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四十年來，溫州和溫州人以“敢為天下先，特別能創業”的精神，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溫州模式”。
今年8月，下海十八載、有學者型官員之稱的原溫州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府辦主任葉正猛，難忘激情歲月，滿懷深情，揮筆寫就萬字長文，回憶他親歷的“溫州模式”傳播故事。
葉正猛
春色滿園關不住
——回憶“溫州模式”傳播往事
今年6月底的一個清晨，我從微信裡收到好友張仁壽教授發過來一篇電子版文章《我對溫州模式的跟蹤研究》。仁壽兄是經濟學家，此文寫得既洋洋灑灑又滿懷深情。他在給我微信附言中說，這是溫州市政協的約稿，在加拿大旅居時抽空寫成，並特別提示“文章最後部分提到你”。
我讀罷他的文章，不由回想起當年的我似乎真有一個如他在文中所說的“學者型官員”的“頭銜”。他建議我作為“當事人”也應該寫一篇有關“溫州模式”的回憶文章，這便是我撰寫本文的重要起因。
個人簡介
葉正猛，男，1958年12月出生，溫州市人，中共黨員，大學學歷，高級經濟師。浙江新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監事長、浙江新湖慈善基金會秘書長。
曾任溫州團市委書記、洞頭縣委副書記、縣長、書記，溫州市委副秘書長，溫州市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浙江新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1994年底，我從洞頭縣委書記任上調到溫州市委辦工作，擔任市委副秘書長，分管接待工作，協助黨群書記聯繫宣傳口。當時，全國各地來溫州學習“取經”正形成一個新的高潮，為了利用好“送上門來的”對“溫州模式”的傳播機會，我不得不在“八小時工作”之外多用功，閱讀有關溫州模式研究論著，也重視對溫州經濟的調查研究。
而後，錢興中同志擔任市政府市長，我轉任市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也許是緣分，也許是錯愛，錢市長特別喜歡我的文字，而一份信任十份責任，我就更不敢懈怠了，更加努力去思考研究溫州經濟社會發展問題。在此期間，我撰寫了不少有關溫州經濟的文章，其中《溫州機制探秘》一文，還獲得了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
今天，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到來之際，回憶自己親歷的幾個有關“溫州模式”的傳播活動，往事歷歷在目，心情依舊有幾分激動，也感覺有些特殊的意義。
一、費孝通先生第三次考察溫州
在我看來，費孝通先生三訪溫州、三寫溫州（被媒體稱之為“溫州三部曲”），對於肯定、傳播“溫州模式”都是最重大的事件。
2005年4月，費孝通——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泰斗，在北京溘然長逝，國內媒體即採訪了溫州市原市長錢興中，他說：“費老和溫州人的關係太密切了。如果沒有費老三訪溫州，溫州不可能會有現在這樣的名氣。”這是老市長的肺腑之言！歷史地看，費孝通對溫州經濟發展的三次考察訪問和發表的三篇大作，對於支持和肯定“溫州模式”，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86年初春，費老一訪溫州，發表了《小商品，大市場》文章，在溫州最困難的時候給予了肯定。1995年初春以《家底實，創新業》為題寫了再訪溫州大作，他得出這樣的結論：“正在溫州發生的歷史事實說明，市場經濟是可以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發展生產力的。”費老的第三次訪問，是1998年 10 月，隨後在《瞭望》雜誌又發表了《築碼頭，闖天下》一文。
我有幸地協助錢興中市長做接待、彙報工作，參與了費老第三次考察溫州的全過程。費老這篇文章開頭便寫了他第三次訪問溫州的緣由：“去年春天，我在全國人代會期間見到溫州的朋友。他們還記得我，說是應當感謝我初訪溫州後寫的《小商品，大市場》為他們說了話，重訪溫州後寫的《家底實，創新業》為他們鼓了勁，並邀請我再去訪問。一席交談，勾起了我三訪溫州的願望。”文中的“溫州朋友”就是指時任溫州市長的錢興中。
錢興中市長向費孝通先生彙報溫州改革發展情況
