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張穎鈺 劉嘉穎 王伊文
唐青青 程民明 張效廣
文字 | 張穎鈺
全文共8231字，閱讀大約需要18分鐘
在剛結束汶川地震報道的幾個月裡，《財經》記者李微敖經常從噩夢中掙扎著醒來。他又夢到了震區，福爾馬林和腐臭的強烈氣味向他撲來，灰白色的廢墟上堆滿了屍體。
2008年，李微敖還是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生，他正在為工作的事情猶豫不決。5月12日，李微敖乘坐的列車在重慶中轉。按照原計劃，他將在這一天到達北京，去《財經》雜誌社商量工作。
當天下午2點28分，《財經》雜誌社的記者們正在開下午例行的選題會，雜誌社所在的樓房突然劇烈地顫動了幾下。“地震了！”強烈的震感讓記者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他們沒有下樓躲避，不斷地在網上刷新消息，查找震中的所在地。
很快，中國地震臺網發佈消息，震中位於四川省汶川縣，震級為8.0級。
國難當頭，大地震改變了中國所有媒體此後幾個月的工作重心。《南方週末》地震前方統籌鄧科回憶道：“對很多媒體來說，甚至二三十年間，沒有遇到過這樣量級的新聞事件，也沒有經歷過如此巨大的新聞投入、如此艱苦的職業歷險、如此嚴峻的專業與倫理的挑戰。”
震後十年，中國新聞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些曾經報道汶川地震的記者們，少數人還堅守在新聞業，奔忙在調查報道的第一線。更多的人選擇離開新聞業，或是跳槽去互聯網公司，或是投身公益，或是自己創業。記錄他們在汶川地震中的報道經歷，不僅有紀念的成分，更有質疑的意味；他們的堅守或是轉型，亦可以為這十年的變化提供一個註腳。
“千方百計抵達汶川”
大地震發生後，還沒來得及開完《財經》的選題會，歐陽洪亮就立即被編輯部派往震區。考慮到災區的通訊障礙，時任《財經》主編胡舒立讓他帶了一部海事衛星電話，這種電話依靠衛星系統傳輸信號，在災區也能將信號傳出，是當時國內媒體少有的設備。災區信號時斷時續，前後方失聯的狀況經常發生，記者們通常要走回成都、綿陽市區才能發稿。
原定於飛往成都的航班改飛重慶，歐陽洪亮經歷了十幾個小時的周折才到達成都。他記錄下成都市區的傷亡情況，用衛星電話口述進入災區的見聞，第一時間發回稿件。
胡舒立的辦公室成了汶川地震的後方指揮部，辦公室牆上掛著巨幅地圖，一個個紅色按釘標註出前方記者的位置。地震發生第二天，編輯部決定增派記者，地震報道後方指揮張進地震當晚就給李微敖打電話：“你不用來北京面試了，就留在成都當記者吧！”
李微敖就此“火線入夥”，以實習生的身份加入《財經》地震報道的隊伍。
通往汶川的道路已經中斷了，編輯部命令歐陽洪亮“千方百計抵達汶川”。張進時刻關注著不斷刷新的災區動態，他察看地圖時發現，四川省彭州市是離震中映秀鎮最近的地區，從地圖上看只相隔五十多公里。他讓歐陽洪亮先到彭州，再徒步至映秀。
歐陽洪亮來到彭州卻發現，彭州和映秀之間隔著高山，海拔至少有三四千米，山上是茫茫的密林和皚皚的白雪，“根本就翻不過去”。他只好折返到都江堰，跟著軍隊一起，沿著岷江往映秀的方向徒步前進。
屍體不斷地從江面上漂過。岷江水流很急，兩邊是海拔兩三千米的高山，山腳遍佈著損毀的公路和被滾石砸穿的汽車。“餘震來的時候真的只能靠天命了”，歐陽洪亮說，“前後都是人，你也沒地方跑。” 14日晚上9點30分，歐陽洪亮終於到達映秀。
同一天到達映秀的還有《新京報》記者呂宗恕。地震發生時，他剛好在成都採訪，正走在去採訪的路上時，強烈的搖晃感突然襲來，屋頂的瓦片紛紛碎落在地，人們驚慌失措地跑到街上，其中一些人還穿著睡衣。出於記者的職業本能，呂宗恕爬上一座七八層的寫字樓，在高處定格下地震發生瞬間的城市全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裡擠滿了慌亂的市民，從高處望去，只見一片烏泱泱的人海。
