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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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帶來的焦慮可能是每個人都無法避開的人生體驗。除了鋪天蓋地針對女性的逆齡保養品廣告讓人無法視而不見，活在中國，最為明顯的莫過於來自父母、親戚和朋友的嘮叨和壓力。成家立業和結婚生子的壓力宛如一杆標尺，時時刻刻在丈量著我們人生的進度，時不時讓你在深夜輾轉反側，思考自己的人生是否一事無成。
我們對年齡彷彿無止境的焦慮，來自我們對時間的體驗。酷兒理論 (queer theory) 中的“酷兒時間性(queer temporality) ” 這一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和解釋對年齡的焦慮。酷兒理論萌芽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其中作為核心概念的“酷兒”一詞，最初是對同性戀與其他性小眾的蔑稱，有“古怪、怪胎”的涵義。在當時興起的歐美平權運動中，這一詞語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平權人士認為性小眾不應以自己的性取向和性表達為恥，而應該擁抱自己的不同。他們提議性小眾重新使用“酷兒”一詞來對抗敵意和歧視。“酷兒”以驚世駭俗的聲調肯定自我，以反正統的次文化位置堅持自身的另類，抵制主流文化的同化。在“酷兒”一詞的普及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紐約的平權組織“酷兒國族 (Queer Nation) ”提出的口號：“我們在這裡，我們是酷兒，習慣我們的存在吧！(We are here. We are queer. Get used to it!)”
正如作為運動策略的酷兒政治對異性戀主流文化充滿對抗、批判與反思，作為文化理論的酷兒理論也同樣關注異性戀正統 (heteronormative) 的文化制度對於性和性小眾的管制和壓迫。酷兒理論指出性和性別的建構並非一個單一的體制，而是一個多元交織(intersectional)的壓迫網絡。性和性別的社會建構涉及到階級、年齡、性別、種族等多種權力關係的連接。包括強制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情慾的一對一制度 (monogamy)、性的生殖模式(reproductive sex) 以及婚姻家庭制度在內的多重製度與這些權力關係互相滲透，形成了“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性小眾之間的區隔。
因此，酷兒理論目標並不僅是實現同性戀平權，而是從根本質疑“同性戀／異性戀”這一二元區分的合理性，並由此挑戰多元交織的異性戀制度。酷兒學者J. 哈勃斯坦 (J. Halberstam) 在2005年出版的專著《身處酷兒時空》(In a Queer Time and Space) 中提出了“酷兒時間性”的概念，以批判主流的時間觀念和人生規劃。這一概念指出，主流價值觀基於異性戀和性別定型的前提，對於未來的想象無法逃出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的觀念桎梏。在這樣匱乏想象的影響下，人生被一系列“客觀事件”定義和分隔。要成為一個主流價值觀承認的、擁有“未來”的人，你也就必須按部就班地完成一系列儀式，以宣告自己長大成人，擁有家庭，並有能力撫養下一代。
“酷兒時間性”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我們年齡焦慮的根源：由生育主導的異性戀文化為每個人設定了一張條條框框的人生時間表，定義了我們對時間以及生命的體驗。同時，“酷兒時間”的提出也提供了潛在的解放可能：或許在異性戀的婚姻與繁殖規範外，我們能夠自由定義非正統、非線性的時間。那些由於主觀或客觀原因無法跟隨正統人生時間的剩女和酷兒，其實正在開闢一個存在於家庭體制之外的空間。它讓我們能夠重新思考婚姻家庭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為多元化的生命體驗奠定根基。
女性主義的經典格言指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 在每一次對於年齡焦慮的背後，其實都潛藏著一個反思和顛覆的契機。正如美國酷兒學者穆諾茲 (José Esteban Muñoz) 在《巡航烏托邦：酷兒未來性的另類時空》(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的開篇寫到的那樣：
酷兒並不在此時此刻。酷兒是一種理想。換句話說，我們還不是酷兒。我們或許永遠無法觸及酷兒本身，但我們能感受到無限可能性的地平線上透出溫暖的曙光。 我們從來都不是酷兒，但我們能從過去中找到酷兒理想的存在，並用它想象嶄新的未來。未來是酷兒的領地。此時和此刻是一座牢籠。我們必須用盡全力，在被此時此刻操控的單調現實中，思考並感受一個彼時彼刻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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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berstam, Judith.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TPB,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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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穎怡，合作婚姻初探——男女同志的婚姻動機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14: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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