1998年3月在全國兩會期間，錢興中前往北京北太平莊費孝通寓所拜望，時任《溫州日報》記者陳建東回憶說：“費老從房間裡出來後，一邊同我們握手，一邊又招呼著，‘溫州的客人來了，好啊！’因腿受過傷，他走起路來有點蹣跚，但依然精神矍鑠，聲音洪亮。”在錢興中市長的當面邀請下，費孝通先生“春天裡的願望，秋天裡結了果”，當年10月第三次來到溫州。雖然他已是八十九歲高齡，但興致仍不減當年。
1998年3月，費孝通先生在時任溫州日報記者陳建東的採訪本上題字，寫下對溫州未來發展的美好祝願
因為當時正逢市委書記外出，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費孝通先生三訪溫州，由市委副書記、市長錢興中牽頭負責接待。錢市長召集我們佈置接待籌備工作，主要是準備材料，“要彙報好”，他特別強調要有新意，還打趣地說：客人已經來過兩回了，這次來要再端出點“新菜”。
他對準備材料提出要有三個“新”——溫州經濟發展的新態勢（溫州自己一般不提“溫州模式”）、溫州建設的新面貌、溫州發展的新願景。對於大學者來訪，我們心懷敬意和敬畏，紮紮實實地按照三個“新”的要求進行了一番調查研究，我自己執筆起草，錢市長親自主持討論修改，後來形成了五六千字的《向費孝通副委員長彙報提綱》。費孝通來溫州第二天，錢市長在向他提交書面彙報提綱後，繪聲繪色、如數家珍地以二次創業進程中溫州的三個“新”，向他彙報了溫州的變化發展。費老聽得津津有味，不時插話詢問，不時微笑頷首。接下來幾天，費老興致盎然走訪企業、專業市場，視察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並接連召開座談會。
1999年初，費老在《瞭望》上發表了有關“溫州模式”的第三篇大作——《築碼頭，闖天下》。開宗明義，他寫道：“……在以後幾天的訪問中，我又一一目睹了溫州的機場路、大橋、碼頭、鐵路，一邊看，一邊在想體育場裡的場面所象徵的敢闖敢拼、勇於爭先的溫州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才有眼前這番大變化。如果把現在這樣的硬件設施看成是下一步大發展的基礎，需要加進去一個什麼軟件呢?我腦筋裡冒出了六個字：築碼頭，闖天下。”很自然地說明了文章題目“築碼頭，闖天下”這六個字的由來及其內涵。這篇文章共寫了三個部分：“溫州企業的兩個趨勢三大變革”，“溫州的市場變化表明，溫州區域經濟正向現代市場經濟靠攏，開始同國際經濟接軌”，“溫州碼頭在變化，建造碼頭的機制也在變化”。
讓我至今回想起來依然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文章的前兩部分基本採用了《彙報提綱》的觀點和材料，說明我們的調查是務實的，研究是出“新”的。同時讓我十分敬佩的是，費老凡是引用《彙報提綱》的地方，都用“這是溫州朋友作出的基本判斷”、“用溫州朋友的話講”等一一加以說明。在文章第一部分他寫道：“溫州企業組織制度的變化已經成了一種讓人欣喜的潮流。用溫州朋友們的話講，出現了‘兩個趨勢，三大變革’。一是集團化的趨勢，二是大量的股份合作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軌的趨勢；三大變革是，產權制度變革、董事會制度變革和企業家制度變革。這兩個趨勢，三大變革，包括了非常豐富的歷史內容，是一個極其生動的變化過程，是一本可圈可點的改革大書。”第二部分重點寫道：“‘在發展中有新的變化，在變化中有新的發展’，這是溫州的朋友們對他們最近幾年的專業市場發展現狀作出的基本判斷。具體說來，可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過去是企業依賴專業市場推銷產品為主，現在的推銷渠道是專業市場和市場網絡並存。過去以本地市場為主，現在轉向本地市場和在外市場並舉。過去以內銷為主，現在轉向內銷和外銷並舉。過去以有形市場為主，現在轉向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並舉。表明溫州區域經濟正在向現代市場經濟靠攏，開始同國際經濟接軌。”
在文章第三部分，費老把溫州經驗提得很高——“溫州的‘碼頭’在變化，讓人欣喜；建造“碼頭”的機制也在變化，讓人更為欣喜。溫州‘碼頭’的受益者主要是溫州人，溫州人建造‘碼頭’的機制如果能為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融資體制改革提供成功經驗，受益者就可以說是12億中國人了。”文中他還特意錄下錢興中陪同考察路上對他的說的話——“溫州的領導對我說：‘在跨世紀的進程中，我們進一步探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作用問題。我們認為，政府必須從競爭性的領域中退出來，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基礎設施的規劃、籌資、建設、管理之中。其中籌資和管理還要嘗試更深一步的企業化和社會化，規劃和建設則需要更多的政府行為或者說政府導向。’這一席話的背後，包括他們建築在實踐經驗之上的理論思考，也包括一個更加宏大的‘跨世紀百項工程’。……那將是我夢想中、盼望中的溫州‘碼頭’的模樣，也正是溫州人正在一磚一瓦、一橋一樓地實現著的藍圖。”