14日傍晚，呂宗恕到達映秀，緊隨其後的是《南方日報》記者趙佳月和楊曦，他們到達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在震區，趙佳月穿著一件藍色衝鋒衣，這是同行的都江堰市市民周興檸給她的。三人在都江堰市相遇時，周興檸正坐在車裡哭，地震當天，她的丈夫去映秀開會，生死未卜，她決定去映秀尋夫。聽聞趙佳月也要去映秀，周興檸讓她立刻上車。車開到紫坪鋪水庫，三個人翻山走進去。一路上餘震不斷，趙佳月正趕上生理期，她沒有任何休息的機會，累得“差點虛脫”。
2008年5月14日，趙佳月徒步進入映秀，腰間繫著藍色衝鋒衣。楊曦/攝
趙佳月在地震當天就收到了前往災區的命令，事實上，整個南方報業集團都對汶川地震的報道高度重視。聽說地震的消息後，《南方週末》科學版記者朱力遠判斷地震規模不會小於唐山大地震，編輯部認為這是“天大的新聞”。在編輯鄧科的印象裡，那是《南方週末》第一次買了兩部上萬元的衛星電話，要“為了採訪不惜血本”。
地震當天，《南方週末》在成都的記者曹筠武、孟登科被立即派往前方報道。5月13日，《南方週末》安排十多位記者入川，編輯部決定在14日出一期關於汶川地震的號外。曹筠武和孟登科13日一大早踏上了去映秀的路，沿途採訪尋親和逃難的人群。山體滑坡掩埋了公路，他們只能跟著人群翻山，沒有任何物資和裝備，全靠體力和精神支撐著。
這期號外被命名為《逼近震中》。為了表示哀悼，《南方週末》號外的報頭從左上角降到了中間，相當於“降半旗”。
地震發生當天晚上，《南方週末》記者李海鵬看著網上不斷刷新的死亡人數，眼淚流了下來。經歷過礦難、沙蘭鎮水災等一系列災難採訪，親眼見過礦工的屍體和悲傷的家屬，他更能理解災難的殘酷。他第二天就發短信告訴編輯，自己想去四川採訪，如果需要的話可以隨時出發。
此時，《南方週末》的報社群裡充滿了“請戰”的帖子，記者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想上“前線”的強烈意願。“優秀新聞人的新聞衝動，是南周榮光所繫”，時任《南方週末》總編輯向熹在論壇中回覆：“南周不僅追求在此役中勝出，更追求以我們的方式對這場災難進行記錄。”
廢墟之上的真實
14日晚上，《南方週末》的十多位記者在成都一家酒店聚首，討論路線分配和報道思路。
地震波及範圍廣，汶川、映秀、北川、綿竹、什邡、青川等地都是需要報道的重災區。汶川是震中，又不清楚具體情況，大多數記者都希望能去汶川，記者們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一些爭執。
南周的地震前方統籌鄧科有兩條分配記者的原則，第一，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到達，第二，能夠寫出高質量的報道。“那應該是南周曆史上最豪華最專業的團隊，在很多事情上大家會有默契的。”鄧科說。
經過商議，曹筠武和張悅負責汶川的報道，傅劍鋒和孟登科負責映秀的報道。之前有人去過北川，但沒有進到縣城裡，記者們以為北川的災情不是特別嚴重，沒有人主動要求去北川，李海鵬和陳江最後接下了去北川的任務。
地震發生之初，信息十分閉塞，記者的一切見聞都可以成為新聞。兩天之後，“看一眼新聞”的報道形式難免面臨碎片化和同質化的窘境。“我們要有史詩感”，鄧科認為報道災難的方法論同樣重要，災難對不同階層的人的影響，災難中的政權運作模式，災難之下人和社會的真實狀況，都是《南方週末》應該關心的問題。
“核心就是要獲得真實的一面。”誠實冷靜的記錄，不遮蔽，不過濾，不疏忽，成了《南方週末》地震報道的宗旨。
被地震摧毀的北川中學。圖片來源於網絡
到了北川，李海鵬才發現這裡的情況和之前想的完全不同。北川縣城位於四面環山的山溝裡，縣城與外界的聯繫僅有一條翻山公路。地震發生後，公路的城邊一段被擰成麻花狀，另一處被滑坡體阻斷，北川縣城幾乎與外界隔絕。垮塌的山體加上泥石流，把縣城的一半蓋得嚴嚴實實，八成建築化為廢墟。根據北川縣抗震救災專場新聞發佈會上的數據，北川共有15645人死亡，4311人失蹤，9000餘人受傷。
