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我應朋友次郎邀去日本北海道散心，住在他的別館，函館的南岸臨海村子。
函館這個地方十分漂亮，整個冬天白雪皚皚，而每一條該有的街道與小徑都掃的乾乾淨淨，一絲不苟，十分適合打掃心情的人去 。
我的房子靠近馬路，左邊是北乃一家，右邊是松山一家。
日本人很有意思，他們對外來文化與事物都很感興趣，卻對外來人很排斥。所以到了那的兩週裡，除了每日出去走走買東西，就是在家裡看書，喝茶寫作，剩下的就是和我的朋友次郎在一起了。次郎是我大學認識的交換生，我和他是至交。這樣我兩週都沒和那條街上的人說過一句話。
而他們，特別是我的鄰居，也早已注意到了我。
在第二週週末放晴微風，我因為撿了北乃先生女兒幸子飛進來的風箏而與他們相識。
那天下午，我見到很活潑的幸子，本能地去屋子給她一把糖。
晚上，北乃先生便敲門邀請我去參加他們家的晚飯。起初我以為是個宴會，哪知只有我一個陌生人。多年和次郎打交道，我得以應付還算自如。
日本人很有意思，北乃煞有介事地說了幸子風箏的事，多有打擾，感謝照顧什麼的，是那種發自內心的身體微屈的誠懇。
我則說明了是風箏斷了線飛進來，而我也很喜歡風箏和幸子，多和幸子多說了幾句話什麼的。
怎麼說，來自日本人對你的尊重與說的感謝讚美之類的話你必須得受著，這是基本常識 ，不然你永遠和他們走不到一塊去，其次我也擔心北乃會因此責備幸子，所以我會有意給幸子脫責，說自己也很喜歡放風箏什麼的。
果然，北乃很開心，連連敬我喝了三杯清酒。
事後，第二天放學，果然幸子來找我玩了。幸子告訴我，如果不是我替她說好話，她昨晚肯定要受到來自父親因為自己打擾到鄰居嚴厲的責備，聽了我說的話，父親很開心，還說下週還邀請您來我家做客。
日本人在自我社會很守規矩，對小孩的教育就是如此，父系社會，子輩對父親表現出絕對的尊崇與服從。而一家之主，有點類似於我們中國的“一條筋”，直勾勾的。
和幸子玩的熟了點，我便問她是否知道中日戰爭。
幸子能說的不多，只說父親和書上都說那是日本打輸的一場戰爭，但是我們的日本軍人很勇敢!
我有點震驚，又問她是否覺得日本侵略是錯誤的。
才知道原來日本的小孩甚至青年 從不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犯下的罪行，幸子給我的課本上更多是幾個他們樹立的日本軍人模範，當然不是東條、岡村、山本之類的，更多的是那些武士家族出來，我們不知名的人物，評價只有一句：這是日本領導人帶領的一次錯誤失敗的戰爭。再多的也就沒有了，也就這次我終於相信了次郎來中國見過南京大屠殺館後對我說此前對此毫不知情的話，日本對他們後代關於侵略罪行的淡忘式教育已經到了如此程度。
第三個週末，我和次郎說了這件事，次郎哈哈大笑說“你總算相信我了!”次郎告訴我，實際上他從小到大接受到的教育無論是來自課本還是父輩都從未提到過日本當年犯下了如此大錯，更別說去反省什麼的了。
次郎每次說到深處都會幾度哽咽說“我從中國回來的那半年，甚至惶惶不可終日，所見所感嚴重脫節，很想逃離日本，我很痛心我們的民族麻痺在了那些人的無恥裡如此不知反省，我一直為有這樣的政府感到羞恥、慚愧，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民族卻沒有一個偉大的政府!”
