屍走肉般活著。
6年前，楊某在喝醉後嘗試跳橋自殺，但水太淺沒有被淹死。後來，他在浙江義烏的一家小旅館燒炭自殺，但煙味實在太嗆了，他還沒死便已經嗆得不行。再後來，他流浪到上海，睡在盧浦大橋底下，每年春節和拾荒者在一起過年。
這樣的日子讓他感到痛苦。楊某在上海擺地攤時，一個行人多看了他幾眼，他便拿刀捅死了對方。“他當時覺得首先要殺了這個看不起他的人，其次想用故意殺人的罪名被槍斃。他覺得自己沒能殺了自己，不如就讓別人來殺。”高浩回憶。
楊某殺人之後，拿著刀蹲在地上，當警察趕到時，他走到警察面前說：“是我殺了人，希望你們把我一槍斃了。”因為有自首情節，他被判死緩且限制減刑，2016年進入寶山監獄。
入獄後，有一天他突然從隊伍中衝出來，一頭撞在大門上。他覺得自己經歷了人世間所有痛苦，活著就是受罪。監獄隨後加強了管理，對他進行全方位監控，一月一次的談話變成了一週一次或多次。寶山監獄希望儘可能幫助他找到活下去的目的和人生的意義。
“如果他一點點活下去的動力都沒有，那他不可能活到34歲。”高浩分析，“我們首先要確保他的安全，然後要陪伴他一起發現生命的意義。34年了，總有一些人和風景是他留戀的吧，姑姑畢竟養育他到十幾歲吧。”
這個極端的案例也讓高浩擔憂一些社會問題。長時間在外工作的年輕人，跟父母聯繫很少，沒有朋友，同事關係冷漠，如果長時間獨處，沉迷網絡，是不是也會覺得生活沒有意義？是不是也會感到自己沒有愛的能力？“他們跟世界的親密連接越來越少，缺乏強烈的情感連接，就可能逐漸成為一個冷漠的旁觀者。如果這種現象持續下去，社會可能會爆發一些惡性且無緣無故的犯罪事件。”
高浩認為，在監獄裡，講師團要做的不僅僅是教授知識，更是傳達一種善意：“政府、監獄人民警察對服刑者是有期待的，只要你更努力，你的未來會變得更好。”
寶山監獄教育科發現，一些優秀的監獄講師通過教學提升了自我，服刑者更願意與這些幹警進行溝通。
“監獄民警以往對服刑人員來說，更多是一個強權的、剛硬的形象，這對服刑人員再教育可能產生一個對立的情緒。作為一名監獄講師，他有為人師表的意義，會更加註重自己平常的言行和做事的方式，對於更好樹立民警的形象，在服刑人員當中增加幹警信服力和威信，有非常好的作用。”錢磊說。
他指出，另一方面，以往監獄對服刑者的管理和教育是混在一起的，對於服刑者的教育，更多采用的是經驗是、說教式的方式。而講師團的成立，要求監獄幹警學習社會教師的教育方式，鑽研教育服刑者的規律，提升教學水平，這對服刑者的學習效果也有非常好的促進作用。
講師團也因服刑者的進步而備受鼓舞。
鄔某與女友交往多年，他父母卻不同意兩人在一起。一次爭吵中，他將女友殺死。入獄後，他不說話，迴避家人和被害人，把自己封閉起來。他無法原諒自己對女友犯下的罪行，也當父母從未生過自己。主管民警發現了他的異常，將他由集體教育轉為個別教育。監獄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在今年父親節的主題活動上，打開了他與父母的心結。
“父親節主題活動之後，他擁抱了父母。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存錢，每兩年給被害人家庭寄過去，證明他已經在贖罪。有悔罪的意願，贖罪的行為自然而然就來了。”陳仁哲說。
高浩也看到，有些服刑人員在監獄裡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2011年，高浩在監區處理一件違紀事件時，發現夏某是一個極具教育改造潛力的服刑人員。“他的家庭安好，母親非常關心他。他是在讀大專期間，因為同學口角，糾集一幫人打架，將一人打到內臟出血去世，被判了12年。他的案子有偶發性，惡劣程度沒那麼高。”
但是，夏某入獄後自暴自棄，向混社會的服刑人員學了一副老油條的樣子。“我覺得你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你應該有更好的未來。”高浩對他說。
高浩開始有意引導夏某承擔監區的公共勞動，在他母親面前誇獎他，將他優秀的成績單寄到家裡。後來，夏某接受了監獄的醫護共培訓，成為監組長照顧監區的老年服刑者，參加了職業技能培訓，成為機修工和電工，還在監獄開放大學考取了兩個專業的文憑。
今年9月8日，夏某刑滿釋放。他在獄內對物流感興趣，希望出獄後進入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如果工作夠努力，再加上有一些家底，他可能成為一個加盟商，未來在智能物流領域拼搏事業。
教育學還有句話：“有教無類。”
“只要生命沒有結束，任何人都有改變的機會、選擇從善的機會。”高浩說。他希望，整個社會給監獄工作多一些關注。“如果家庭、學校、社會能釋放更多的善意，監獄裡的服刑人員應該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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