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 高宣扬
张英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看上去很年轻。金色头发，黑亮的大眼睛，挺拔的鼻子、红红的脸上戴着一副蓝边眼镜。她穿的黑色皮毛大衣和脖子上一条绿蓝花纹的围巾，还有丝绸内衣上的一对红色鸳鸯让她看上去很时尚。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集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在她的自传小说《武士》里写到自己刚刚从保加利亚乘飞机降落在雪花飞舞的巴黎奥利机场的情景。当时的巴黎机场，没有人迎接她，作为一个新移民，她口袋里仅有五美元……亲身经历了体制的言论压抑，她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大学留学深造，邂逅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后来成长为一位引人注目的评论家。
作为东欧国家的留学生，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的兴趣从新小说的形式转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研究上，最后结成评论集《作为文本的小说》出版。
在这本书出版前，克里斯蒂娃受罗兰·巴特的影响，已经出版了个人专著《论文集——关于符号分析学的研究》和《语言，这种未知的东西》。通过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和《戴格尔杂志》（Tel Quel）杂志，并进入了这个杂志的学术圈子，认识了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情。在《武士》中她用一节的内容描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了《巴特的声音》：“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1967年8月，她与《戴格尔杂志》的主编菲利普·索列尔斯结婚，接连不断地发表符号论方面的论文，逐步树立了她在巴黎批评界的地位，正式开始她的学术生涯。
菲利普·索列尔斯后来这样回忆说：“五月风暴前的那几年令人惊讶，我的生活很混乱，但我邂逅了一位女性并坠入了爱河。这就是朱丽娅——此后我们没再分开”。
“通过认识哥尔德曼、巴特等这些老师，我成了《戴格尔杂志》集体的一员，这给我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地位。我们在雷恩街的咖啡馆里讨论到深夜，在这里很多人是为了畅谈哲学和文学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这样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因此我确信自己在国外也能生存下去。”
1972年，作为《戴格尔杂志》（Tel Quel）的一员，刚刚从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丈夫菲利普·索列尔斯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应刚刚加入联合国不久的中国政府邀请，作为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造访中国。
2009年2月，受法国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托，为了解法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身为法国政府顾问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造访中国。
37年后再次到中国，北京和上海街头的变化留给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印象是：“许多城市涌现出摩天大厦，耸立在原本是街头小巷和苏俄式廉租房的地头上，取代从前统一穿灰蓝色衣服的人民群众，是艳丽多姿和面对全球化挑战充满自信、无所畏惧的人们。”
以下为高宣扬教授口述。
从1978年以来，我已经在法国住了三十多年了。所以，我很早就和克里斯蒂娃有密切的来往。她最早是作为法国著名文学评论杂志Tel Quel（即‘戴格尔杂志’）的重要成员而出名的。‘戴格尔’杂志发展了‘新评论’的文学观点，主要是将精神分析学、符号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颇有新意，得到许多人的赞赏。值得指出的是，罗兰巴特给予他们很大的支持。克里斯蒂哇本人就是罗兰巴特的学生。克里斯蒂娃本人这次还特别指出：罗兰巴特是她的最谦虚认真的老师。她所创建的‘文本间性’观点好方法，就是得到罗兰巴特的直接启发，但罗兰巴特却对克里斯蒂哇说：“文本间性的观点和方法是你的重要贡献，我从你的观点和方法中受到很大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变革，经历了三个理论世代的变革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西蒙·德波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阐明富有时代意义的‘第二性’理论，一方面旨在批判古典社会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质，另一方面也试图走出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第二波’的‘解构的女性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里达、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 1932- ）等；当时还年轻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经是这个思想队伍的一个成员。在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男性夫权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和语言霸权，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进行彻底的解构，试图颠覆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两期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使思想探讨向两个层面纵深发展：首先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范围，而是以女性的‘女人功效’和‘母亲功能’为典范，通过对一系列个别的和具体的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更广阔和更深刻地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结构进行分析，揭示人的个体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多元的异质性；其次，在彻底批判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及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探索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多重可能性。