費老文章最後非常動情地說“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溫州精神所感染、所激動。我體會到的溫州精神就是不甘心落後，敢為天下先，衝破舊框框，闖出新路子，並且不斷創新。”事實上，我們作為溫州人，幾十年來一直被費老這位世紀老人“所感染、所激動”啊！
二、“溫州模式”報告團雲南巡迴報告
1998年底，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週年之際，雲南省在全省舉辦“溫州模式”巡迴報告活動，邀請溫州組建報告團赴滇介紹經驗，引起十分強烈的反響。
溫州模式報告團在雲南巡迴報告
大約在1998年七八月份，雲南省由省政府領導擔任組長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成員來溫州參觀學習，我安排接待並給他們介紹了溫州經濟發展的情況。因為那時我剛剛完成論文《溫州機制探秘》，結合此文觀點對溫州經驗的介紹讓他們感到頗有新意。他們回去之後作了精心策劃，經雲南省委省政府同意，以省政府名義，由省委宣傳部、省個私辦、省工商聯聯合組織巡迴報告活動，邀請我組建“‘溫州模式’報告團”赴雲南作巡迴報告。經錢市長同意，我再請了“溫州模式”研究專家馬津龍、天正集團董事長高天樂、美特斯·邦威董事長周成建共四人組團前赴雲南。我們四人的分工是：我就溫州經濟發展作全面介紹，馬津龍從理論角度對溫州模式作闡述，兩位企業家分別介紹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快速發展的實際經驗。
我們到達雲南省後，才發現他們對我們“‘溫州模式’報告團”的接待規格之高、活動安排之隆重、報告會規模之宏大，都大大超出了我們的想像。雲南省當時共有17個地、州、市，他們安排分為5個片區，讓我們分別在昆明、曲靖、西雙版納、大理、保山5個地、市、州作報告，周邊地、市、州領導和企業代表按片區到這5個地方聽報告。省政府領導說“這是我省首次邀請先進典型地區代表介紹經驗、影響面最大的一次活動。”可見當時“溫州模式”在外地的地位和影響力之一斑！
雲南當時處於經濟發展的大啟動階段，各界人士真心希望學習溫州的經驗。我們報告團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的歡迎，引起強烈的反響。例如昆明報告會，《雲南經濟日報》以“溫州經驗在昆引起強烈反響”為題作了報道，寫道：“昆明作為省會中心地市，聽取報告除了省裡安排的4個地州市領導和個體私營主外，各省直機關、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有關領導、學者也紛紛要求參會，他們希望結合省情，研究我省個私發展的出路，據會議承辦者介紹，有限的場地，使入場券相當緊張。在報告現場，記者看到，可容納1200人的禮堂座無虛席，大家不僅專心聽，而且拿著筆記本認真記錄。京都快餐連鎖企業的洪景平經理不辭辛勞，坐著輪椅從開始聽到終場。與會者聽完報告後紛紛反映，溫州報告團的同志傳經送寶不僅語言精彩，而且他們介紹的做法值得我們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借鑑。”
溫州經驗為什麼會引起邊遠地區的廣泛興趣，主要在於溫州在改革開放之前，基礎條件同這些地方一樣落後，但溫州主要靠自身力量快速發展，從而提供了可資借鑑、可以學習的經驗。我們一路座談、報告，深切感受到雲南學習溫州經驗上上下下非常真誠，不做虛功，要學“真經”。如曲靖市分管副市長撰文說：“聽了溫州發展經濟的介紹，感受很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溫州比，差距不大。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溫州經濟獲得快速發展，我們的許多經濟指標只是溫州的三分之一。溫州的條件不是特別好，國家也沒給溫州多少優惠政策和資金投入，為什麼我們與溫州的差距會被拉大？溫州經驗很多，可以借鑑。”（1999年3月15日《雲南日報》）
報告會後省政府要求各地開展“學習溫州經驗，放開膽子發展”的討論，結合實際，落在實處，以期推動雲南民營企業快速發展。三個月後，《雲南日報》開出以“學習溫州先進經驗，加快我省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為通欄的專版，刊登各地、市、州分管領導的“體會文章”，紛紛暢談學習溫州經驗的體會，表示解放思想、改變觀念，樹立創造精神，並提出加快發展本地民營企業的措施。
