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看病難”、“上學難”、 “住房難”、“就業難” 、“養老難”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而解決這些問題既考驗著政府的智慧，又蘊含著人民的期望。而首當其衝的就是看病難，看病難在哪兒呢？不僅難在白求恩式的醫生難尋，同時也難在那些昂貴的藥品上，尤其是一些進口特效藥，價格上可謂是嚇死膽小的，窮死膽大的。2018年4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要求，從5月1日起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鹼類藥品及有實際進口的中成藥進口關稅降至零。對於廣大老百姓，特別是需要服用進口藥的患者，這真是一個值得歡呼雀躍的好消息。
變革的背後總意味著流血犧牲，而這一重大利好卻源自於三年前的一件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白血病患者陸勇為病友代購印度仿製藥而險些身陷囹圄但最後終獲無罪。三年後的今天，這個案件被改編成了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後反響強烈，僅僅三天票房即超過十億。
34年前，一部萬人空巷的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在中國播出，國人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種不治之症叫“白血病”，日本演員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也因此而名噪一時、蜚聲海內外。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臨死前忍受百般病痛折磨，卻仍努力地給身邊的親人和愛人留下最美好的歡樂時光，而在“幸子”停止呼吸那一刻，三浦友和扮演的“光夫”對著天空泣淚吶喊：“幸子，只要我不死，你永遠活著”，讓人們長嘆唏噓、無比動容......
2011年末，我從電話中得知一位朋友身患白血病，頓時感到無比悲傷。朋友往日的樂觀和善良時時浮現在腦海裡，所以當朋友的爸爸託我尋找中華骨髓庫的相關專家時，我窮盡了一切渠道，終於在北京找到了中華骨髓庫的創始人洪俊嶺先生。洪俊嶺先生熱情接待了我，併為朋友提供了最優的骨髓匹配方案。洪俊嶺教授告訴我，中國每年白血病患者需要骨髓移植的有四百多萬人，而登記在中華骨髓庫的骨髓捐獻志願者僅有二十多萬人（2018年4月30日中華骨髓庫入庫志願者數據為242萬份）。而臺灣省人口約二千萬，但登記自願捐獻骨髓的人就有約上百萬人......洪教授說，白血病不分種族、性別、年齡、地域，其病因至今未找到，上至九十歲的老人下至剛落地的嬰兒都可能患上白血病，也不論是汙染嚴重的城市還是山青水秀的農村，人人都有發病的可能......
我的朋友是幸運的，她不僅擁有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血液病專家陸道培擔綱的北京道陪醫院強大的醫療團隊，更幸運的是從臺灣找到了與她年齡相仿、性別一樣、各綜合指標均高度匹配的骨髓，當從臺灣起飛的飛機載著自願捐獻者的骨髓降落北京，一臺成功的骨髓移植手術奇蹟般的給她帶來了新生。如今的她，和一個健康人沒有任何區別，甚至可以說比健康人更健康更陽光，全球旅遊成為了她擁抱生命的最好方式......
然而，中國有幾百萬白血病患者，大部分都不可能如她一般幸運。
白血病如此冰冷可怕，《我不是藥神》卻溫情感人，貫穿全劇的人性光芒、求生本能持續不斷的迸發出巨大的影視衝擊力，結尾彩蛋處彰顯司法的溫度、醫藥制度的推陳出新、社會保障的進步發展，更是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電影藝術本身可歌可頌，但這部 “2018年國產良心神片”最讓我動容的，還因為它是一部取材於真實故事的現實主義佳作！
故事中的陸勇原本是江蘇無錫市一個民營企業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2002年，他不幸被確診患上“慢粒細胞白血病”，該病被醫學界認為是“除了骨髓移植沒有更好治療辦法”的“惡疾”。骨髓移植十分不容易，一是得找到那個願意捐獻骨髓的人，二是骨髓移植的匹配概率非常非常低。因而大部分白血病患者都只能在苦苦等待中悄無聲息的死亡，當然了，吃得起藥的靠用藥可以勉強維持生命。目前治療白血病最好的藥是瑞士產的“格列衛”，但這個藥每盒大約23500元。一年下來光藥費就30多萬元。數不清有多少家庭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散盡家財，四處借債，從此生活掉入了無盡的苦痛和貧窮里。
陸勇為了活下去四處尋醫問藥，不停打聽新的治療方法。一次，陸勇在歐洲的一個醫療論壇上獲知有一種印度生產的“格列寧”仿製藥，效果不錯，且每月費用僅需3000多元，於是陸勇以身試藥發現果不其然。
為了幫助更多的病友好好活下去，陸勇將該藥的療效在病友群進行分享，許多病友找他幫忙訂購該藥，陸勇熱心幫忙，從不從中牟利。有將近80%的病友服用了這種仿製藥病情趨於穩定，在此後長達十多年裡的日子裡，陸勇被全國各地的病友們尊稱為“藥神”。
2013年底，陸勇因涉嫌販賣“假藥”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逮捕。後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陸勇涉嫌銷售假藥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檢察院在聽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法律專家的意見後，並在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和益陽市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指導下，撤回了該案的起訴，並最終對陸勇改為作出不起訴決定......
陸勇本不是什麼“藥神”！他只是在自己患病後出於對生命的尊重，利用自己的互聯網知識和專業外語能力在浩如煙海真真假假的資訊中尋找生命的支撐點。在他尋找到有用又廉價的仿製藥後，無私分享給其他病友並熱心的幫忙代購該藥，從而讓其它身陷絕境的人也能減輕病魔的摧殘。試想，如果這樣一個行大善之人被當作罪人，那麼我們的法律還有什麼公平正義可言，又談何“以人為本、保障人權”的根本價值觀。
筆者認為，陸勇的行為若強行依照法律規定，則不管陸勇出於什麼初衷，其行為已經觸犯了我國刑法規定的銷售假藥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其有罪似乎是最簡單的處理問題的辦法，辦案的公安、檢察院、法院都可以交代過去，但若將此行為放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上去檢驗，似乎就不那麼讓人接受了。政法幹警們長年累月的辦案容易習慣機械地按法律條文辦案，冷冰冰地執法，較少考慮所辦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慶幸的是，本案中的政法幹警們擺脫了這種傳統辦案模式，順從了民心民意，在法不容情和法亦容情中選擇了後者。
行文至此，筆者想到洪俊嶺教授意味深長的一番話，骨髓移植是國外傳過來的技術，國外對人的生命是極其尊重的，如果捐獻骨髓會對捐獻者的身體或生命有傷害，這種技術是絕不允許存在的。對於捐獻者而言，在捐獻過程中除了稍有疼痛感之外，不會給人體造成任何傷害。但你的疼痛對於別人而言，也許是一次重生的機會。
《我不是藥神》——但法律會護佑你成為“藥神”，這就是我對該片的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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