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陳達飛
威尼斯一向對紀錄片相當重視，正在舉行的第75屆威尼斯電影節，由埃羅爾•莫里斯拍攝的入選紀錄片《美國達摩》。說起來這位視角獨特、言辭犀利的導演每次造訪水城都能掀起不小的風波，今年的《美國達摩》更令世人矚目：紀錄片主人公是前白宮顧問斯蒂芬•班農，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左臂右膀。
據稱，這部影片最初的拍攝動機，是埃洛爾•莫里斯試圖理解2016年那場吸引全球目光的美國大選和當今的全球政經形勢，而紀錄片的拍攝過程讓他和班農坦誠相待互相瞭解。莫里斯對記者說，估計左右兩派的人都要攻擊他的電影：“每個人都會覺得被我電影中的某些東西冒犯了。”而班農自2017年8月24日正式離開白宮後，漸漸淡出公眾視野，該紀錄片則有可能將他重新拉回焦點之內。
草根的蛻變，白宮前的班農
1953年11月27日，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出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一個並不富裕的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其家族可以說是世代藍領。這從小培養了班農吃苦耐勞的精神。比如，在讀大學之前，他曾在一家廢品站做過“垃圾工”。
同樣重要的是，家庭背景似乎還塑造了他與權貴精英階層不和的政治主張。1971年，18歲的班農進入弗吉尼亞理工學院（Virginia Tech）學習。5年後畢業，獲得城市規劃專業學士學位。之後便開始了海軍生涯。擔任7年軍官後，班農被派往波斯灣的一艘導彈驅逐艦，再然後就是在五角大樓任海軍作戰部長的特別助理。值得一提的是，在海軍任職期間，班農還於1983年取得了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國家安全研究的碩士學位。
從海軍退役之後，班農“回爐重造”，於1985年獲得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這成為其商業生涯的敲門磚。從哈佛畢業後，班農進入高盛企業兼併部門工作，成為一名投資銀行家，僅4年後就被提升為副總裁。1990年2月，班農離開高盛，開始了自己的投資生涯。
1990年代早期，班農搖身一變，成為好萊塢的製片人。從1992年到1999年這7年間，共參與制作了18部影片，比較著名的有《美利堅之戰》、《迎擊邪惡》等。2004年，在製作《迎擊邪惡》時，班農結識了著名發行人安德魯•布萊巴特（Andrew Breitbart），這成為他職業生涯的又一個拐點。
2008年，布萊巴特新聞網 成立，班農是創始成員之一。2012年，創始人布萊巴特因心臟病去世，班農接班，成為布萊巴特新聞有限責任公司執行主席，迎來其職業生涯的高潮期。在2015年選出的全美最有影響力的25位政治新聞媒體人中，班農位列第19位。在布萊巴特工作期間，班農主持了一個電臺訪談節目，對主流共和黨人發起猛烈抨擊，卻對那些被邊緣化的極端保守分子態度友好。
2011年，班農與特朗普相識，特朗普也是該節目的常客。正是在訪談中，二者培養了默契，形成了共識，這為班農進駐白宮做了鋪墊。
影子總統，班農主義的勝利
被正式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後，2016年8月17日，特朗普宣佈任命班農為競選團隊CEO。班農為特朗普贏得大選立下了汗馬功勞。班農加入時，離總統選舉只剩下不到3個月時間，特朗普此時的支持率也只有不到30%，幾乎在每個州都落後。美國的總統選舉實行的是“贏者通吃”的方式，只要選票率最高，就獲得該州的所有選票。如此一來，特朗普是毫無勝算的。特別是在東西部的沿海各州，以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精英階層，根本就沒把特朗普放在眼裡。
即使在這樣的形勢下，班農仍然堅信特朗普會贏。“川普剛開始競選的時候，我告訴他如果他能堅持幾條，比如讓大眾將希拉里等同於一個貪腐無能並且企圖控制美國經濟的精英，他就會贏。”班農自始至終對華盛頓權貴和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們沆瀣一氣的行為深惡痛絕，認為他們應該為美國的衰退負責，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負責，所以他經常批評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班農深知美國需要什麼樣的總統，既然“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走錯了路，7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衰敗”。那麼，代表失落的大多數，“讓美國再次偉大” ，自然就成為特朗普的競選綱領了。
自班農加入之後，特朗普競選的關鍵詞，處處體現了“班農主義”（Bannonism）——反猶、反伊斯蘭、反權貴精英、反恐怖主義色彩。比如在2016年10月17日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演講中，特朗普說：“希拉里•克林頓與國際銀行家秘密會面，密謀破壞美國主權，以使這些金融大國、她的特殊利益夥伴、以及她的捐助國富裕起來。”11月份，大選前夕的一個週末，特朗普團隊播出了一則廣告，使用了經典的反猶敘事手法，描述的是猶太銀行家秘密行動以反對美國的故事。畫面中的4個人分別是克林頓，及其他3名從事金融業的猶太人：索羅斯、勞爾德•貝蘭克梵（高盛首席執行官）和珍妮特•耶倫（美聯儲主席）。這則廣告說：