我的一位經濟學家朋友後來對我說，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除了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像規模如此宏大的巡迴報告，也只有“溫州模式”才有這種“待遇”。兩年後，《經濟日報》在一篇文章提及這次活動時，作了這樣的點評：“……受雲南省政府之邀請巡迴演講溫州經驗，轟動邊陲。”
有意思的是，與這個巡迴報告活動差不多同時，大慶召開萬人大會，主題是：我們怎樣學習溫州？上海一家著名媒體曾對此事作了詳盡報道，戲稱“全國學大慶，大慶學溫州。可以說，溫州是在沒有預謀、沒有準備、沒有人為策劃的情況下，極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巔峰的。”
三、錢興中市長在“第十五屆世界市長大會”上介紹溫州經驗
在溫州發展進程中，有兩起“溫州模式”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大事，值得載入溫州模式的史冊：一是錢興中市長應邀參加世界市長大會，溫州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上介紹經驗；二是錢興中市長應邀參加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發表有關“溫州模式”的學術演講（後文將會述及）。這兩次會議，我有幸都全程參與，併為錢市長起草相關文字材料。
1999年，應加蓬共和國利伯維爾市市長邀請，錢興中市長參加了11月14日——18日舉行的第十五屆世界市長大會。世界市長大會始於1984年4月，1999年那一屆大會全球有300多位市長應邀與會，中國市長參加大會的是北京、溫州兩市，北京副市長張茅參加大會，溫州市長錢興中親自參加，我和一位翻譯隨行。
為什麼邀請中國代表除了北京之外只有溫州，首先同時任加蓬外交部長讓·平有關。如同大家所知，讓·平祖籍溫州，其父程志平為加蓬國第一代華僑。1999年1月，讓·平第二次被任命為加蓬共和國政府外交、合作部國務部長。他自1987年以來曾多次回溫州尋根探祖，對溫州懷有深厚的感情。其時，第十五屆世界市長大會由加蓬作東，讓·平促成了利伯維爾市市長對溫州市長的邀請。另據中國駐加蓬大使說，溫州經濟發展經驗在非洲一些地方當時已有一定影響，而這次大會以發展中國家的市長為主，請溫州市長在大會介紹經驗也是很恰當的，大會的邀請者加蓬方是與中國大使館作過商議的。
錢興中市長出席第十五屆世界市長大會
我們經法國巴黎飛抵加蓬首都。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們一下飛機，停機坪上呼呼啦啦地排列著幾十號溫州人，他們打著“熱烈歡迎錢興中市長訪問加蓬”的大紅橫幅標語。後來瞭解到，在這隻有六十多萬人口的中非城市竟然有好幾百溫州人經商，主要是把中國的小商品轉運到這裡來做批發生意。沒等錢市長去“傳經送寶”，這些人已經在這裡作“溫州模式”的“實戰演習”了，溫州人吃苦耐勞、敢於闖蕩的精神在這異國他鄉再次得到發揚光大——我說“再次”，首次應是讓·平父親那一拔人。
到達當天晚上，中國駐加蓬大使會見了錢市長，他對溫州情況相當瞭解，向我們介紹了會議的開法，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友好國家的市長們對溫州經驗的“興奮點”，一同商議用通俗的語言講好溫州的故事。因而，這次大會上錢市長除了分發一份長篇的書面報告《發揮特色，完善功能，實現溫州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外，又作了一個口頭演講。大會對中國十分友好，北京、溫州兩市市長分別在開幕式、閉幕式上被安排在主席臺前排中央就座。因北京副市長在開幕式之後即離會了，之後幾天都是溫州市長的“風頭”了，錢市長席位前面的牌子放著“CHINA”，這應該是溫州市長第一次出席國際會議。
在大會的第三天上午，錢市長髮表了演講，他從產業、市場兩個方面宣講了溫州的經濟改革與發展。我隨即以《溫州日報》特約記者的名義發回了報道。在撰寫本文前，我請在《溫州日報》工作的朋友為我查找這篇報道，她說沒有網絡檢索，只能找紙質的。我即告訴她大概時間，並說“印象在一版右下角”，她拍照回傳過來，一看果真如此，二十年時間過去，記憶一點不差！這是因為我對這件有關溫州的“空前”大事，有著特殊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記。為了回憶的客觀性和歷史感，我把當年的報道實錄如下：
