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每到櫻花開放的季節，就有一大批遊客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擁向遍佈日本全國的賞櫻場所。

櫻花的生長條件—喜光，喜肥沃深厚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以及空氣溼度大的環境，耐寒，忌積水與低溼——與日本的自然條件非常吻合，適合種植，但為什麼能夠擁有國花的地位呢？

日本櫻花國花地位的形成，實際依託於象徵意義的流變，是日本人思維從無意識和直覺中“覺醒”，走向自覺、主動的過程。本文將以時間為脈絡，闡述其形成的深層原因。

▲日本櫻花節上游人如織

1. 神的犧牲：植物崇拜與櫻花象徵

原始社會中，人類對動物、植物與圖騰普遍產生崇拜，這種崇拜思維是直覺與無意識的產物，蘊含著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是後來民間文化中民歌、故事等等的原型。

針對日本民族而言，下面是《古事記》的記載：櫻花代表著日本民族的生命觀，且從遠古時期就有相當的代表性，櫻花象徵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代表著古代農業生產力，也說明日本人以櫻花解釋人類為何短命。

▲日本賞櫻日期可從3月份自南向北持續到5月份

古代日本的宇宙觀中，山神宿在櫻花花瓣裡親臨稻田，化為稻田神，料理耕種，因此櫻花一開，農民就獲得了應當插秧的信號。這種也體現了神（乃至天皇）為人類而自我犧牲的日本古文化。

這個階段的櫻花象徵還沒有擺脫植物崇拜的色彩。由此可見，櫻花作為一種形象，在歷史中以被創造的方式浮現，其源頭和本質是神話形象。

▲櫻花女神木花開耶姬

2. 日本曾經偏愛中國的梅花

但是，櫻花在日本並不一直都有重中之重的地位。

受古代中國的影響，收錄自公元三四二年到七五九年和歌的《萬葉集》中，花意象大多都是梅花，多用以表達情思，哀嘆時光流逝；如“有心當夜梅；卻忘記——折取一枝歸”、“妹家花開，梅花結實時；可如意安排”、“人說，梅花開又逝；當非我，結標那一枝”等等；而提到櫻花的詩句寥寥無幾。

梅花受重視不僅僅是因為受外來漢文化的影響，還因為櫻花被神話傳說蒙上了神聖色彩，難以貼近人們歌詠的世俗情感。

3. 生命平等：櫻花象徵思維的自覺化

隨著時間不斷推移，人類的認識水平和思維方式有所進步，神話漸漸成為一種沉澱，不再直接顯露。原始象徵為中世和近代的象徵所改造和繼承。據《日本紀略》、《禁秘抄》與《帝王編年記》等史籍，9世紀中葉大臣莊園中方種有櫻樹，皇宮和太子宮前也時有種植，這時上層階級開始將審美眼光轉向櫻花。

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終止中日官方交流，這也為抑梅花、揚櫻花的風俗營造了很好的條件。從平安中後期開始，櫻花脫離土俗邊緣，邁向社會中心：貴族和武士舉行櫻花宮宴與“櫻狩”，即賞花或賞花加狩獵的活動。

日本畫家為擺脫漢畫的支配，也選擇櫻花作為繪畫對象。

▲浮世繪中的日本貴族賞櫻

而在江戶時代，櫻花的地位才超過梅花，成為集體情感的寄託。

許多貴族借櫻花抒發情感，如阿寶親王之五子在原業平，曾任右馬頭，左近中將，後遷相模，就留下了“世上若無櫻。心情寬暢多安寧。不盼花期訊。何時何地睹倩影？花落更傷神！”的和歌；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紀貫之也寫道“下榻山麓邊，慣看春來花枝展。夜深酣睡眠，夢中繁花猶再現。櫻瓣飄飄然”，等等。

以貴族的集體情感為起點，櫻花象徵的世俗化開始了，這也是生命平等觀發展的歷程。

日本中世，往生地獄的佛教思想廣泛傳播開來。平安時代中期，天台宗佛僧源信編選了《往生要集》，宣揚直視並遠離現實之苦與不淨，嚮往往生淨土，方入覺悟之境地，體會入境之歡愉。

這種觀念，在臨終祈願往生極樂的眾生中紮下根來，比如當時流行的“草木悉皆成佛”觀念，都脫離了人的範疇，指向眾生平等。到了德川幕府時期，儒學（朱子學、陽明學、古學）與神道並存，文化氛圍多元，出現了無常、虛幻、滑稽的櫻花形象，松尾芭蕉在當時寫下，“天也醉櫻花，雲腳亂蹣跚”。

