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後，敬一丹寫了三本書，分別關於職業生涯、工農兵學員經歷和家族歷史，構成“回望三部曲”。她出席籤售，與讀者交流，生活依然忙碌，母親常說她不像退休，她自己更願意稱之為“轉換”。（磨鐵圖書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8月16日《南方週末》）
每天上午，敬一丹都去復興門看望92歲的父親。不久前，老人突然問她：“你叫啥？”她幾乎落淚。
父親高齡後曾骨折一次，敬一丹著急，但“相信他會好”；現在看父親一點點失去記憶，她“覺得不可逆，特別受不了”。她小心回答：爸，我的名字不是你給我起的嗎？意思不是一片丹心嗎？她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遞過去，“希望他以後能想起來”。
與父母相處，是敬一丹退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4月，她告別主持了20年的《焦點訪談》。節目元老康平曾叮囑她，退休後得做計劃，“沒做計劃，十年就過去了”。三年下來，她發現自己終究不是善於謀劃的人，更多是在“順應”。
敬一丹寫了三本書，分別關於職業生涯、工農兵學員經歷和家族歷史，沒有計劃，卻構成了“回望三部曲”。2018年8月12日，在廣州的南國書香節上，一位中年讀者提著一摞書來見她，“他覺得這些書的作者都是一起的”。書在籤售臺上攤開，作者分別是敬一丹、白巖松、水均益等。果然，都是老同事。
從前在話筒前，敬一丹時刻提醒自己，每一句話都是“小我和大我的結合”。“話題是公共的，根本的把握是電視臺，但是你的表達是儘可能個人化的。”
在家裡，敬一丹有時會嚴肅地板起臉，丈夫就抱怨：你別給我來“焦點訪談”。父母年事已高，她又主動訪談他們。和父親聊天，她用手機錄音。2011年，她在給父親的生日賀信中附上“採訪提綱”，請他筆談人生過往。
父親的回答收錄在敬一丹的新書《那年 那信》裡，書中整理了1950年至今的1700多封家書。父母一同作序：“我們想象，面對這些信，年長的讀者會覺得熟悉，兒女的同齡人會有共鳴。年輕人呢？如果他們能從中看到一代一代的來路，我們就很欣慰了。”
“她不能對過去有很多空白點”
敬一丹的母親韓殿雲喜歡微信，她把家庭群的聊天記錄手抄下來，反覆回看。“我說媽你抄這個幹嘛,她就覺得白紙黑字很踏實。”敬一丹理解，這是母親的精神支柱。一直以來，韓殿雲保存所有家信、日記，重要日子的日曆頁，甚至孩子小時候的成績冊，“對一切有字的東西特別珍惜”。
多年前，韓殿雲工作的黑龍江省公安廳被“造反團”接管。她連夜回家翻看，“把談情說愛內容多的，工作情況寫得多的，對形勢有看法的，內容有可能犯禁的信件，全部挑出來”。她和丈夫商量，把這些信件連帶著年輕時的日記和老照片，一併燒燬了。
韓殿雲留下了永久的遺憾。餘下一千多封家信，她丟掉信封，只留信紙，妥善保存在床底的木箱裡。家人把它們選編成冊，作為家庭讀物。
剛加入央視評論部時，敬一丹接受媒體人朱偉採訪，無意中聊起少年時的信。朱偉對這些信件饒有興致，內容都是日常瑣事。
如1972年春節，敬一丹12歲的弟弟寫信，列舉憑票配給的年貨，半斤雞蛋、半斤大魚、半斤花生等等，“一個一個都是’半’”。敬一丹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接著說道：“小心翼翼的生怕失去，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沒有了。沒有安全感，這是我成年以後意識到的。”
有一天，孫輩見到韓殿雲寫字，驚訝地問：奶奶你還會寫字啊？“你奶奶豈止會寫字啊，你奶奶是個老公安啊，她所經歷的事情，後代不知道。”敬一丹回想。