本報利伯維爾訊：當地時間11月16日上午，市長錢興中在加蓬首都利伯維爾舉行的世界市長大會上發表演講，闡述貿易的基礎在於產業發展。
世界市長大會開幕兩天來就貿易、環境、就業、衛生、人口控制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錢興中在介紹了溫州基本情況之後說，面對新世紀，城市的發展要創造特色，體現個性，以特色和個性顯示競爭力，增強吸引力，保持生命力。溫州今後城市發展要發揮機制特色，增強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發揮產業特色，夯實城市發展的物質基礎；發揮佈局特色，強化城市集聚輻射功能；發揮環境特色，突出城市的景觀魅力；發揮文化特色，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錢興中著重闡述貿易發展的基礎在於產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溫州逐步成為內貿大市。近年來，對外貿易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其基礎在於溫州注重實業發展。溫州工業產品以輕型為主，主要生產適應人民生活需求的日用必需品和適應企業生產需求的中間產品。不僅像服裝、皮鞋等行業已當上全國的“老大”。而且許多產品市場佔有率都很高。溫州正成為中國輕工業發展的特色城市，面對跨世紀的發展，溫州將全面實施“產業升級計劃”。一方面，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裝備、工藝水平，加快應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形成經濟與高科技結合的機制，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動塊狀經濟的持續發展。
錢市長的演講，加上大會印發的書面報告和我們分發的精美的溫州宣傳畫冊，引起了與會者的濃郁興趣，會上會下紛紛前來與他交流，場面十分活躍，其中一位埃塞俄比亞女市長還“緊追不捨”，除在會議間隙進行交談外，第二天一早還專門經使館介紹來到我們下榻的賓館，再次會談，並給錢市長贈送了一個大大的非洲木鼓，足見其對中國的深厚友誼和對溫州經驗的珍重。
四、《經濟日報》“東人西行記”系列報道
世紀之交，黨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市政府因而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是不是溫州發展的一個機遇”的研究課題。2000年1月，在《經濟日報》的推動下，我與時任樂清柳市鎮鎮長任雁鳴、天正集團高天樂去西北地區考察調研，《經濟日報》跟蹤作了歷時半個月“東人西行記”系列報道，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這個系列報道，次年被評為新聞界最高獎——“中國新聞獎”的第二名，成為新聞學的一個經典案例。有關專家對這個案例作這樣介紹：“作為一份全國性經濟類中央級黨報，對‘西部大開發’的宣傳報道中，《經濟日報》重拳出擊，打出一系列的漂亮的‘組合拳’，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2000年，大多數新聞媒體都是在‘兩會’召開期間或之後才開始進入‘西部大開發’宣傳報道狀態的。而《經濟日報》先聲奪人，在1月份就打出了份量十足的‘第一拳’——連續性報道‘東人西行記’。”
是年1月13日，《經濟日報》在頭版頭條正式推出了“東人西行記”專欄，刊登了此係列的第一篇稿件——《溫州人眼中的大西北》。“寫在前面的話”道出了報紙組織這一系列報道的原委 ——“‘東人’者，東部沿海開放地區的政府官員、企業家和鄉鎮長是也。
此次西行的‘東人’，是我國較早進入市場經濟體制的溫州市的幾位同志。他們得知中央關於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部署後，躍躍欲試，先行一步，準備到西部去實地考察調研，尋找合作商機。
記者得知這一信息，即與溫州的同志商量，一道前往，隨行報道。”“中國西部在舉世矚目中‘熱’起來了。‘熱’起來的西部引起了溫州市的重視。在溫州人眼裡，世上處處有黃金；在外地人的眼裡，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以上兩句話，道盡了溫州人的敏感。有意思的是，此次三位考察者，正可謂溫州市的‘三方代表’”
