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给程永新的信
苏童给程永新的信
余华给程永新的信
王朔给程永新的信
王朔给程永新的信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张耀尹
1980年代初期，在《收获》当文学编辑的程永新，收到苏童寄来的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从此，他们开始了20多年的交往，从青年一直交往到了中年。“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友情还会往前延伸，这是因为苏童的宽厚，因为苏童的重情重义。”
作家人品与作品质量是怎样的关系，是一个老课题。马原曾经跟程永新说，如果一个作家“人不怎么样，作品好不到哪里去”。程永新提到，虽然有一些反过来的例子，比如说瓦格纳，但是马原的说法是对的，“用远一点的眼光来看，我还是觉得这个做人很重要。”
从1983年进入到纯文学杂志《收获》工作，程永新不间断的文学编辑生涯已经有35年。他见证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早期代表作的诞生过程。如王朔、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等这些名动文坛的当代作家，其青年时代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出自程永新之手。
浸润一线文学圈30多年，程永新与形形色色的作家打过交道，并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文学上的同道，生活中的好友，彼此通信，文心相应。
多年后，程永新每次翻看他与王朔、余华、苏童、马原等作家的通信，感触很深。对那个文学繁荣的时代，充满怀念。
他想起来1980年代，他、马原、陈村、余华到格非在华东师大的宿舍谈文学，晚上还会翻学校大门去外面喝酒。“大家对文学真是充满热情。他们一个一个，音容笑貌，都在我眼前晃动。”
程永新还感受到，作家们性格各有特点，艺术风格也彼此有别，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
在出版方的建议下，程永新将与作家的来往信函原貌以及与这些作家交往的细节、感受、评价，收录进一本书《一个人的文学史》。2018年8月，程永新再次修订了这本书。
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程永新将这些作家来信原件，用影印的方式给予收录展示。其中既有名作诞生的宝贵史实，又蕴含着作家们认真思索认真做人的真实信息。
多年珍藏的信函，让读者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作家们有一个真实可靠的印象，书中有的仅只字片语，有的也只是一些往来的合作事宜，但却能在一字一句间洞悉作家们认真思索，认真做人的真实信息，细腻地呈现了一个文学编辑眼里的真实的中国当代作家群像。
“苏童有大聪明、大智慧，但是他喜欢过一种平常的老百姓生活”
程永新与很多作家都是好朋友，但他对苏童的情感，显得格外深厚了一些。
在书中，他写道：“苏童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面对大红大紫时的那种态度。上帝并不眷顾每一个人，这就是当他突然眷顾谁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张皇失措的原因。”
程永新讲了一件往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刚刚上映的时候，苏童的书大卖特卖。
台湾一个出版社，来了一群人要出苏童的书。他把苏童从南京请到上海，饭桌上，那些台湾的同行对苏童是赞赏有加，一群优雅的女编辑全是苏童的粉丝，桌上好菜不吃、好话说尽。
“苏童俨然是大将风度，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好话谁都愿意听，有人表扬总是好事，但是我说的是，苏童表现得非常得体，一点没有失态。我讲他没有失态，不仅指场面上，更指的是内心。有些作家稍有了点名，得到一点老百姓赐予的好处就沾沾自喜，就把尾巴翘起来。苏童身上天生有种贵族的气质。生活和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一个高处，他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做出失态的事情，对人永远那么的宽容，那么的平和。”
浪潮不会永久悬在半空中，它也有渐渐往下落的时候。一个作家也不可能一生中都在写辉煌的作品，也有低潮期。像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在高处，也不可能永远走背运。
走过当年大红大紫的时光，关键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平淡期。如今苏童的状态，让程永新依然欣赏：“用马原的话说，苏童是稳稳地落下来，确实是稳稳落下来，重新调整心态和状态，不放弃、不抛弃。有一次，苏童喝得有些微醺，对我说，他就是希望到年老的时候，与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著作等身。这是了不起的计划，但是他却把这看作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
程永新对苏童作品的欣赏，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像苏童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中的某些篇什，长篇小说像《我的帝王生涯》《米》，拿到美国、拿到欧洲，跟世界健在的一流作家的作品放到一块也毫不逊色。”
他透露，苏童对美国的电影研究很透，他研究很透但从不去写电影。“他家里面的录像带，过去没有碟片，只有录像带，保留了各个时期美国电影的代表作。”
程永新到南京会去苏童家看片子，“偶尔也打打麻将，聊天喝酒谈小说。苏童有大聪明、大智慧，但是他喜欢过一种平常的老百姓生活。”
“王朔他们策划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没请我去，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
谈到中国当代小说，不能不提王朔。
有一年，程永新在《当代》上看到王朔刚发表的小说《空中小姐》，觉得作者的叙述故事能力很强，而且作者用新北京口语写作，小说里有一种对传统的挑战，一种对既定生活的消解。
他就给王朔写信约稿，王朔给程永新寄了一篇叫《五花肉》的小说。
两人开始通信，针对小说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其中，更换题目是最主要的话题。在程永新的建议下，王朔新起了3个新名字。程永新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顽主》。
《顽主》发表后，北京的文学圈竞相传阅，王朔成了突然闯入文学界的一匹野马。
程永新对王朔的文学路子是理解的，“王朔对传统文化，知识阶层，有自己非常个性的看法。他写小说是为了打碎和消解，但又通过影视剧来重新建立一种文化秩序。”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王朔性格非常个性。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程永新有这样的回忆：“有一天，我正在杂志社上班，突然走进来一个理平头的人，穿着拖鞋，一口京腔，说哪一个人是程永新呵。当时我心里非常反感，怎么穿拖鞋来编辑部的呢？后才知道此人就是王朔。见面简单聊几句，王朔说，你去北京找我玩啊。后来，王朔他们策划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没请我去，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要不，我就可以把王朔当年的造访策划进电视剧了。”
程永新与贾平凹情谊甚笃。在与程永信的信件中，关于《带灯》修改事宜的信件就有3封。贾平凹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不断地感到抱歉。从中可以看出贾平凹创作严谨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热爱。
贾平凹海在信里透露，有其他杂志得知他写了此稿，不停催，并开出高价和评各类奖的事。“我说我给永新了。”
可见，名利之于贾平凹在与友人的情谊下，显得微不足道，一句简短的回答，直接表明了清晰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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