敬一丹在河北錄製節目，一位嘉賓說，經常不知道該和家裡老人說什麼，只能沉默以對。爺爺忽然問他，是否知道家裡過去是做什麼的。他原以為自己知道，聽爺爺講了上幾代的故事，才發現不瞭解的事情太多了。
給研究生布置作業，白巖松經常讓他們畫出自己往上數兩代人的家譜。他曾說，如今十個年輕人裡，九個寫不全祖輩的名字。
種種見聞促使敬一丹決定出版家信，傳給下一代。原信年代久遠，零零散散，她加以整理，添上背景介紹，以“信中信”方式，每篇挑選一位後輩，以給其寫信的方式敘述。“都寫他名字了，他會看的吧？”敬一丹說，“這又不是教科書，何況我們教科書有很多都不講。”
“她要知道了，一定會更好，她知道了，就知道來路，也知道這個路上會有什麼樣的坑坑窪窪。”敬一丹也怕女兒忘記，她在書裡寫了饑荒，家中被搜查的往事，“我不希望她再遇到那些情景，她不能對過去有很多空白點吧。”
當年要刊登信件，經過一番勸說，韓殿雲才答應。她嘀咕：“別弄得滿世界都那個，誰家沒有啊。”這次敬一丹把信件編成書，她不再反對。寫一段給她看一段，她還會做些糾正。
敬一丹身邊也有不少同輩人背過身，不願再回望過去。她知道自己是知青中的幸運者，比她年長些的，“十幾年沒回來的那種人”，對過往的感受會大相徑庭。有次談起家中被搜查的往事，旁邊一位同齡人說，自己家被搜了17次。
“他怎麼會很輕地說這句話呢？如果更痛的那種呢？”敬一丹還願意記錄和回憶，“跟程度有關嗎？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有一天我看這些信麻木了”
在央視復興路老臺東門，北邊曾有個窗口，專門收取來信。臺裡規定，主持人不能在門口接待來訪者。某年除夕前一晚，敬一丹下班經過，看見寒風裡站著幾個人，巴望著窗口。
莊永志2003至2009年擔任《焦點訪談》主編，隔幾天去趟收發室，用小推車把給欄目組的信拉回去，每次都是滿滿一個大塑料袋。信無論寫給編輯部、記者還是主持人，所有工作人員都可以拆。
莊永志敬佩敬一丹，原因簡單：她願意採訪，經常看片，是看信最多的主持人，“說起來都是常識，但是很多人根本做不到”。
只要寫著“敬一丹收”，敬一丹就覺得自己有義務看。一度，她的辦公桌上每天有幾十上百封信。信封大多皺皺巴巴，郵票被粘得髒兮兮。有些信抬頭寫“焦點訪談青天”，落款留“信任你的人”。寄出地址越長，大約來自越偏遠的角落。“某省某市某縣某鄉某村村民小組，到底了，再也沒有了。越中心地帶字越少，比如說中央電視臺五個字，不寫郵政編碼都能收到。”敬一丹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敬一丹想象，有些信的主人不會寫字，託人寫信；有些信從異地寄出，也許為了避開當地人，或是讓在外上學的孩子幫忙寄出。
早期《焦點訪談》和《實話實說》在同一個樓道里辦公。敬一丹看信，常拍案而起，到《實話實說》主持人崔永元那兒一看，都是快樂、有趣的話題。“大家都把有趣的話題告訴小崔，把頭疼的話題告訴我，我不是更應該抑鬱嗎？”她幾年前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說。
母親勸敬一丹：世界這麼大，哪能沒有一點壞事呢？“看看我收到的信，再看看小崔收到的信，再把平常的日子加進來，把《感動中國》加進來，這才是接近真實生活的。如果我總是面對著《焦點訪談》，我太有可能抑鬱了。”敬一丹說。
這些信起初讓敬一丹感到被信任，久而久之產生了無力感。“我當時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看這些信麻木了的話，就不幹這個了。”敬一丹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即使無力，你也有感，那就說明我還配在這個位置上。”
同事李玉強建議敬一丹，不如把這些信編成一本書。1998年，敬一丹出版了這本書，起名為《聲音》，選登大約180封觀眾來信，她評論分析。出版社做版權登記，主管部門猶豫不定：這本書算什麼類別？以前沒有這樣的書，它最後歸為“新聞評論類”。
