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梦兰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与书有不解之缘——读书、著书、教书，亦善藏书。
之于藏书，无论数量、品种，还是对藏书的整理、利用，史梦兰都堪称清末北方的藏书大家。遗憾的是，除梁战、郭群一编著的《历代藏书家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简单著录，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略有提及外，其他林林总总关于藏书的论著，从中难觅史梦兰先生的名字。
史家几代书香，从其曾祖父史秉德、祖父史成获到兼祧父史纪元，已积藏图书一万余卷；至史梦兰，则穷其一生旁搜博采，极耳目所至，无不走访，积至四万卷。史氏藏书，以披读、著述、校补、借阅为职志，不事猎奇，不为牟利。他不苛求百宋千元、孤秘珍善，而是注重书籍的有用，注重对文献尤其是乡邦文献的保存。
家中富有藏书，史梦兰如鱼得水，终日埋首经史，考订群籍。他借助广泛的藏书，钩沉辑佚，考辨汰裁，探幽发微，编撰各类著作近二十种、五百余卷。其中《叠雅》、《异号类编》、《谣谚拾遗》、《四朝诗史》、《止园笔谈》、《全史宫词》等所征引的书目均达数百种。《全史宫词》中作者列出的征引书目为579种。从这些征引书目中，也可看出史氏藏书以史传类和文人杂集为主。
李大钊先生在1917年5月写的《乐亭通信》中称：“乐亭史香崖先生，学识渊博，藏书最富，闻有《图书集成》一部。先生殁后，此物辗转易人，现储于邑城某当铺中，渐有散佚。似此巨制，应由公家团体购置保存，补其零头，以备文献之征考，否则宏编巨制，沦为断简残篇矣。惟关心图籍者，留意焉。”
此事涉及到史梦兰个人藏书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同治三年（1864年），他从北京一个勋旧世家购得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以兼车载归”，装了两大车运回家中。然后“凿壁藏之，护以纱橱；涉猎之余，时用自快”，可见其欣喜珍爱之情。这就是李大钊提到的《图书集成》。该书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由清康熙帝敕令编纂，雍正六年（1728年）重订完成，然后采用内府聚珍铜字排版印刷，共印64部，每部10000卷，分装576函，印刷精良，装帧富丽。《古今图书集成》印成后，除部分赏赐给有功的王公大臣外，余皆秘藏于内府，民间只慕其名，未见其书。至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诏令凡向朝廷献书500种以上者，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并于“四库七阁”先行存放一部。这也许是《古今图书集成》流向社会的开始。但到清末，这部巨著在社会上完整的已不多见。而史梦兰购求到的这一部，按他自己说“幸无残缺”，当是十分珍贵；只可惜后来遭逢乱世，又沦落于当铺，不知所终。（据传，光绪年间《古今图书集成》得以重印后，最初的内府聚珍铜字本在北京琉璃厂的售价为一万两银子。）
不过，史梦兰先生在披阅《集成》基础上编辑的《图书便览》却有幸保存了下来。只是这部对《集成》图典做了精彩重绘重编的奇书，虽未亡佚，却一直尘封不显，当今“关心图籍者”，少有“留意”。
在乐亭县大港村史家大院中，史梦兰特辟一所独立的院落，作为他藏书和读书的地方，额曰“梧风竹月书巢”，又称“尔尔书屋”。史氏自家出资刊刻的《止园丛书》的大量木版也存放在这里。1944年7月6日, 侵华日军放火焚烧大港村,史家大院连同藏书遭受重创。后中共在当地发动“土改”运动，史家大院的房产被“平分”，书版充柴火；藏书则遭没收后被清出大院，堆放在村外的小庙中。1958年，已所剩无几的史氏藏书被唐山图书馆接收。
对于图书，史先生善藏更嗜读。他在刊刻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止园笔谈》中，引述了南宋诗人和藏书家尤袤的一段话：“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接着他自己说：“余家藏书三万余卷，寝馈其中，亦将名吾室为‘四当’云。”虽然史家书室最后并未以“四当” 命名，但尤袤的“四当”说，足可呈示史梦兰先生的读书志趣。对此，他自己曾做诗明志：