東人西行，並不是將西部十個省市都走個遍，而是選擇性的涉足了寧夏的銀川、甘肅的蘭州、陝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貴州的貴陽、安順及遵義共五省七市。報道計劃性與隨機性相結合，記者作隨行採訪，每天發出一篇報道，至月底共刊發了十五篇報道，其間不時刊登“附記”，登載各方面讀者對系列報道的反饋。系列報道結束後，又專門發表長篇報道《東人西行引四方評說》，其中說：“本報‘東人西行記’刊出後，引起社會各方面熱烈反響，‘東人西行’熱線電話和傳真不斷收到讀者對西行活動的意見和建議。幾位國務院部委負責人、專家、學者近日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應該說，世紀之交是“溫州模式”的黃金時期。一方面，溫州原有的經驗正熠熠生輝；另一方面，已經擺脫過去“姓社姓資”的無謂爭論，也走出了溫州產品“假冒騙”的陰影。此時宣傳溫州，天賜良機。我們一路上考察、座談、交流，在緊抓西部大開發主題的同時，也不失時機結合介紹、宣傳溫州模式和溫州人的精神。西行之路，到處聽到對溫州和溫州人的肯定、讚譽之聲。
我們三人所到之處，談得最多的是西部開發可以借鑑的溫州經驗。在活動結束後，我們又在《經濟日報》上發表了三人合寫的文章《西行思考錄》，其中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們這方面的觀點：
——溫州改革開放前的情況，帶有中國落後地區的普遍特點，溫州路子對中西部發展有借鑑意義。溫州改革開放以前可以說是沿海地區的“西部”，客觀條件是“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可利用資源少，國家投資少，交通條件差。在這樣的地方如何較快發展經濟，溫州被稱為找到了“最低有效啟動點”
——溫州最大的優勢是富有“自主意識、創業精神、創新思維、負重品格、風險觀念、經商能力”的溫州人。西部發展要“以人為本”，要把發展民營企業作為大開發的重頭戲。
——溫州企業以中小企業見多，理論上說沒有規模優勢。但溫州通過社會化分工專業化協作，把中小企業連接起來，形成了塊狀經濟，形成了區域性的規模效益，既有“小”的活力，又有“大”的實力。
——市場經濟是商品流通的經濟，是要素流動的經濟。人的流動促進了商品、要素的持續、多向的流動。地方政府不要怕人員外流。流出去人員、商品，帶回來的是信息、技術、訂單。
可以不誇張地說，《經濟日報》“東人西行記”既是西部大開發的一個系列報道，也是溫州模式的一組系列宣傳。
五、錢興中先生出席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演講
按時間順序，現在追記“溫州模式”走向世界的第二件大事。時間到了2007年下半年，其時，我“下海”離開溫州已有七年，錢興中市長也離開溫州多年了。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前夕，“溫州模式”在中國改革中的典型意義，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關注。由世界著名經濟學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R.H.Coase)教授倡議發起，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商學院、科斯基金會聯合主辦的“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定於2008年7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舉行，籌備工作正緊鑼密鼓地展開。這次研討會十分重視溫州改革的經驗，通過國內一位經濟學家找到我，希望我聯繫原市長錢興中參加研討會，他還轉交了一份致錢興中市長的《意向邀請函》，其中寫道：“會議發起人誠邀您為會議撰寫一篇文章。據我們瞭解，您在溫州當職的十年，正是溫州經濟飛速發展的十年。您是當時很多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見證者。由於您所處的特殊位置，對於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歷必然有著不同於旁人的觀察角度，也有著超過旁觀者的敏感和思考。因而我們深信您對‘溫州模式’有著獨特和深刻的見解。”
