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影響下人類的學習在發生哪些變化
記者：對學生來說，現在全世界技術含量最高的學習方式是什麼樣的？
祝智庭：據我瞭解，IBM開發了一個機器人助教吉爾·沃森（JillWatson），用於佐治亞理工學院開設的“基於知識的人工智能”在線課程來回答學生的問題，而學生沒有意識到吉爾是智能機器人。應該說它能夠代表當前人工智能在教育應用中的較高水平，它將機器智能帶入了認知時代。這使得開發者堅信，使用人工智能能夠實現規模化的個性化學習。當然這只是從技術含量上考慮學習的先進性。
其實，僅僅從技術層面考慮教育的先進性，未免有失偏頗。比如，現在教育界受信息技術界影響，也在大談“互聯網+教育”。說實話，這有盲目跟風的嫌疑。信息技術界所謂“互聯網+”背後的理念是，將信息技術滲入到各行各業，改變產業的結構與生產方式，特別是在服務業。在教育領域，技術帶來的便利性是必要的，但便利性並非教育的核心價值，給學生創造美好的學習與發展體驗才是核心價值。所以教育中採納技術具有天然的“慢性”特徵，因為教育從來都不是單純根據技術的需求來變革的。
記者：很多人說“技術引領教育變革”，技術帶給教育的本質變化是什麼？
祝智庭：我比較贊同“技術促進教育變革”的說法，這表明了先進教育理念引導教育變革的重要性。本質上講，技術首先是由人類賦能的（對技術設計者、創造者而言），而技術又倒過來起到為人類賦能的作用（對普通使用者而言），讓普通人由不能變為可能，由小能變為大能。
前幾年我提出了“技術促進教育變革的基本原理”。第一，由於技術改變了人類活動的時空結構，從而會改變人們的學習方式。第二，由於技術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表徵或表現形式，從而會改變學習者的認知方式。第三，由於技術改變了人類信息活動的社會主體結構、參與方式以及對信息資源的擁有關係，從而會改變參與者之間的教育關係。第四，技術提供了行為主體的智能代理功能，從而會改變學習的系統生態。第五，技術使學習資源具有無限複製性與廣泛通達性，從而可以極大增加人們的學習機會。
記者 ：人工智能使人類的學習發生了哪些根本性變化？
祝智庭：在學習方式方面，人工智能使得學習者可以在任何時空通過多種渠道學習，獲取知識不再侷限於學校教育；在認知方式方面，使得認知處於分佈式狀態，即認知不僅發生在頭腦中，還發生在人與智能工具的交互過程中；在教育關係方面，打破了教育的知識傳播平衡，引起教育者權威的削弱，加強了“以學生為中心”的關係；在系統生態方面，虛擬導師、虛擬學伴、虛擬團隊、虛擬教練、虛擬班友提供行為主體的智能代理，改變了以往學習主體之間及學習主體與學習環境的交互作用，改變了學習生態；在學習機會方面，因為網上提供的開放學習資源可以廣泛共享，使得人們接觸優質資源的學習機會大大增加。
記者：在學校教育中，人工智能引發的學習方式有哪些？
祝智庭：此前我在智慧學習生態論述中提出了四種智慧學習方略，分別是班級差異化教學、小組研創型學習、個人自主適性學習、群體互動生成性學習。如果從教育理念方面考慮，當前最先進的當數群體互動生成性學習，特別是當它和深度學習理念融合後形成的模態，因為其涉及個性化、協同化、體驗式、探究式等先進理念。比較容易實現的是基於精準教學設計的班級差異化教學，而小組研創型學習和個人自主適性學習還處於初級水平，更別說群體互動生成性學習了。這不僅僅是相關技術缺失問題，更是先進教學設計缺失問題。
從根本上講，技術在教育中的價值不是由技術決定的，而是由學習設計者決定的。你可以用技術讓學生瘋狂刷題，變成應試教育的“幫兇”；你也可以用技術創設情境，讓學生獲得較好的學習體驗，培養其發現與創造的潛力。另一方面，在教育中未必用了高技術就有高產出（學習成效），有時小技術也能發揮大作用。所以，在教育中使用合適的技術才是好的。
人工智能會催生教育形態和組織發生哪些變化
記者：現在與信息技術相關的教學方式有哪些？
祝智庭：在教育技術領域，大數據出現之前已經出現了四種研究範式：計算機輔助教學，讓計算機當助教；智能導師系統，讓計算機當家教；讓兒童用Logo語言來教計算機（Logo-as-Latin，Logo語言邏輯嚴密性猶如拉丁語，所以這種範式有助於發展兒童思維能力），讓計算機當學生；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CSCL）。智能教學系統起源於人工智能，早期主要關注系統教學能力，在大數據時代則更多地關注學習服務，由此增加了個性化和自適應兩個新元素，這與新出現的第五種範式個性化適性學習是很吻合的。