去各地書店籤書，讀者隊伍裡總有人送來新的信，裡頭總是投訴材料或採訪線索。
敬一丹連續多年和新入臺同事交流，她會告訴他們，這份職業裡不僅有享受，更有承受甚至忍受。“這樣的信成年累月地收，真的需要一種承受力。”
做完《聲音》以後，敬一丹舒了一口氣，彷彿寫了封回信。不久後，她又收到一位大別山年輕人的信：“書中的來信，只是部分農民能夠反映的。”
敬一丹曾設想，每隔五年或十年，可以出版《聲音2》《聲音3》……“連續下來，它不就是一種社會記錄嗎”。但她沒有繼續下去，信裡反映的種種問題還在。
信件也明顯減少了，言路變得多樣，“有了那麼多的網民，他們有了自我表達的可能，我們原來的代言意識，和人家對我們的代言期待就發生變化了，他自己發言了。”敬一丹說。央視東門的收信窗口後來也關閉了。
敬一丹與同事白巖松、方宏進。他們都曾主持過《焦點訪談》，這檔電視節目創辦於1994年，以“用事實說話”為方針推動社會進步。（資料圖/圖）
“這兩種忘記我都不喜歡，所以我要記錄”
儘管對傳統信件有特殊感受，敬一丹對新出現的媒介形式也不排斥。
職業生涯尾聲，敬一丹趕上了新媒體興起。第一次在節目裡說“請觀眾朋友關注我們的微博微信客戶端”時，“有點新鮮和興奮。”敬一丹對媒體回憶，“雖然我失去一點踏實和安全感，但是增加了‘後有來者’的那種興奮。”
央視新媒體找主持人讀詩，敬一丹主動說自己可以讀節氣。她選讀了《微讀節氣》，書裡是朱偉在微博中隨節氣變化發佈的生活隨筆。配音在央視老臺一間機房裡，責編李偉用手機錄音，沒有話筒、調音臺。敬一丹反覆問：行嗎，真行嗎？李偉只是笑笑，她分析那笑裡的意思是：“大姐呀，這就是今天的話筒啊。”
去大學講座，敬一丹不解地問在場學生：既然你們不怎麼看電視，都撲向新媒體了，為什麼還願意和一個曾經的電視人交流呢？一個新聞系男生回答：我們現在是都用數碼了，可是我們要看到柯達膠捲的話，也會覺得很親切的。“噢，原來我就是那柯達膠捲。”她說起這件事就樂。
剛退休那陣，總有人問敬一丹怎麼應對新媒體。她一律回答：這事留給白巖松、勞春燕他們去操心吧。她說自己不拒絕其他表達方式，它們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每年記者節，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都召開論壇，敬一丹和白巖松常作為特聘研究員參加。2015年的論題是“風動心不動”。“這一聽就是‘白氏’語言，白巖松的語言。‘風動’，媒體急劇變化，然後我們內心不動。”敬一丹解讀道，“但是這個不動也得動。”
三年來，出版社安排的新書宣傳裡，敬一丹發現開始還有很多“傳統媒體”，“短短三年，新媒體（變得）特別多”。近期，她錄製了於地鐵口播放的音頻，參加了網絡視頻節目“一席”的演講。“我原來孤陋寡聞，不知道‘一席’的讀者是買票的。其實那是一種互相尊重的空間，臺上人和臺下人都特別專注。”她望著黑壓壓的觀眾，與面對話筒和鏡頭的感覺截然不同。
敬一丹一口氣背出了自己在演講中的一段話：
人會忘記的，記憶是自然的，它也會減退的。還有一種忘記是主動地忘，看到那些鬱悶的事，痛感的事，有的人就會說：哎呀，過去就過去了，記它幹嗎？這兩種忘記我都不喜歡，所以我要記錄。
演講從新聞實踐談到自己的家書，敬一丹認為有些事情從未改變。標題原先叫“記者的記”，自她的職業開頭，最後改為“我就是想記錄”。
在敬一丹的微博底下，仍有不少評論是伸冤投訴，“把這當成《焦點訪談》投訴站了。”不過，她退休後很少再用微博。
“還有很多抱怨是嗎？”敬一丹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兩遍，她坦承現在感覺“不像當年那麼強烈”，“手寫的信就是不一樣，讓人更有面對面的氣息的感覺；（網絡）就是更加的嘈雜。”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