到了近現代，天賦人權論和達爾文主義的傳入推進了日本生命觀的近代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概念在歐洲興起後，隨著明治維新的開展，近代國家創立，櫻花也被植入日本國的共同體，漸漸成為日本的國花。

▲浮世繪中櫻花樹六曲屏風

另外，20世紀初，歐洲流行一種把“生命”等同於世界原理的觀念。

在這種氛圍下，宇宙的生命觀東傳後，日本也將其本土化為另一個形態。日俄戰爭時期及戰爭結束後，擺在大眾面前的根本問題變成生命當如何面對生命的國際性問題，由此催生了新的思想，多數是從宇宙原理的意義上，對生命進行思考。

這一漫長時期的櫻花具體形象，蘊含著去階級化的表達，原始神話中的神也在此暫時缺席，一切都彰顯人乃至更廣闊生命的情感和價值。

4. 明治維新之後的櫻花形象

在明治維新後，櫻花文化象徵的發展可劃出“兩條路線”，一方面，國家民族主義自上而下自然化，另一方面，大眾文化自下而上地向民族主義靠攏，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國花的符號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改造，櫻花被賦予了統治和軍事征伐的色彩。

比如，皇宮前種植櫻樹，象徵著國家重新啟用古代的禁衛。統治階級用此種對軍人軍事的美化和浪漫化的方式，徵募新型現代軍人；在靖國神社種植櫻樹的原本目的是撫慰軍人陣亡之魂，後來這種象徵主義被法西斯國家改造，用來象徵軍人死後之魂。

原始的神話形象看似在日本法西斯主導的櫻花象徵中缺席，但日本法西斯本身卻可溯源至神犧牲的精神。或者說，法西斯思想是在自覺的對文化符號的創造中，一種以復古為路徑的再造。

《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這兩本日本最原始的文獻和官修國史，其中提出的神創論思想，即日本法西斯的神國思想的原始淵源。從古代的神創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法西斯思想，其思想是不間斷、一脈相承的。

幕府末年復古神道提倡的“日本精神”哲學，明治維新時諸多思想家宣揚的日本主義和皇國思想，也吸納進法西斯思想體系中去。

櫻花也是“大和魂”的修飾品——國家試圖把現代軍人以美學橋樑的方式等同於前明治時期上層階級的武士。明治的武士構成了社會地位最高的階級，他們滋養著精英文化，推動茶道、插花、禪宗和建築等一系列藝術的進步。

這些高貴的武士在失敗後為保全榮譽，從來不會在慘烈的打鬥中死去，而寧願在靜謐的場所實施自殺——這樣的自殺是高度美學化的儀式行為，死亡就如同絢麗的櫻花飄落。甚至，二戰中神風特攻隊的標誌也是櫻花（神風特攻隊是按照"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要求，對美國艦艇編隊、登陸部隊及固定的集群目標實施的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

▲日本神風特攻隊的櫻花特攻機

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中，校園歌曲與流行音樂注入了極權意識形態的再造：

1881年的校歌主題尚且是無軍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如“櫻花開放在天皇的光榮時代”等歌詞；

1883年，校歌與其他歌曲中“

1887年的幼兒園歌曲對江戶時期的兒歌《數數歌》進行了改造：“櫻花，櫻花，甚至飄落時也是為了天皇”；

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放開韁繩，籠絡對日本帝國主義持有異議的民眾，“像櫻花一樣為天皇∕國家飄落”的象徵開始在歌詞中頻頻出現。

1894年，古典詩歌學者佐佐木信綱創作了長歌《征伐支那之歌》，提到了旭日下芬芳的山櫻，以及日本人為國家或天皇的犧牲。

自然，在強權之下，社會也有反話語的誕生。但反話語的行為在當時是否深入人心，還應當保留意見。總體來說，在櫻花象徵人的犧牲的時期，雖然象徵內容與神話源頭還有著藕斷絲連的聯繫，但日本人已完全用自發的思維去改造民族符號的形象，為國家利益服務了。

▲日本景點的櫻花，與仿古建築相得益彰

因此，櫻花，代表著日本人的生命觀，從象徵人對神的崇拜開始，由聖入俗，最終在20世紀中期趨向象徵極端的世俗權力。

這其中還交叉有平等觀的變化、日本與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兩種觀念的分裂與交融等細緻的問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櫻花符號的內涵愈加豐富，具有多義性與歧義性。

—(End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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