手积图书万卷余，桐阴竹影共巢居。倘教三食神仙字，不枉平生作蠹鱼。
——《庚寅上元立春日作》
蠹鱼俗称书虫。古书记载说，蠹鱼碰巧三次吃到书上“神仙”二字，则化为神物，名曰“脉望”。作者使用这一典故，是说如果天天与群书为伴、常常有好书可读，平生愿已足矣。
他的学生张山如此描述他读书、吟咏的情景：“先生读史如读诗，兴观群怨通诗旨。图书插架罗古今，手未开函心早喜。扰扰尘事俱不知，一编日坐松阴里。偶然感触发长吟，诗即是史无二理。”（张山《题香崖先生松阴读史图》） 乐亭诗人杨在汶的一首《题史香崖姻丈松阴读史小照》则是更为生动的写照：“攲松大百围，涛声洒空际。萧萧风雨寒，云影落衣袂。先生静者怀，一编坐苍翠。灵府自渊涵，上下千古事。长抱济世才，不做出山计。轩冕岂不荣，林泉见真意。皮里有春秋，胸中无芥蒂。蕉竹绿阴交，树外茶烟细。箕踞复科头，身世真如寄。彼美望非遥，此中俗可避。何必武陵源，更鼓渔舟枻。”
如此身世如寄的忘我天地，该是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了吧？夫复何求！
对于自己儿孙们的读书，先生也如此加以勉励：
眊氉情怀我惯经，显扬岂独在科名。安知利器加盘错，不是天工玉汝成。（自注：动心忍性乃能增益其所不能。）
净几明窗图籍陈，读书福分亦前因。偶遭点额休含怨，尚有空山泣璞人。（自注：尔辈席先人遗业，无衣食之累，得以专意读书，此福已难消受；若驰逐名场，又复以逸而获，将何以为寒士地乎?）
——《乙酉乡闱报罢口占八截句以勖儿孙之试京兆者》
这是在谆谆教诲：读书是莫大的幸福，应发奋勇进，不受追逐名利之累，不因科场失意而折。
古人藏书，往往以借人为戒。唐杜暹甚至在自家的每卷藏书后面都题写上“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明确告知：将老子的书卖掉或者借给别人看，都是大大的不孝，万万使不得。对于这种藏书态度，史梦兰先生不以为然，觉得如此一来怎能推广好书、发挥藏书的功用呢？当然，对于书籍本身还是要倍加爱惜的。所以他又评论说：“此亦视来借之人何如耳。不折脑、不黑边、不揉熟、不指伤，而还书时且为之补断线、换破面，则借书同于通财，何吝焉？若污之、阙之甚或涂抹之、干没之，乌可轻借？”（《止园笔谈》）
实际上，史氏的藏书室成了当地的公共图书馆，乐亭以及附近州县到他家借阅图书的人络绎不绝。比如滦州有一个叫王一晋的秀才，史梦兰在《止园诗话》中说他“天姿敏捷，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居恒从余假阅藏书，日尽数十卷，往来更换，使者疲于奔命。间或叩其大义，随声响答”。昌黎举人崔树宝还是一位“粉丝级”的借阅者，他写有一首题为《还史香崖先生书适闻先生新自都门购书数车来赋此志喜》的赠答诗，对此感慨系之：“好书如故人，临别深恋恋。故人到君家，独无离别恨……善读许多藏，肥人乃珍膳。嗟予有所思，芳邻幸乡县。汤沐王佐多，君子邹鲁徧。追从威凤游，百兽其忻忭。兴起闻风者，岂止邺架艳。未敢登公门，我惭五千卷。”这是说好书是人的知心朋友，是人的精神食粮；邻县（指乐亭）是座书城，文风鼎盛，卧虎藏龙，多出圣贤；有幸与史先生这只德才超迈的“威凤”交游，受其感化，我等众人不胜欣喜；于是读书人纷纷闻风而起，他们岂止艳羡先生的藏书，他们更仰慕先生读书人的风范；每当登门拜见先生的时候，我都因为自己读书不够多、胸中没有万卷而惭愧不已。
对于香崖先生本身来说，以书会友，互相砥砺，也是足慰平生之幸事。他在一首写给游幕乐亭的溧阳诗人史一经的诗中说：
北风作势小寒初，忽报鱼函到敝庐。交谊岂关投缟纻，华宗何幸附簪裾。论文胆识输君壮，用世才猷愧我疏。为问一瓻今备否，借书几日又还书。（自注：君尝假阅藏书，故戏及之。）
——《和史君牧见赠原韵》
屋外风寒地冻，室内炉暖酒香；或还或借，只盼有书友到门，畅谈快饮——其情致可以想见。
“借书同于通财”，诚哉斯言！史梦兰先生坐拥“富甲一方”的藏书，虽不能在物质上帮助乡民发家，却倡兴了文风、学风，使众多的人在精神上丰富了起来。
閱讀更多 京畿有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