當我認真閱讀了《意向邀請函》後，深感這是一個規格很高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將邀請全世界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學者、參與中國經濟改革具體決策的政府官員和著名企業家，共聚一堂，深入探討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過程和具體經驗，以求對經濟科學做出獨特貢獻。科斯之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Robert Mundell)、貝克爾(Gary Becker)、諾思(Douglas North)等許多世界一流經濟學家都將與會發表演講和參與討論。”
為此，我及時向錢市長報告，他表示同意參加。我們隨即討論擬提交的論文提綱。雖然我“投筆從商”多年，但出於錢市長對我的信任和我們之間曾經的默契，我成為論文的起草人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我本人也受到邀請，後來向研討會提交了一篇書面交流文章《民營企業的新跨越新提高——以浙江新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在此按下不表。按照錢市長意見，論文以《從中國·溫州的改革實踐論地方政府的職能定位》為題，主要闡述三個問題：一是溫州發展的歷史和經濟改革的初始條件；二是溫州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歷程；三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的主要職能。
擬定的提綱交給代為審稿的國內經濟學家周其仁等人，他們很快回復：“該提綱我給好幾個經濟學者看過，他們認為是一個好題目。寫成好的論文，希望集中回答如下幾個問題：
1.為什麼溫州政府能夠率先進行改革或職能轉變？改革之前溫州政府職能與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
2.是什麼內在激勵因素促進政府改革自身職能？政府主要負責人的動機是什麼？
3.溫州民營企業為什麼能夠迅速發展？是什麼特殊的資源、文化、制度條件促成了“溫州模式”？
4.希望以具體的案例來說明問題，最好從故事裡抽象出一些理論觀點。”
根據這個要求，經過一個多月準備，我們提交了論文，一次性通過。
錢興中先生出席芝加哥大學中國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
“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正式於2008年7月中旬在芝加哥大學舉行，大會共五天，其中一天安排“中國政府官員代表講述在中國經濟轉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錢市長同深圳、長沙等市政府領導分別發表了演講，他講了三個部分，主要從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上回答了經濟學家提出的上述四個問題。錢市長帶去了他發明的“大車-道路理論”，引起了與會專家的極大興趣和讚譽：“溫州經濟的主要特色由民營企業、市場機制、區域規模、人本經濟和有效政府這樣五個有機聯繫的方面所構成。其中，民營企業、市場機制是推動溫州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溫州人是溫州經濟的‘拉車人’，政府則擔任了‘建道路’、‘管交通’”的角色。”他進一步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做和需要做的，主要也就是‘建道路’、‘管交通’。這裡的‘建道路’主要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如搞好宏觀調控，建設基礎設施，保護個人產權和投資者合法權益；這裡的‘管交通’主要就是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引導企業按市場規則運作，協調經濟利益，保護生態環境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要明確自己的有限邊界，凡是市場和企業能夠解決，就應該放手讓市場和民間的力量去解決，政府不必事事躬親，處處干預，更不必越俎代庖。”科斯教授的助手、一位華裔經濟學家對此評價說，很形象很新鮮，真是一語中的。
前面說到這次研討會對“溫州模式”特別重視，這從參加會議與“溫州模式”相關的代表也得到證明，除了錢市長，還有“溫州模式”研究著名專家張仁壽、馬津龍，溫州開元集團董事長李躍勝和我，加上對“溫州模式”研究有很大貢獻的浙江大學史晉川教授，陣容真是不小的。馬津龍也同時在大會作了有關“溫州模式”的專題演講。在當天大會討論環節，大家全“押”上去了，圍繞溫州經濟改革輪番發言，那一天幾乎成了“‘溫州模式’討論日”。次日中午，科斯教授還特地抽出時間，專門請錢市長等上述六位代表共進午餐，並非常友好地進行深入交談。
