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上海交通大學歐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長 高宣揚
張英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看上去很年輕。金色頭髮，黑亮的大眼睛，挺拔的鼻子、紅紅的臉上戴著一副藍邊眼鏡。她穿的黑色皮毛大衣和脖子上一條綠藍花紋的圍巾，還有絲綢內衣上的一對紅色鴛鴦讓她看上去很時尚。
1941年出生於保加利亞東部小鎮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亞讀完大學，根據父母的意願，逃離集權統治下的保加利亞，作為法保文化協定的公派留學生來到法國。在她的自傳小說《武士》裡寫到自己剛剛從保加利亞乘飛機降落在雪花飛舞的巴黎奧利機場的情景。當時的巴黎機場，沒有人迎接她，作為一個新移民，她口袋裡僅有五美元……親身經歷了體制的言論壓抑，她在資本主義的法國大學留學深造，邂逅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後來成長為一位引人注目的評論家。
作為東歐國家的留學生，克里斯蒂娃原來準備完成新小說論文，就回保加利亞。可是在遇到羅蘭·巴特以後，她的興趣從新小說的形式轉移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小說研究上，最後結成評論集《作為文本的小說》出版。
在這本書出版前，克里斯蒂娃受羅蘭·巴特的影響，已經出版了個人專著《論文集——關於符號分析學的研究》和《語言，這種未知的東西》。通過羅蘭·巴特，克里斯蒂娃認識了菲利普·索列爾斯和《戴格爾雜誌》（Tel Quel）雜誌，並進入了這個雜誌的學術圈子，認識了福柯、德里達等一大批法國當時最優秀的學者。
作為學生的克里斯蒂娃對羅蘭·巴特充滿了崇拜和愛慕之情。在《武士》中她用一節的內容描寫道：“這樣充滿魅力的男人的聲音，還沒有聽到過啊！我快要愛上他了”。她後來為巴特去世寫了《巴特的聲音》：“脆弱而又沉穩的聲響，充滿諷刺、似唱歌一樣的聲音曲線，雖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輕快的聲音……”
1967年8月，她與《戴格爾雜誌》的主編菲利普·索列爾斯結婚，接連不斷地發表符號論方面的論文，逐步樹立了她在巴黎批評界的地位，正式開始她的學術生涯。
菲利普·索列爾斯後來這樣回憶說：“五月風暴前的那幾年令人驚訝，我的生活很混亂，但我邂逅了一位女性並墜入了愛河。這就是朱麗婭——此後我們沒再分開”。
“通過認識哥爾德曼、巴特等這些老師，我成了《戴格爾雜誌》集體的一員，這給我在法國從事學術工作帶來了更加穩定的地位。我們在雷恩街的咖啡館裡討論到深夜，在這裡很多人是為了暢談哲學和文學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這樣充滿活力的知識社會，因此我確信自己在國外也能生存下去。”
1972年，作為《戴格爾雜誌》（Tel Quel）的一員，剛剛從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的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和丈夫菲利普·索列爾斯以及羅蘭·巴特等人，應剛剛加入聯合國不久的中國政府邀請，作為第一批西方知識分子代表團造訪中國。
2009年2月，受法國外交部、文化部的委託，為了解法國文化在中國的傳播狀況，身為法國政府顧問的朱麗婭·克里斯蒂娃，造訪中國。
37年後再次到中國，北京和上海街頭的變化留給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印象是：“許多城市湧現出摩天大廈，聳立在原本是街頭小巷和蘇俄式廉租房的地頭上，取代從前統一穿灰藍色衣服的人民群眾，是豔麗多姿和麵對全球化挑戰充滿自信、無所畏懼的人們。”
以下為高宣揚教授口述。
從1978年以來，我已經在法國住了三十多年了。所以，我很早就和克里斯蒂娃有密切的來往。她最早是作為法國著名文學評論雜誌Tel Quel（即‘戴格爾雜誌’）的重要成員而出名的。‘戴格爾’雜誌發展了‘新評論’的文學觀點，主要是將精神分析學、符號論、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頗有新意，得到許多人的讚賞。值得指出的是，羅蘭巴特給予他們很大的支持。克里斯蒂哇本人就是羅蘭巴特的學生。克里斯蒂娃本人這次還特別指出：羅蘭巴特是她的最謙虛認真的老師。她所創建的‘文本間性’觀點好方法，就是得到羅蘭巴特的直接啟發，但羅蘭巴特卻對克里斯蒂哇說：“文本間性的觀點和方法是你的重要貢獻，我從你的觀點和方法中受到很大啟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代法國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刻變革，經歷了三個理論世代的變革階段。第一階段是以西蒙·德波娃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闡明富有時代意義的‘第二性’理論，一方面旨在批判古典社會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質，另一方面也試圖走出傳統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
第二階段是從60年代到70年代被稱為‘第二波’的‘解構的女性主義’，其主要代表是德里達、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 1932- ）等；當時還年輕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經是這個思想隊伍的一個成員。在這一時期，為了徹底批判傳統的男性夫權中心主義的西方文化和語言霸權，他們對傳統文化和思維模式進行徹底的解構，試圖顛覆傳統文化的思想理論基礎。
