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北京普降大雨。我的助理趙德芳律師發來一張他站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外的照片。他夾著公文包，卷著褲管，拎著皮鞋，大水早已淹沒了腳踝，勉強擠出的笑容有點苦中作樂的味道，使得原本帥氣的他看起來有點狼狽。
那個看守所我去過多次，在北京的幾個看守所裡不算偏僻，從律所出發也就是十幾公里路，沒有導航定位，全憑記憶，早去了排隊，晚去了連會見的機會都沒有。趙律師肯定是趕到那裡，才發現積水過不去，不蹚水吧，這趟白跑了，不甘心啊。
那天他唯一的安慰是旁邊有位女律師跟他一起攙扶著“過河”。我已經腦補了《縴夫的愛》。
隨後，我在朋友圈發現了很多同行轉發的當天律師蹚水會見的照片。我當然也要給趙德芳律師點贊，蹚水會見，至少體現了律師的敬業嘛。我相信當時很多人也是這麼想的。
韓嘉毅律師卻怒了。“明明法律規定律師與當事人有通信的權利，打個電話不就解決了嗎？”他還說：“天天懷揣各種越野求生神器，汗流滿面、跋山涉水，起五更爬半夜的不應該是法律人的定位。”“律師越是趟著風雪前行，標誌著我們的法治越是落後！”
說起會見，所有的訴訟律師都會喊累吧。法律的確規定了律師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通信權，通信權當然包括寫信、發郵件、打電話甚至視頻聊天，但實際上我們現在只能跋山涉水，去當面會見一條路。寫信，不是收不到，而是監管人員不會讓通信的最後一步實現。不是法律不夠用，而是法律不管用，這才是法治的悲哀。
北京的看守所，雖然有預約，但經常人滿為患，提前幾天都不一定預約得到。深圳福田看守所，我特意提前很多天預約，全部滿員，而且會見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和一個小時兩種。現場去吧，有的必須起很早去排隊，我親眼見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律師，在北京第一看守所門外的烈日下等候，而且完全沒有遮陽傘。你想象中的律師是西裝革履的，現實中可能是衣衫襤褸的。律師的權利和尊嚴，有些時候，完全得看有關部門的臉色。
有人性化的看守所，有律師休息室，甚至允許週六日會見，這都算福利了。會見實在是非常辛苦的差事。今年我有一個外地的案件，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就會被逼著去會見一次，有時只是家屬想讓律師去看看他，殊不知對於我們而言，一來一回至少一天就沒了。有些地方不通高鐵不通飛機的話，兩天都是快的。所有的看守所都像是建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巨難找。所以我能理解韓律師說的，為什麼不建在高鐵旁邊？
韓律師作為全國刑辯委員會的秘書長，直抒胸臆，炮轟律師會見制度的有關規定沒有落實，但真要落實起來，卻是難上加難。“打個電話不就解決了嗎？”哎，說得容易，可是讓看守所會讓被羈押的人通電話嗎？你連跟承辦檢察官、法官通電話都難，辦公電話不接或者沒人接是常態，接了還說無法核實你的身份，必須當面提交相關手續。
一直以來，就有一條河橫亙在律師和辦案人員之間。偵查階段，就算不是三種特殊案件，也時不時地限制會見，向檢察院提出偵查監督申請或羈押必要性申請，要麼沒回應要麼敷衍，少有成功的，法院一審排非走個過場，法庭上你辯你的我判我的，二審不顧律師反對書面審理，直接維持，我說的這些都是常態。幸運遇到一兩個開明的辦案人員，都恨不得感恩戴德。
可是，即便這樣，在輿論的眼界中，律師的形象也很少是正面的，要麼就是“替壞人說話”，要麼就是“把黑的說成白的”，要麼就動不動“訟棍”。律師不是冤案的製造者，而是冤案的申訴者，是正義底線的維護者，而製造冤案的某些公檢法辦案人員，卻是以“正義”自居的。將錯就錯，是正義，糾正錯案，還是正義。誰是正義，得看誰來定義。
中國的律師，經濟地位是有所提升，但法律上的地位，卻沒有什麼明顯的提升。就算是大律師，也深知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很少為了抗爭應有的權利衝冠一怒的。抗爭的該收拾的收拾了，該吊銷的吊銷了，剩下除了死磕派和勾兌派，大部分都是為稻粱謀的，韓秘書長這樣的畢竟少數。國外律師的尊崇和優越，中國律師眼前這些年估計是看不到了。我導師何家弘教授嘗言，“在刑事訴訟的流程中，公安是做飯的，檢察院是送飯的，法院是吃飯的”，後來有學生加了一句“律師是要飯的”。
“律師越是趟著風雪前行，標誌著我們的法治越是落後！”這句話我是贊同的。近些年來，藉著整頓，律師的權利不但沒有得到提升，反而處處受限。最該整頓的司法權力的冷酷與傲慢，卻在加強。律師，何時蹚過那條權利與尊嚴的河？這絕不是一句牢騷，而是這個前法治時代法律人的辛酸與無奈，尤其是律師的心聲。最堅守法治理念的人，我相信不在朝，而在野。可是，風雨再大，我們還是得前行啊，現在該蹚的水，也得毫不猶豫地蹚啊。
昨天開通的知識星球，第一批50人快速滿員，敬請期待擴展群成員。為防失聯，可以先保存上圖二維碼。趙德芳律師聯繫電話：1881019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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