所以，克里斯蒂哇明确地说：“我的思想的最主要的特点，与其说是女性主义，不如说是‘顿斯柯德主义’(Dun Scotus, 1266-1270)。顿斯柯德是出生在苏格兰、逝世于德国科隆的中世纪思想家，主张对一个一个的具体个体进行深入研究，后来海德格尔由此而受到很大的启发。我也是一样，受到他的深刻启发集中研究了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个别的女人，从中发现和揭示：人不分男女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都是多元异质的”。因此，克里斯蒂哇才对个别的单个才女进行研究，并为她们发表专著进行分析。
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是法国整个思想界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所形成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与创造的热潮；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在精神分析学研究中的独创性以及她对女性精神心理生活特征的重要发现。
结合克里斯蒂娃本人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移居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特殊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克里斯蒂娃在法国进行思想研究的最初十年主要是在法国特殊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氛围中进行的。她从60年代中期开始，始终追随拉康和罗兰巴特，并在这两位大师的精神分析思想的熏陶和启发下，逐步走上深入研究女性精神心理的学术道路。
拉康和罗兰巴特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是相互渗透的。这两位精神分析大师的思想特点，就在于极端重视语言与精神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并以新型的象征论和符号论彻底脱离深受传统二元对立模式影响的古典语言学。当然，他们两者又依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志趣，在精神分析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克里斯蒂娃善于把握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点，并根据她个人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女性精神心理的特殊发现，逐渐地形成自身的精神分析研究的风格及理论。克里斯蒂娃认为，唯有通过宗教心理的分析，才能使人类精神和身体的生命奥秘，彻底地揭示出来。
所以，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尤其表现在对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方面。她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倾向及其各种活动，表明人不只是满足于现实的活动，也不满足于现实的欲望，而是不断寻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幻想’，而且，这种作为幻想的幻想，往往成为人的各种信仰活动及其现实实践的最初基础，也成为人类更复杂的创造活动的基础。
必须把女性问题放在总体人类学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女性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从女性的‘人性’特征及其同人性的社会文化性质中找到最根本性的答案。但是，作为人性的集中表现和特殊表现，女性的特征又在哪些方面典型地呈现出来？最关键的，仍然必须在个别的女性天才精神心理世界内进行探索。所以，克里斯蒂娃除了在她的‘才女系列’三卷本中探索女性的复杂而卓越的心理世界以外，还特别深入分析基督教历史上出现过的‘圣女’的心理世界；正是在她们的特殊的心理世界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发现人性的纯洁性、高尚性和无限创造性。
总之，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在于她不满足于一般的探讨女性的社会条件、社会地位的问题（也就是一般的争取选举权、同工同酬等等权利的问题），她更深入地探讨了女性的性格、女性的文化创造精神。80年代以后，她以精神分析学、符号论、文学批评作为基础，对单个的、有才华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女性描述进行分析。她出版了很多关于女性天才的书，通过描述她们的心理来表现她们同男性一样不可取代的创造精神，而且女性的创造精神比男性更具特殊性。
正因为这样，在她最近的对话录中，克里斯蒂娃反复女性的个人生命创造能力，同时也突出女性心理结构中最能体现人类原初情感的‘爱’的因素，凸现女性精神心理的优点和创造品格。
在对女性的研究中她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女人功效”，一个是“母亲功能”。
所谓“女人功效”就是指一个个的、单个的女性对社会的具体贡献，以此显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和人类历史上的不可或缺性，和她们独特的文化创造精神，这些在她的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最近写了一本小说叫《我所爱的德列丝》，里面就描述了修女德列丝如何创造、如何完成普通人所不能完成的事。
所谓“母亲功能”是特别重视母亲在与孩子的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母亲在于孩子的关系中通过语言可以树立起一种作为社会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并且尊重孩子，特别注意听取孩子的意见和反应，而不是强制命令孩子应该怎样做。母亲既教育孩子，又从孩子哪里得到反馈，这就是“母亲功能”为社会树立的一个榜样。做人也是一样，既要爱人、尊重别人，也要向他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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