“在這次選舉中，當權派擁有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在那些控制華盛頓權力的人，以及全球特殊利益集團中，沒有你的朋友。記住：這是一個全球權力結構，它要對經濟決策負責。（而過去的）這些決策，掠奪了我們的工人階級，剝奪了我們國家的財富，並將這些錢放進了少數大公司和政治實體的口袋。”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則廣告的策劃者就是班農。有兩個依據：第一，班農本就是資深媒體人，拍過大量紀錄片；另一方面，廣告的修辭是布萊巴特式的，內容是班農式的。在班農的意識裡，就是共和黨的權貴和金融家們敗壞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優秀傳統，即“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傳統”。甚至連班農敬佩林肯，都在特朗普的言行中體現出來。特朗普扭轉時局的“戰役”，是2016年10月22日在葛底斯堡的演講。而1863年11月19日，美國正處在內戰之中，林肯總統就是在葛底斯堡發表的演講。林肯在演講中提到87年前的獨立戰爭（1975-1983），認為當前美國的情形也類似，都處在關鍵性的十字路口。林肯向全美呼籲：
“我們活著的人應該獻身於那些曾在此作戰的人們所英勇推動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我們應該在此獻身於我們面前所留存的偉大工作——由於他們的光榮犧牲，我們要更堅定地致力於他們曾做最後全部貢獻的那個事業——我們在此立志宣誓，不能讓他們白白死去——要使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從地球上消失。”
班農為特朗普策劃葛底斯堡演講，有兩個寓意。第一，向傳統致敬，要“薪火相傳”。班農的政治哲學觀念受18世紀愛爾蘭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顯著影響。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伯克提出了一個觀點：一個成功社會的基礎不應該是抽象的概念，如人權、社會正義或平等。相反，只有當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傳統代代相傳時，社會才能運轉得最好。“
班農對當前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不滿，在其《零世代》（Generation Zero）紀錄片中，有一個被採訪者講到，新生代美國人，背棄了美國傳統價值觀，物質生活過於依賴父母，又缺乏開拓創新精神。在2011年的一場演講中，班農指責二戰後 “嬰兒潮一代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受寵愛、最以自我為中心、最自戀的一代。”班農在給自由復興基金會的演講中說，嬰兒潮一代沒有履行伯克式的責任，他們放棄了父母一輩久經考驗的價值觀——民族主義、謙遜、父權制、宗教，而選擇了新的抽象概念——多元化、性慾、世俗主義。” 班農是個民族主義者，排斥多元化。所以，他推行了幾乎是美國曆史上最嚴格的移民政策。
第二，班農認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這是美國社會轉型的另一個十字路口。在班農的意識裡，這是美國的“第四次轉折”（the Fourth Turning），前三次分別是：1975-1983年的獨立戰爭、1861-1865年的內戰以及從大蕭條到二戰結束時期 。第一次轉折，北美擺脫了英國的鉗制，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而且是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即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確立了法治，實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構建了“偉大的美國”的制度基礎；第二次轉折，北方美利堅合眾國戰勝了南方的美利堅聯盟國，維護了美利堅的統一，消滅了奴隸制，實現了政局的穩定，打造了統一市場，提供了勞動力，為美國的工業化鋪平了道路，為“偉大的美國”奠定了經濟基礎；第三次轉折，其它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遭受重創，美國實現了全面超越，成為近現代史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二戰後初期，美國經濟總產出佔世界比例的近一半，構建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金融和政治體系，“偉大的美國”進入高潮。
班農認為，美國正處在第四次“由盛而衰”的轉折期。這個轉折期可能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2008年金融危機即是這場危機的爆發，也將危機帶入最後階段。所以，美國到了不得不做出改變的時候了。這就是為什麼“讓美國再次偉大”成為班農為特朗普競選和執政的要領。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次轉折都爆發了戰爭，第一次是北美與英國，第二次是北方與南方，第三次是世界範圍內的同盟國與軸心國兩大陣營。那麼，第四次轉折的高潮是否也會以戰爭的形式表現出來？班農是怎麼想的？《零世代》紀錄片中有個段落是採訪歷史學家大衛•凱瑟（David Kaiser），他是“施特勞斯-豪理論”的支持者。她曾在另一部紀錄片中闡述了“轉折”的意義：“就像季節一樣，每一個轉折都是必要的，……城市，從建立到崩潰。國家，從崛起到衰落”。在施特勞斯-豪的“代際理論”中，高潮往往出現在危機之後，而且歷史上都表現為戰爭。凱瑟透露，在採訪過程中，她感受到了班農受該理論的影響，她說班農對該理論的解讀是軍國主義的。那麼，誰是班農的敵人，誰是美國的敵人？