李海鵬看見傾斜的樓房一個個摞起來，有的樓房甚至變成了波浪形。再往前走，每一步都是屍體，一股混合著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在縣城中瀰漫開來。樓房依然保留著地震時倒下去的姿態，李海鵬站在廢墟上，腦海裡浮現出北川縣城被毀滅的瞬間。
“在山口外，人們更多地獲知北川創造了多少奇蹟，但事實上大多數尋親者得不到迴音，大多數救援也只能以失敗而告終。”在北川，李海鵬看到的救援情況並不理想，北川的救援主要依靠武警，但他們缺乏專業救援培訓，比不上消防隊員這些專業的救援者。再加上道路不通，重型機械進不來，只能靠人力的救援顯得毫無章法。李海鵬沒有親眼看到廢墟中的人被成功救出來。
48小時後，高強度的救援工作讓武警戰士顯露出疲態。“任何一個人在那種環境下，搬石頭，拿鋼釺，敲石板，48小時後都會非常疲勞了，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救援效果。科技和專業的力量是遠遠大過人的熱情和意志的。”李海鵬停頓了一下，“但是當時就是依靠人的熱情和意志。”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映秀。映秀的交警大隊大樓是受災最嚴重的單位之一，斷裂的二樓懸在上空，一樓整體地塌陷下去，倒塌的牆體壓在一位老人的身上。歐陽洪亮趕到的時候，看見老人的頭和上半身在外面，下半身卡在廢墟中，旁邊的醫護人員正在給她輸液。老人的女兒嚴蓉是映秀小學的老師，地震發生時，她疏散13個學生逃離教室，自己卻沒能從教學樓逃出來。
“我當時就上去和她說一些鼓勵的話，告訴她很快就會有救援的人來了，老人家說沒事，她會很好的。”歐陽洪亮放慢了語速，“三天之後有人告訴我，老人聽說要用直升飛機運重型機械過來才救得了她，她就絕望了，拿起碎玻璃割手上的脈，自殺了……”
“有時會有好消息傳來，但好消息終究沒有壞消息多，因此好消息顯得尤其珍貴。”孟登科說。一旦有人被救上來，成群結隊的攝像機就會一齊圍過去。孟登科沒有選擇這種採訪方式，他更喜歡站在旁邊觀察，看見重要的部分就會記下來。從災區離開時，他積累了兩萬字的筆記。
“我寫文章比較忌諱主觀，不能故事還沒講完，你自己就感動得稀里嘩啦。”孟登科更喜歡直描式的寫法，“只有我看到的和證明了的東西，我才會去描述。”映秀集體葬禮的那天，孟登科在山坡上坐了一下午，看完了挖坑、埋葬屍體、再填平的全過程。“你會覺得，生命真的很脆弱。”
在災區的極端場景下，一切都可以發生，一切都可能發生，平常的定律已經失效了。志願者將水和麵包送到需要的地方，出租車司機載人不肯收費，人們之間的交流變得自然和順暢。“在這樣一種災難面前，人和人是很親近的，採訪的時候不會像以前那麼難打交道。”歐陽洪亮說。
災區不僅有感人的互助，也有人趁亂偷竊。孟登科來到映秀的時候，銀行已經空了，雜貨鋪裡的東西被逃難的人搶走了，只有啤酒還留在店裡，因為它們既重又不解渴。
在映秀鎮的二百多公里外，北川縣城中只剩下四類人：記者，尋親者，救援人員，最後一類就是偷竊的人。李海鵬看見這些人無所事事地在縣城中轉悠，他們趁沒人注意的時候，就趕緊溜到路邊的店裡摸出一部手機。
一個男人告訴李海鵬：“現在拿點東西不叫搶劫，叫自救。”李海鵬把這個細節放進了北川的報道中。他也能理解這些人的做法：“他就是窮嘛，就是沒錢啊，就這麼簡單。”
李海鵬是南周所有記者中最晚交稿的一個，他用白描式的手法刻畫出北川的真實畫面，展現了救援的無奈和真實的人性百態。
鄧科看完李海鵬的稿子之後非常興奮：“這就是我想要的稿子，這就是《南方週末》應該出現的稿子。”這篇報道最後被命名為《災後北川殘酷一面》，登在南方週末36個版的川震特刊《汶川九歌：大地震現場報告》上。