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學習技術的發展，教育技術正在出現第六種範式——機器自主學習。如果真的達到了，人們就會意識到，既然基於知識算法的機器人能夠輕易超越我們的邏輯思維能力，教育為什麼不讓學生轉向審辯思維、創造思維發展呢？高考為什麼不多用一些面向本真問題解決的綜合能力測試題，增加表現性評價呢？這時候，技術促進教育變革的真正意義就更為明顯了。
記者：這樣的學習方式使學習的組織形式發生了哪些變化？會影響到更大的社會組織結構的改變嗎？
祝智庭：人工智能下的學習組織形式，將在“學生為中心”的基礎上更加關注“素養為基、能力為本”。因此，學習組織形式會越來越靈活、多樣，甚至出現生成性特徵。具體講，人工智能下的學習組織形式將依據“個體特徵”“當前表現”“個人需求”三個層次呈個性化生長態勢，因此學習的組織形式也將無法提前預設。慶幸的是，這種生成性是可視化的，並且教師也可在其中起到引導者、幫助者作用。
另外，在人工智能的賦能下，個別教學與班組教學的形式將同在，現場學習與脫境學習的形式也將同在。個別教學與現場學習是人工智能的強項，而班組教學與脫境學習是教師的強項。人工智能下的學習組織形式的變化，其實是“人機雙師”協同工作的結果。
這種人機協同誘發的系列變化，當然也會影響到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革。比如，學校、社區、社會的組織結構將以精準、高效的服務為導向，組織結構將從“機構為中心”演變為“人為中心”。
記者：學校制度要相應發生哪些變化？
祝智庭：具體來說，首先，建立學校信息化應用制度，根據自己學校的校本特徵，適時、適需、適量購置。其次，建立數據驅動的無縫管理制度，精簡、高效地為師生服務。再其次，建立智慧型教師專業發展制度，比如教師角色精細化制度、智慧型團隊組建制度等。最後，建立智慧測評、以評促學制度，這是開展個性化與自適應的基礎，更是數據智慧轉化教學智慧的前提。
記者：未來學校會是什麼樣的？
祝智庭：我知道很多人說“未來學校已來”，所以最近做了一個關於美國基礎教育領域未來學校的專題研究，確定了四類“未來學校”：第一類是美國硅谷精英創辦的高科技理想學校，例如微型聯校、高科技特許學校、可汗實驗室學校。第二類是虛擬學校，是全日制在線學校，美國大多數州都有覆蓋。第三類是以工程技術課程（STEM）為主的學校，美國各州都有許多實驗校。第四類可以冠以“另類創新學校”的名稱，跳出技術看教育革新，例如由哈佛教育研究生院與邦德公司合辦的野趣學習學校，自1991年開始，已在全美髮展了165所；美國加州首先開辦的達芬奇學校，採取校企聯辦，生涯定向的辦學方針，下設創新學園、傳媒高中、設計高中和科學高中；美國私立學校聯盟開始探索高校錄取新模式，為每個學生做一份數字化檔案，已有80多所著名高校承諾，一旦數字化檔案做到可行，高中生無須高考就可能被錄取了。
教育創新可以有不同路徑，不要迷信技術，也不要漠視技術，允許多樣性實驗才是可取之道。
人工智能會促進人類思維“進化”嗎
記者：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所催生的這些新學習方式，會影響到人的思維發展嗎？
祝智庭：無論是吉爾·沃森輔助的個性化在線學習，還是智慧教育的四種智慧學習方略，基本上突破了課堂時間和學校場地的侷限。這使得全時空學習變得可能。這樣，佔比較大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可以在課外或校外解決，而課堂可以培育更為高階能力，如分析能力、綜合能力、創造能力等。
以美國學者斯滕伯格的思維三元理論來看，傳統的授受教學方式注重“審辯—分析性思維”的培育，而上面幾種學習方式新增對“創造—綜合性思維”和“實用—情境性思維”的培育。其中，第一類思維適於解決熟悉的問題；第二類思維適於解決相對新奇的問題，這類人善於提出自己的見解，採用獨特的策略解決問題；第三類思維適於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這類人能夠很好地滿足社會和工作的需求。具有三類思維能力的人，恰好是智慧教育所說的智慧人才，他們有能力處理好現在和未來遇到的問題。
記者：這樣的學習方式，會影響到人腦嗎？會改變腦神經的結構嗎？