次郎是個有良心、有見識的日本人，這也是為何我千里之外願意應邀來看他的原因。 不過我一直不懂次郎“我們有一個偉大的民族卻沒有一個偉大的政府!”這句話。直到我和松山先生相識。
我的右邊的鄰居松山老先生，後來得知也是個作家，從他那我瞭解到了更多日本對侵略戰爭的故事。
文化是無國界的，任何一個作家，在文學裡總是存有良心的。松下老先生邀請我讀他的作品，其中就有兩章關於其父親早年參加中日戰爭的事，松下老先生對裡面的情節與內容毫不掩飾地說父親在大佐的帶領下殺了很多無辜的婦女與平民以及日本如何刻意淡忘這段歷史、自己的良知看法等等。
我看後刻意說“松下先生這兩章寫的真好!”
我記得松下老先生是囁嚅著說“那時我八歲了，中國的百姓很善良，對此我能說的只有抱歉!我是個作家，能做的只能是記錄下來，作為我作家的良知與愧疚而已了。”
我問他是否打算髮表？
松下說，“發表是不可能的，這樣的作品也只能自己看看了，政府不可能讓這樣的文章發表，實際上整個政府對侵華戰爭關於日本罪行都掩蓋了，從中國回來的日本人本不多，我是其中一員，才能夠清楚發現我們日本對後代的教育，這並非是人民的良知問題，實際上是從日本回來的那批人進行了正面的洗腦教育，然後其後代又可悲的當了權，而我日本國民錯就錯在太過崇尚武力，包括崇尚武士道的絕對服從精神，子孫服從於長輩，長輩服從於有威望的人，有威望的人服從於當官的，而當官的服從於政府，無論是去做任何事情，哪怕政府是錯的也在所不辭，只能服從。實際上我的父親當年都不知道到中國做什麼，只是服從，而我們日本國民特性習慣於服從與絕對忠誠。一切一切的過錯在於政府，不在國民，國民只是被人給愚弄與操縱了。如你所見所以日本現在表現如此，政府明明知情卻死不承認，而國民是真的毫不知情，接受與灌輸的都是無罪教育，依著國民特性無條件相信了政府的所做所言。實際上我的父親在死的時候和我說讓我別忘記歷史，但他仍舊效忠於軍隊。實際很多到過日本的軍人晚年回來內心都有所愧疚，而當時環境只能選擇服從，所以珍珠港他們開著飛機直勾勾去送死。你一定知道我們豐臣秀吉與織田信長的例子，這便是日本人絕對服從的表現。這些東西我的兒子知道，但是後來我放棄了給孫子說，因為他受到了來自同學與老師的排擠與批評，很可怕!”
也許出於都是文學作者的緣故或者日本人天生誠實直爽，松山老先生和我說了很多，毫不避諱，而我也毫不避諱說了我國對中日戰爭各種課本，影視的灌輸文化。
記得松下先生說了一句我此生銘記的話“唉，看來，因為日本的固執，結下了人類史上永不可瓦解的世仇。”
後來我陸續在日本各種書本查閱，都沒有發現日本對於侵略戰爭罪行半個字的描述與反省，甚至沒有正史，有的都是如演繹般的事例!
松山老先生與次郎都是日本為數不多有良知見地的日本人。他們有一句話幾乎一致“如果有一個有良知的人當政，矯正日本扭曲的價值觀，那日本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否則日本將永遠是中國世仇，難有大作為!”
實際上看到了日本人的服從性與團結性後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觀點。
我們國家對子子孫孫的教育是不能忘記日本罪惡歷史，從各種神劇，電影與課本灌輸；而日本則對子子孫孫的教育只是忘記失敗的戰爭歷史，代代相傳。
一方選擇理所當然的淡忘；一方選擇刻骨銘心的銘記。久而久之，淡忘的一方甚至忘記了自己的罪行，成了“被害者”，銘記的一方倒成了“誣告人”。
這便是世仇!
我想一如松山和次郎所說，除非日本出來一個有良知的領導人，否則仇恨的連鎖反應將永遠繼續下去。
閱讀更多 南宮不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