進入上世紀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兩期女性主義的思想界限，使思想探討向兩個層面縱深發展：首先不再侷限於女性主義的範圍，而是以女性的‘女人功效’和‘母親功能’為典範，通過對一系列個別的和具體的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歷史分析，更廣闊和更深刻地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結構進行分析，揭示人的個體及其不同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多重多元的異質性；其次，在徹底批判迄今為止的人類文化及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探索未來人類文化發展的多重可能性。
所以，克里斯蒂哇明確地說：“我的思想的最主要的特點，與其說是女性主義，不如說是‘頓斯柯德主義’(Dun Scotus, 1266-1270)。頓斯柯德是出生在蘇格蘭、逝世於德國科隆的中世紀思想家，主張對一個一個的具體個體進行深入研究，後來海德格爾由此而受到很大的啟發。我也是一樣，受到他的深刻啟發集中研究了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的個別的女人，從中發現和揭示：人不分男女都是一個一個的個體，他們都是多元異質的”。因此，克里斯蒂哇才對個別的單個才女進行研究，併為她們發表專著進行分析。
克里斯蒂娃對於女性的精神分析學研究，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方面是法國整個思想界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分析學研究與創造的熱潮；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在精神分析學研究中的獨創性以及她對女性精神心理生活特徵的重要發現。
結合克里斯蒂娃本人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移居法國進行思想研究的特殊經歷，我們可以發現：克里斯蒂娃在法國進行思想研究的最初十年主要是在法國特殊的精神分析學研究氛圍中進行的。她從60年代中期開始，始終追隨拉康和羅蘭巴特，並在這兩位大師的精神分析思想的薰陶和啟發下，逐步走上深入研究女性精神心理的學術道路。
拉康和羅蘭巴特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是相互滲透的。這兩位精神分析大師的思想特點，就在於極端重視語言與精神心理活動的密切關係，並以新型的象徵論和符號論徹底脫離深受傳統二元對立模式影響的古典語言學。當然，他們兩者又依據自身的研究基礎和志趣，在精神分析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貢獻。
克里斯蒂娃善於把握兩者的共同點與差異點，並根據她個人對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對女性精神心理的特殊發現，逐漸地形成自身的精神分析研究的風格及理論。克里斯蒂娃認為，唯有通過宗教心理的分析，才能使人類精神和身體的生命奧秘，徹底地揭示出來。
所以，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學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幾年來尤其表現在對於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方面。她指出，人類的宗教信仰傾向及其各種活動，表明人不只是滿足於現實的活動，也不滿足於現實的慾望，而是不斷尋求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幻想’，而且，這種作為幻想的幻想，往往成為人的各種信仰活動及其現實實踐的最初基礎，也成為人類更復雜的創造活動的基礎。
必須把女性問題放在總體人類學的框架中進行考察。女性的任何問題，歸根結底，都可以從女性的‘人性’特徵及其同人性的社會文化性質中找到最根本性的答案。但是，作為人性的集中表現和特殊表現，女性的特徵又在哪些方面典型地呈現出來？最關鍵的，仍然必須在個別的女性天才精神心理世界內進行探索。所以，克里斯蒂娃除了在她的‘才女系列’三卷本中探索女性的複雜而卓越的心理世界以外，還特別深入分析基督教歷史上出現過的‘聖女’的心理世界；正是在她們的特殊的心理世界中，克里斯蒂娃進一步發現人性的純潔性、高尚性和無限創造性。
總之，克里斯蒂娃對於女性主義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突破。這個突破在於她不滿足於一般的探討女性的社會條件、社會地位的問題（也就是一般的爭取選舉權、同工同酬等等權利的問題），她更深入地探討了女性的性格、女性的文化創造精神。80年代以後，她以精神分析學、符號論、文學批評作為基礎，對單個的、有才華的、無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現代的女性描述進行分析。她出版了很多關於女性天才的書，通過描述她們的心理來表現她們同男性一樣不可取代的創造精神，而且女性的創造精神比男性更具特殊性。
正因為這樣，在她最近的對話錄中，克里斯蒂娃反覆女性的個人生命創造能力，同時也突出女性心理結構中最能體現人類原初情感的‘愛’的因素，凸現女性精神心理的優點和創造品格。
在對女性的研究中她提出了兩個很重要的概念：一個是“女人功效”，一個是“母親功能”。
所謂“女人功效”就是指一個個的、單個的女性對社會的具體貢獻，以此顯示女性在社會生活中和人類歷史上的不可或缺性，和她們獨特的文化創造精神，這些在她的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她最近寫了一本小說叫《我所愛的德列絲》，裡面就描述了修女德列絲如何創造、如何完成普通人所不能完成的事。
所謂“母親功能”是特別重視母親在與孩子的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母親在於孩子的關係中通過語言可以樹立起一種作為社會基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模式，這種模式是指母親愛自己的孩子，並且尊重孩子，特別注意聽取孩子的意見和反應，而不是強制命令孩子應該怎樣做。母親既教育孩子，又從孩子哪裡得到反饋，這就是“母親功能”為社會樹立的一個榜樣。做人也是一樣，既要愛人、尊重別人，也要向他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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