祝智庭：人腦結構是受生物基因與文化基因雙重影響決定的，學習過程就是腦細胞連接的新生與重生的過程，因此任何一種學習活動和方式都會影響腦結構。以深度學習為例，人工智能領域中的深度學習與淺表學習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深度學習涉及的人工神經網絡的隱層數較多。很多學者都在講，深度學習就是為遷移而學的學習，這只是表象。本質上講，人類的深度學習應該是激發更多人類神經元參與的學習。參與的神經元越多，感官得來的信息越能抽象形成為更高級的意義。意義級別越高，越接近事與物的本質與原理。只有觸及本質與原理時，遷移才有可能。這兩個領域中的深度學習是相通的。有時候，人腦結構甚至會產生突變（萌發作用）。在智能化時代，可以用“聯通主義”理論來解釋學習現象——連接即學習，既包括自己腦內的連接，也包括與他人他物的連接。
任何創新都具有風險性，很多科學技術已經使人變得越來越“懶惰”。在“方便、快捷、足不出戶”等生活時尚下，人們的身體運動技能確實有所退化。腦電波傳感與控制技術現在已能使人類通過“意念”來控制無人機的飛行。當有一天，人們可以通過“意念”來控制任何物體時，也許我們連手指都懶得動了。
雖然運動技能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的智力是在提高的。當人工智能幫助人類處理規則確定性、動作機械性、過程重複性的日常事務，人們將會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進行富有情感性和創造性的活動。另外，現在已經出現了人工智能產品（比如腦機界面技術產品）植入人體內拯救癱瘓、中風患者，彌補色盲缺陷的現象。
在人工智能技術、腦基學習理論進教育的時代，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更有指導意義。
記者：人類怎樣與人工智能“友好”相處呢？
祝智庭：我對人機關係的基本立場是人與機器分工與協同，不妨確定一個“底線思維”：把適合機器做的事讓機器去做，把適合人做的事讓人來做，把人機結合起來能做得更好的事讓人機一起來做。這也是我們團隊關於智慧教育的核心觀點。其實，人工智能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人類服務的，這是人類創制人工智能的初衷，這個初心不能忘。
不可否認的是，任何創新都會伴隨風險，而人們對創新的風險預估似乎普遍不足。在人們的職業技能與素養還沒有做好轉型前，部分崗位被機器取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特別是韓國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被人工智能打敗後，人們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觀點：如何抗衡人工智能。其實，在計算機擅長的領域中，與其和機器較勁，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擅長的領域，比如創造與想象。這樣，人類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並且利用好機器的專長，豈不是更加美好？
記者：在教育領域會怎樣？教師會被人工智能代替嗎？
祝智庭：教育既是服務業，又是文化事業，也是社會現象。從服務業角度，機器的可替代性較大，比如教育的供給側—需求側關係，通過研究可以越來越清晰，基於這種關係的解讀，知識講授已經可以定向配送服務了。
作為文化事業，教育是個複雜系統，它是科學性、技術性、藝術性和人文的有機統一。人工智能技術的作用體現在四個方面：替代、增強、調整、重構。以此為序，替代與增強作用對教育生態系統的副作用較小，而調整與重構作用對教育生態系統的破壞作用難以預測，所以要謹慎對待。在文化事業中，我主張關注人機協同作用，人工智能製品可以成為師生的助手與同伴。
作為社會現象，教育是人類終極難題，因為所有教育問題都是社會問題，所有社會問題都可與教育相關，所以教育是個超複雜生態系統，人工智能可以在許多不同生態位上起多樣的、動態的作用，目前誰也無法預料，或者永遠無法完全確定。
從目前來看，無論智能機器人如何發展，充其量是“有知識沒文化”的人類代偶，而教育工作者應該既有知識又有文化，大可不必在人工智能浪潮面前驚慌失措，更不能被商業炒作搞得“神魂顛倒”。當然，教師角色與能力結構都要與時俱進。若干年後，不懂人工智能的教師將無所適從，懂得人工智能的教師將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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