“地震是天災，這無法改變，但災難中人的因素是可以警惕和改進的。”鄧科要求記者們，以“守望者”的責任，調查思考可避免或者可完善之處，“作為媒體來講，這才是可能避免下一個悲劇發生的應該關注的問題，甚至比呈現真實的一面更有價值。”
5月13日凌晨，剛到成都的趙佳月聽說了新建小學和聚源中學傷亡慘重的消息。那個夜晚，雨點不停地砸向地面，救援的官兵還沒到，父母們只能自己用手把孩子的屍體刨出來。趙佳月趕到聚源中學，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籃球場上擺滿了用塑料紙包裹的學生屍體，被包裹的身軀只露出兩隻小腳，血水混雜著雨水和泥沙，淌得滿地都是。隨著調查的深入，地震中集體倒塌的校舍和教學樓，引起了眾多媒體的關注。在一次採訪中，《鳳凰週刊》記者鄧飛從一個做建築垃圾回收老闆的口中得知了讓他驚訝的事實：教學樓的預製板中幾乎沒有鋼筋，只有細鐵棍，最細的還不及成人的小指粗。
在調查中，鄧飛還聽到這樣的說法：“工程款雖然少，建築商還是能想方設法把蚊子榨出油。”聚源中學的預製板裡只有細鐵絲，而新建小學的廢墟中甚至連一根鐵絲都沒有。鄧飛了解到，承建聚源中學的建築商同時承建了幾百公里外的北川中學，學校千餘名師生在地震中遇難。
六一兒童節那天，都江堰新建小學被悲傷的情緒籠罩。家長們捧著孩子的遺像，他們想給孩子們再過一次兒童節。《南都週刊》記者葉偉民舉著相機站在旁邊的土堆上，看見下面密密麻麻的家長和無數張黑白的遺像。音樂響起，高密度的悲傷像浪一樣襲來，他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
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家長們在悼念死去的孩子。圖片源自網絡
十年：轉型還是堅守
2008年5月25日，《南方人物週刊》記者衛毅在成都的酒店寫稿。他敲出《北川：悲傷之城》的最後一行字，按下“發送”鍵的那一刻，強烈的餘震再一次包圍了他。“我當時心裡就想，任務完成了，哪怕這時候地震來了，這個樓垮了，我也把這個任務完成了。”
那天，天氣晴朗，陽光落在窗外綠油油的銀杏樹上，安寧美好得不太真實。衛毅感到一種劇烈的反差：“你很難想象距離酒店不遠的地方還是一片狼藉。”
“08年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說是新聞報道的盛況。”回憶起十年前的往事，衛毅語氣輕快，廣州雪災、汶川地震、北京奧運，這些報道他都有參與。“整個一年都特別忙碌，奔波在路上，但是我很喜歡那種感受，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十年之後，衛毅升任《南方人物週刊》採訪總監。昔日的同行們大多已經轉行，他屬於還留在新聞業的“少數人”。衛毅感慨道：“當時覺得08年是一個開始，沒想到那是一個頂峰狀態，整個媒體之後有目共睹地衰落了。”
現任《南方週末》常務副總經理的孟登科也有類似的感慨。“報道汶川地震的南週記者，現在還留在南周的……”孟登科眯起眼睛想了想，過了半晌才說，“我他媽好像是唯一的一個了！”
儘管孟登科的回憶並不準確，截止2018年5月，參加過汶川地震報道的麥圈、蘇永通、姚憶江和柴會群四位記者依然在為南方週末服務。但當時的記者確已大部星散：曹筠武在阿里做集團公關部總監，傅劍鋒是東方IC的CEO，李海鵬專職寫小說，負責震災報道前方指揮的編委鄧科創辦了智谷趨勢，主營海外資產配置。孟登科自己也從採編轉做經營。
“你會為他們的離開感到遺憾嗎？”
“我感到什麼遺憾？一點兒都沒有。這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遺憾，不是他們的遺憾。”他提高了聲調：“如果我們的社會仍然對這份職業保有崇高的榮譽，仍然讓從事這份職業的人不僅有美譽度，也能生活得很體面，他們為什麼要離開？”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的張志安教授做了兩次調查記者的全國性普查，對比兩次的調查數據，從2011年到2017年的六年間，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下降達58%，職業認同感顯著下降，職業忠誠度更加充滿不確定性。
