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財經APP記者 柳軍
最近，各地密集出臺的鼓勵生育政策，提高了對中國可能放開計劃生育政策的期待。
以咸寧為例，作為湖北地級市中率先發文鼓勵生育二孩的城市，該市於本月初出臺政策鼓勵生育二孩，對生育困難家庭給以最高3萬元的再生育補助金，對就讀幼兒園的兒童減免一定保教費。為了鼓勵生育，咸寧還提出保障性住房將優先分配給二孩家庭。
在此之前，陝西於6月便提出，將完善配套生育政策措施，提高婦女生育意願，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出臺鼓勵生育措施。同月，遼寧亦提出，將完善生育教育、家庭稅收、社會保障、住房等政策，對生育兩個孩子以內的不實行審批。
這意味著，在嚴格執行將近四十年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有望迎來急轉彎。
“各個省份已經開始行動了，從全國層面來看，估計今年年底之前會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實現完全的家庭自主生育。”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告訴時代財經，目前中國的人口形勢非常嚴峻，密集出臺政策鼓勵生育將是未來趨勢。
低出生率陷阱
目前，國際上用總和生育率來反應一個國家的人口發展趨勢。簡單來講，總和生育率是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該數據要達到2.1才能保持人口的正常更替，如果降到1.5以下，低生育率會自我強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或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因而形成“低生育率陷阱”。
若參照以上理論，我國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16》數據顯示，中國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5，這個數據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
“如果1.05的生育率屬實，那中國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知名經濟學家馬光遠表示。
低出生率促使實行多年的人口政策加速調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啟動“單獨二孩”政策，在政策鼓勵下，當年出生人口數量比2013年增加47萬人，但到了2015年，出生人口數量卻比2014年減少32萬，出生率回落到政策出臺以前的水平。緊接著在2016年，中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不過，2017年出生人口較2016年減少63萬人。這表明“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並未有效提升生育率。
另外，在2017年的新生人口中，一孩出生人數724萬，同比減少249萬，而二孩的出生人數則為883萬，比2016年增加162萬，成為新生人口數量的主力軍。
“如果沒有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中國現在每年的新生人口數量少於死亡人口數量，人口總量已經到達峰值了。”蘇劍告訴時代財經。
一孩減少與育齡婦女大幅減少有關。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十三五”期間，育齡婦女（15-49歲）平均每年比上一年減少520萬人， 這種趨勢將持續到“十四五”期間，屆時育齡婦女平均每年比上一年減少近500萬人。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出生人口數量還將繼續下降。
全面放開生育或已不遠
在嚴峻的人口形勢下，國家層面已有跡象顯示，全面放開生育或許已不遠。
例如，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表示，二孩政策實施以後，相當一部分家庭想生不敢生，就是擔心孩子生出來以後沒有人照顧，托幼問題如果得到妥善解決，二孩的出生率會提高8個百分點左右。他還透露，目前國家衛生計生委、財政部、教育部、民政部等相關部門正在加緊進行調查研究，年內將推出國家嬰幼兒（主要指0到3歲）發展的規劃，解決好嬰幼兒的照顧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進展順利，在今年下半年僅有的4個多月時間內，國家層面有望出臺鼓勵生育的嬰幼兒發展規劃。
另一個重要信號是，在目前修訂的個稅修正案草案中，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的專項扣除，儘管草案尚未有該方面的具體內容，但可以確定的是，對生育家庭做相應稅收減免將是未來政策趨勢。
而在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呼籲以生育政策的落地和社會保障的健全來切實促進生育。
除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信號，8月13日，在國務院印發的《醫療衛生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中，提出3個計劃生育扶助保障項目，包括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計劃生育家庭特別扶助、計劃生育“少生快富”補助，明確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人口專家何亞福認為，這是處理計劃生育的歷史遺留問題。“過去的計生政策承諾對上述人群給予計生補助或獎勵，而現在離全面放開生育已經不遠，制定計劃生育補助國家標準，有助於安撫上述人群。”
政策能逆轉出生率嗎？
那麼，隨著政策進一步鬆綁，各地通過延長產護假、發放補貼、增加托幼供給、保障女性勞動權益等手段，能逆轉人口出生率嗎？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張曄、劉志彪聯合撰文指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一旦國民生育意願下降的趨勢形成，尤其是生育水平跌到1.5以下，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就很難逆轉；而生育率跌到1.3以下而實現逆轉的國家，幾乎沒有先例。
中國在全面放開二胎的情況下，生育率也只有1.2左右，因此人口問題已非常危急。
上述文章指出，在鼓勵生育的過程中，國家擁有充足的財力用於長期持續的、高強度的生育投入十分關鍵。張曄與劉志彪認為，只有在人們的低生育意願與行為還未固化的時候進行政策調整，才有可能成功。
從國外經驗來看，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推出兒童補貼政策，2004年進一步擴大補貼範圍、延長補貼年限，並鼓勵社區開展臨時托幼服務等。為了保障女性權益，日本更是制定了“育兒休業制度”，規定產婦可享受一年育兒假，企業不得解僱，而政府向執行休業制度的中小企業支付獎金。不過，近三十年來，日本鼓勵生育的政策並沒有起到明顯效果。
不過，生育率也並非不可逆轉。瑞典於1995年出臺《兒童照顧法》，規定地方政府在兒童照顧上負有法定責任，政策要求地方政府要向5歲以下兒童提供每週至少15小時的照顧。此外，瑞典普遍建立公共托幼機構，並將學前教育納入早期教育體系。2003年，瑞典5歲以下兒童入園率提高到80%，這極大地減輕了家庭照料負擔，因此瑞典的女性就業率仍然高達7成以上。
此外，瑞典還設立了產假、長期育嬰假、父親假等完善的照料假期制度，以應對婦女在工作與兒童照料的衝突。在政策鼓勵下，瑞典的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的1.5上升到2010年的1.98。
蘇劍認為，由於人口生育率是一個長期影響社會經濟的問題，因此“低生育率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如果經濟發展找到好的路徑，‘中等收入陷阱’還可以走出來，但‘低生育率陷阱’很難走出去。而中國只有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才能走出‘老年化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 他認為，中國必須立即實施大幅度、大規模的鼓勵生育的措施，才能保證人口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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