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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8日，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因病在瑞士日内瓦与世长辞，终年80岁。
自二战后成立至今，联合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和前后九任秘书长，安南是唯一跨越两个“千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履新，2006年最后一天离任，而这位“千年秘书长”的许多功业也恰与“千年”息息相关。
在旧的“千年”行将结束之际，他倡导召开“千年首脑会议”，推动订立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千年契约”），倡导扶助第三世界国家进步的“千年发展目标” （MDGs）；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他发起成立了安南全球基金会，致力于为创造一个更有组织、更和平的世界而努力。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年份，他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令人瞩目的是，这一届和平奖共有两个得主：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和以科菲.安南为秘书长的联合国，这充分表明他并非因为仅仅任职于一个伟大、重要的国际组织而获此殊荣，而是一个既让所效力组织、也让自己铭刻史册的人物。
他是第一位在冷战后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也是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黑人秘书长，他当选之际，联合国的声望、功能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基于二战成果和雅尔塔模式建立的力量平衡骤然崩溃，各大国甚至一些地区强国罔顾联合国精神我行我素、恣意妄为，而联合国对之束手无策；全球热点地区动荡不已，不少贫困国家屡屡发生人道危机，联合国维和及人道救助机制却颟顸迟钝，令人失望；联合国安理会陈陈相因，无法反映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令许多新兴国家感到不满；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臃肿低效、人浮于事，加上许多重要国家缴纳会费或不积极、或奢望“加权条件”，令经费拮据的问题积重难返……安南正是在这样一个叵测形势下匆匆接任——他的前任、来自埃及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因美国不喜而痛失连任机会，他本人则因法国意见相左、在首轮投票中仅赢了后者属意的候选人、科特迪瓦人艾西（Amara Essy）1票，此后又连续四轮被法国杯葛，成为当选过程最坎坷的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上任后他大力推动联合国暨安理会改革进程，精简机构、压缩开支，提高经费和人员使用效率，加强维和与人道援助机制，并推动“卜拉西米报告”出台，让联合国在干预、调解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以往大国左右一切的局面。尽管“安南改革”最核心、最艰难的环节——安理会改革因几个“集团”相互不协调和各大国心思不一，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但毋庸讳言，新“千年”里的联合国，无论国际声望、公信力或行动力，都较旧“千年”的最后十年有了实质性提高。
尽管在他之前已有3位来自第三世界的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秘鲁人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以及埃及人加利），但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听到大国的声音，体现大国的意志，安南是联合国第一位不仅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也敢毫不犹豫为第三世界代言的秘书长。他曾为推动工业化国家更多承担帮助落后国家发展义务不遗余力，他也曾呼吁世人更多关注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内部、被“文明世界”所漠视的战祸和人道主义灾难。他在新“千年”之初正告美国和英国“不要在联合国未授权情况下发动证据不足的伊拉克战争”，也曾打破外交惯例、直言不讳地对美国政要指出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John R. Bolton,）“不胜任这一角色”（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稍早博尔顿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正是他的所作所为，让联合国在新“千年”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印象。在他去世后，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称赞他“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联合国的价值，并且以尊严和无与伦比的决心带领这个组织进入新的千年”，评价他是“和平的支持者，善念的指导力量”，这是令人信服的评价。
安南是全球化的倡导者，不论推动安理会改革或倡导“千年发展目标”，都基于全球化的基本理念。2006年12月11日，行将卸任的他在密苏里州杜鲁门图书馆以联合国秘书长身份最后一次作主题讲演时，呼吁美国回归杜鲁门多边主义外交政策，遵循杜鲁门“大国的责任是服务、而非支配世界各国人民”的格言。此时此刻，全球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人们惊闻安南的噩耗，追念他12年前这番铿锵有力、高瞻远瞩的“临别赠言”，不知作何感想？
安南“退而不休”，在过去11年半的退休生涯中不仅参与多个国际组织发挥余热，且先后在肯尼亚选举危机调停、叙利亚内战调节和缅甸-孟加拉国难民危机斡旋中扮演关键角色。一年多前，当他因为身体小恙暂停工作时，人们还期待着他不久后即能回归，不料等来的却是永诀。
他的生涯功业并非全无争议：儿子科约（Kojo Annan）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中的“以权谋私”迄无定论，蓝盔兵在非洲各地的一些负面新闻虽多发生在他卸任后，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他难辞其咎。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几大目标——安理会改革、联合国机构精简，至今也均未突破最艰难的关口。卸任后他挟“安南六点”调停叙利亚内战，却因方方面面的掣肘无功而返。正所谓“不做不错”，一个孜孜不倦的人，在两个“千年”之交致力于最复杂、最艰难的工作，无论成败利钝，都不应影响我们对安南的评价。
安南逝去了，留给我们丰富的政治遗产，也留给我们他在新“千年”里尚未完成的奋斗目标：一个更和平、更公平、更多元化的地球，一个通过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稳步踏上发展快车道，摆脱困扰几个世纪灾难的第三世界。逝者已矣，留给我们去做的事依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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