張志安教授關於調查記者行業生態的調查報告。
2010年，趙佳月離開《南方日報》，去了阿里巴巴工作。阿里巴巴的待遇比她在報社時好很多，但她還是念念不忘當記者的生活。這一年的8月8日，趙佳月和做記者時的搭檔楊曦結婚，兩年前的汶川地震報道是他們第一次搭檔出差。
“我想我還是應該去做記者，這事我喜歡，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價值。”趙佳月在2011年回到南方報業，加入《南方人物週刊》。《南方人物週刊》廣闊的自由度讓趙佳月十分滿足：“我喜歡報社裡面自由自在，大家一起採訪、寫稿、比稿，像是比武功的那種。”
可是好景不長，2015年，趙佳月再次從報社辭職，和丈夫楊曦一起經營一家民宿。“每篇稿子都是你精心打造出來的東西，竟然不能被大家看到，你會覺得很鬱悶。”
許多南方報業裡參與過汶川地震報道的記者如今都已離職。繼李海鵬和曹筠武后，葉偉民也在2014年離開了《南方週末》。他先去了移動資訊平臺ZAKER當總編輯。葉偉民覺得，自己需要嘗試些新的東西：“做這一行要有理想，但是僅有理想是不夠的。理想很重要，可也不能當飯吃。”
他以為自己能很快適應，實際上，在離開新聞的第一個月裡，他感覺自己還有點“失魂落魄”。每天下班開車回家，他都要在車裡坐上好長時間。葉偉民形容這種感覺“就像失戀”，“因為新聞是你的真愛，突然有一天因為種種原因你說，咱們分手吧。”
葉偉民想起自己被《南方週末》錄用的那一天，他正在幫姐姐清理水管爆裂後的房屋，水面上漂浮著的雜物讓他心情煩躁。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南方週末》的電話：“葉偉民先生，歡迎你加入《南方週末》！”那一刻，這個被水泡過的雜亂的房間，一下子變得充滿光亮起來。葉偉民一時間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興奮。他拿起手中的拖把瘋狂地甩起來，從陽臺跳到廚房，再跳回到陽臺，像是《雨中曲》中翩翩起舞的唐，驕傲又快樂。
葉偉民認為，新聞是一份帶有宗教色彩的工作。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南方週末》就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99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讓學生們心潮澎湃，新聞系的學生把這句話印在文化衫上。物理專業的葉偉民也受到這種氛圍的感召：“那時候新聞系的學生充滿著自豪，洋溢著對社會的責任，洋溢著對人民的啟蒙。”
在當時的大學生眼裡，南方報業充滿了理想主義光環，連續幾年都排在“大學生最想就業企業”排行榜的榜首。九十年代中期，《南方週末》記者的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數十倍，廣告主排在門前等候挑選。
十年前尚屬調查記者的“黃金時代”，衛毅今天仍然會感到懷念：每一篇報道出來都會為大家傳頌，收入高，職業榮譽感也高。
“那個時候誰不願意做記者啊？”
為了忘卻的紀念
李微敖現在仍然很享受做記者的生活：“我個人確實越來越喜歡做記者了，可以從中得到快樂。”由於在汶川地震報道中表現出色，十年前，他沒有面試就直接進入了《財經》工作。“汶川地震給我的影響和改變真的很多。”李微敖說。地震發生前，他還在猶豫要不要當記者，結果地震後做記者持續至今。