競選期間，班農的政治渲染起了作用，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斷上升，並在投票中完成最後一擊。2016年11月13日，特朗普贏得了總統大選，班農隨即被任命為總統首席策略師 和高級顧問。這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他們指責班農為種族主義者和反猶分子，甚至遞交聯名信希望特朗普取消任命。特朗普不但不買賬，還力排眾議，簽署行政令指定毫無從政經驗的班農為國家安全委員會“首席委員會”固定成員，直接參與制定各項關乎國家安全的政策。這實際上也為特朗普執政初期政局不穩的狀況埋下了伏筆。
街頭鬥士，白宮權力被轉移至街頭？
特朗普上任之後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政局不穩。2017年2月13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辭職；3月30日，前白宮辦公廳副主任凱蒂•沃爾什辭職；5月30日，前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邁克爾•達布克辭職；7月21日，前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辭職；7月21日，前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辭職……當然，還有“被”辭職的，如前FBI局長科米。
特朗普入主白宮僅24天，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因涉嫌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與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商討美對俄製裁問題而被迫辭職，接任弗林的是麥克馬斯特（McMaster），首要任務就是讓國家安全委員會迴歸正軌，但他與班農素來不和。或許，這可以解釋班農為什麼選擇離開了，因為樹敵太多。另一個說法是功高蓋主，因為媒體大肆渲染班農的影響力。如《時代》雜誌在2017年2月的封面文章中將班農稱為“大操縱者”（the great manipulator），認為其權力僅次於特朗普。還有媒體將其稱為“特朗普的催眠師”（Trump’s Svengali）、“死神”(the Grim Reaper)，或者是“影子總統”。於是從2017年4月開始，特朗普明確強調“我的戰略專家就是我自己”。至此，兩人之間已生出了罅隙。
8月12日，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發生騷亂，一場白人種族主義者的集會演變為暴力衝突，造成至少3人死亡，34人受傷。其中1名男子罪行惡劣，開車撞向人群，造成1死19傷。眾所周知，班農的種族主義傾向就是白人至上（雖然他並不承認）。騷亂之後，特朗普遲遲未能明確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招致輿論譴責，共和黨內部也是批評不斷。特朗普團隊和外界持續施壓，要求特朗普解除班農職務。2017年8月17日，一週年之際，班農遞交辭呈，並於8月24日正式宣佈辭職。
班農離開之後，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鐘》節目的採訪。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他反覆強調：既然選擇了跟隨特朗普，那就要擁護特朗普。如果不贊成特朗普的政策，那就應該選擇辭職。筆者猜測，其他人的離開，多少與班農的個性和主張有某種關係（當然與特朗普也有關係）。但筆者認為，班農並不是因為不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而離開的，也不是真的被特朗普開除的。他的離開，反而是成就了特朗普，這恰恰是兩人的默契所在。
一方面，班農是白宮內鬥的焦點，離開之前，他已經成為眾矢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迪娜•鮑威爾都想讓班農“走人”。白宮辦公廳主任凱利也不滿班農搬弄是非。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赫伯特•麥克馬斯特被媒體曝出負面新聞，凱利就咬定是班農向媒體提供的“黑料”。此外，班農還與特朗普女婿庫什納不和。班農在任期間，白宮內鬥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話題，主流媒體一有機會就質疑特朗普的治理能力，特朗普的政策也很難走出白宮，比如“禁穆令”就兩次夭折。所以，另一方面，為了政策順利推行，特朗普需要更加“中庸”，需要民主黨和建制派的支持，班農的離開就是一次再平衡。班農之前，白宮“折兵損將”，多名要員離職，其中不少人創下該職位“最短命”紀錄。而班農離開後一年裡，白宮相對穩定了許多，特朗普的各項政策，如稅改、國際經貿關係談判等，也得以順利推行。
班農離開之後，回到布萊巴特，重操舊業。在《60分鐘》訪談中，當被問到為什麼離開白宮時，他否認是被特朗普解僱的。他稱，在白宮任職，權責有明確界限，而且受到約束，離開之後不會有這些約束了。他強調，自己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且在白宮之外，可以更好的策應特朗普。針對班農的離開，《華盛頓郵報》發文暗指，白宮的權力轉移到了白宮之外。所以，班農稱自己現在是“街頭鬥士”（street fighter） 。（作者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研究員）（主編商灝 編輯嚴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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