科斯教授是西方經濟學界眾多大師級人物中最有中國情懷的，用“聖人”形容他都不為過。他為什麼有如此深厚的中國情結？在這次研討會上，這位經濟學大師說：他年輕的時候，讀過馬可·波羅的遊記，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有著許多美好的想像。可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非常地緩慢，中國在世界上落後了。他一直在想，中國怎麼就會落後了呢？“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對世界經濟，也會對經濟學理論產生重大創新。”其時，科斯已是98歲高齡的老人，他在研討會閉幕詞中滿懷深情地說：我是一個將要長眠(long sleep)的人。但是，每當我想到你們(中國)還在繼續努力做著的事，我就會非常的高興，衷心地祝福你們。“為中國奮鬥，也就是為世界奮鬥！”由此可見，科斯一直在關注中國，並通過各種資料、書籍及其與中國學者的交流，也在用心地思考研究著中國經濟的變革。這應該也是他之所以重視溫州改革經驗的原因吧！
時間過得真快，中國改革開放將迎來四十週年！我本人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週年前後的那幾年，接待絡繹不絕的外地來溫州學習考察團，介紹溫州的經驗；還不時受外地邀請前去“傳經送寶”。 其景象可謂是“春色滿園關不住”！我深深地體會到，溫州幹部群眾敢闖敢試、大膽衝破長期以來極“左”思想的禁錮，勇於探索市場經濟的路子，具有敢為人先的超前性，使溫州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初進程中，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
當時我有感於此，撰寫了《溫州模式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貢獻》一文 ，我提出溫州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其影響舉其要者有四個方面：
第一、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生動的實踐經驗。“溫州模式”的本質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人大膽地選擇市場經濟，積極地發展市場經濟，不斷地完善市場經濟，歷經磨難，義無反顧，積累了豐富生動的實踐經驗。
第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少理論突破。溫州作為我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其成功的實踐，為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有力的實證；溫州本土理論工作者，也在溫州現實土壤中，進行研究探索，敢衝理論禁區，取得了不少成果。
第三、為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溫州模式的“實地演示”。 溫州當時有100多萬人在全國各地經商辦企業，客觀上是在為那些地方作溫州模式的“實地演示”，如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溫州人一邊掙錢，一邊傳播著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意識和本領” 。
第四、為外來人員提供了市場經濟的“實戰訓練”。溫州經濟的高度流動性既表現在本地經商人員流出多，也表現在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流經多。據調查，一些有過“溫州經歷”的外地人，在溫州學習了經商方式、辦廠經驗，回家鄉經商、辦廠，當了“小老闆”。客觀上溫州成了商品經濟人才的一個“培訓基地” 。
當我完成這篇回憶文章的時候，耳際響起了當年田紀雲副總理說過的話：“溫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髮展得比較好。溫州的經驗對發展中國家、對我國中西部地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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