李微敖每年都要回訪災區，十年間從未間斷。他注意到災後重建中的腐敗情況——一些官員把災後重建的款項塞進了自己的腰包。經過多方調查，李微敖寫下《川震肅貪錄》，揭露重建工作中的腐敗問題。
《大河報》特稿記者朱長振在震區採訪。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十年後再回憶這場地震，我們應該給後人留下點什麼。”《大河報》記者朱長振對自己汶川地震中的報道並不滿意，因為“都是很常規的稿子，記錄不了歷史”。他在都江堰採訪時想到選擇十戶失獨家庭年年回訪。“一個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這十戶家庭都是孩子死了，夫妻倆還活著，房子財產什麼都沒了。”
朱長振最牽掛的是李學、賈益琴一家。女兒李佩在地震中去世之後，兩人一直沒有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賈益琴和李佩都愛美，地震發生前的那個週末，賈益琴買了一雙白色運動鞋，和李佩商量好輪換著穿。李佩穿上白鞋去了學校，卻再也沒有把這雙鞋穿回來。
地震發生後的前五年，賈益琴基本上都是在女兒的墳前度過的，她每天坐在那裡和女兒說話，性情逐漸變得十分古怪。李學看出了妻子的變化，但他迴避和妻子的溝通，兩人的婚姻眼看著就要走到盡頭。
朱長振找到北大心理系的徐凱文教授，請他幫忙分析這些失獨家庭應該如何走出陰影。2016年，朱長振將徐凱文教授帶到賈益琴家中，給他們做心理疏導。即將破裂的婚姻逐漸恢復，賈益琴變得開朗起來，李學對她呵護有加。朱長振再去的時候，一家人興奮地告訴他，他們準備去做試管嬰兒。他感到十分欣慰：“這也是我作為一個記者，關注這些家庭的意義所在。”
汶川地震十週年回訪是衛毅一直以來的心願。2018年，衛毅又一次來到北川，尋找曾經採訪過的人們，聽他們講述十年來的變化。這次，他的報道聚焦於“心理”：“地震對人心理的摧毀是緩慢的，持久的，幾乎永遠存在的，完全逃脫出來是不可能的。”
災區的人們不大願意再談論地震，那些名字中帶“震”字的孩子，絕大部分都改名了。更多時候，衛毅選擇做一個陪伴者和傾聽者，自然地去聽對方的講述。
2018年，衛毅回訪北川。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除了回訪，對汶川地震的紀念還以其他方式進行，前《南風窗》副主編張良決定用寫書的形式記錄這場地震。相比動態的新聞和孤立的故事，他更關心社會關係摧毀之後的重塑，更想做出全景式的記錄。
想要完成這樣一部著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正式採訪之前，張良閱讀了至少幾百萬字的資料。那時他已經離開媒體圈兩年，轉行從事公關行業。起初，他利用週末的時間飛往映秀採訪，後來乾脆辭職，一門心思撲在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上。
張良用自己的積蓄承擔起了寫作這本書的所有費用，由於資金問題，原計劃五年的採訪不得不在三年時結束。三年裡，張良採訪了170餘位親歷者，整理出80多位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家中的牆上貼滿了各種線索和圖片，他要對採訪進行交叉驗證，保證記錄的準確性。他把這件事比作警察破案：“因為需要完整的證據鏈。”
在地震發生五週年後，張良的《汶川地震168小時》終於出版。168小時恰好是七天，在民間傳統的“頭七”裡，死者的魂魄會在這一天返鄉。168小時，是對汶川地震最深切的哀悼和最長久的紀念。
題目下方的一行小字，印在黃色的封皮上格外顯眼：“不要忘卻啊，不要忘卻！”
張穎鈺，武漢大學大一學生，以理性消解偏見，用邏輯重現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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