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大學校園裡的束星北塑像

他是李政道、程開甲、吳健雄等著名科學家的老師。 他畢生致力於科學教育事業與科學研究，有深厚的數學物理基礎，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物理人才。他是我國早期從事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研究的物理學家之一，後轉向氣象科學研究，晚年為開創我國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貢獻。他就是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

他的人生之路崎嶇坎坷，甚至一度編造出曾做過愛因斯坦的科研助手這樣的謊言，但尋根究底，其動機卻令人動容。正如本文中所言：我們其實無需苛求完美，古往今來，也沒有哪一個被打造成完人的完美是可信的。

撰文 | 樊洪業

《束星北檔案》（下簡稱《束》）一書問世之前，在一部分浙江大學老校友和物理學史的小學術圈子裡，有一個關於束星北先生的歷史懸案――他究竟是否做過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對這一問題，不管是否定或肯定，有關人等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靜悄悄地表述各自的意見，沒有展開過充分的辯論，沒有張揚，更沒有炒作。在這懸案內外，含著人們對束先生的尊重和對其遭遇的同情，也罩著一層層需待求解的疑惑。

►《束星北檔案》

懸案之緣起

筆者知有束星北先生，始於1979年他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那篇回憶錄《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裡》（下簡稱《愛》）。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報》刊登的束星北的文章

出於好奇和癖好，我保存下了這份剪報資料。據束氏本人憶述，他於1928年5月在德國柏林大學拜訪了愛因斯坦，經過一番談話之後，愛因斯坦決定設法聘請束星北做他的研究用手，每月給他120馬克的薪水，時間是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愛》文中述及他與愛氏討論學術問題，協助其工作，到其家中做客。

《愛》文發表之後，曾被一些報刊轉載，也陸續被一些文章引用，當然，吸人眼球的亮點都在束星北與愛因斯坦的關係上。至於束星北本人的身世，一般讀者長期不甚了了。

束星北是1983年去世的，江蘇省邗江縣政協為緬懷鄉賢，計劃在1993年用《邗江文史資料》出一冊紀念束星北的專輯。為此，他們向束氏生前友好、門生故舊廣泛徵集文章。這個集子中，有多篇文章都把束星北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憶述當作既成事實而予以引述，唯獨許良英於此時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最初使許良英起疑的，是束星北的履歷表。他查核了由束氏本人分別填寫於1954、1964、1965、1983年的四份履歷表，發現其中有關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經歷，全都沒有涉及柏林大學，這與束星北的回憶嚴重不符。又經過進一步仔細考證，他發現了束氏回憶文章中表述內容的許多破綻。我們摘其要點對照排列如下。

▲關於束在愛氏身邊工作的時間

束回憶：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他在愛氏身邊工作了一年。

許考證：束於1928年10月已到愛丁堡大學攻讀。

▲關於在愛氏身邊工作的助手

束回憶：只有束一人。

許考證：1928－1929年間，愛氏身邊有4位研究助手，都是很有造詣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沒有束星北。

▲關於束幫助愛氏做的工作

束回憶：束幫愛氏查過資料，進行過計算，幫他改過學生的卷子。

許考證：愛氏在柏林大學兼教授只是名譽職，未在校中正式開設課程，不存在只對本科生才會有的批改作業問題。當時束連大學本科物理系的課程還沒有讀完，不可能在“計算”上對正在探索“統一場論”的愛氏提供所需要的幫助。

▲關於束星北大學畢業的時間

束回憶：1928年畢業於美國幹薩斯大學。

許考證：1930年1月畢業於愛丁堡大學。

許良英當年是束星北的及門弟子，1942年畢業於浙大。他十分敬佩和尊重束老師，在解放初期政治審查中曾經保護過束老師。是他，最早撰寫了較為全面介紹束星北生平業績的文章（“束星北先生傳略”，載於《浙江大學在遵義》），在客觀描實的筆觸中傾注了對束師的一片真情。對於束星北迴憶愛因斯坦的文章，他起初也還是相信的，在那篇傳略中，也提到了束氏“在柏林時，曾慕名拜訪愛因斯坦”。

然而，許良英又是一位極有原則的人。其研究領域在科學史，且以研究愛因斯坦為主攻。他敬重束老師，但當束老師與愛因斯坦相偕闖入科學史研究尤其是闖入愛因斯坦研究的視野時，尊師之情並不能遮蔽他作為科學史家來審視這份新史料的眼光。此時許良英的選擇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得出了“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的結論。（許良英1992年12月信件，《邗江文史資料》第六輯《物理學家束星北》。）

悄然的爭議與當然的結論

邗江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紀念束星北逝世10週年專輯，準備把束氏回憶文章收進去。許良英為此給編者寫了一封長信，論列《愛》文之不實，信中最後說：“鑑於這篇文章根本不可信，建議你們編的紀念文集不要收進。如果一定要收，請把我這封信也附上，以供後人研究參考。”

束星北的家屬和同是束星北學生的另外一些科學家，不能接受許良英的看法。他們認為，像束星北這樣崇尚真理的人，絕不會在與愛因斯坦交往這樣的重大問題上說假話。李壽枬先生也寫了一封信，很明顯是在反駁許良英，論證束星北作為愛因斯坦助手之不可否定。在專家們各執一詞的情況下，專輯的編者們最後決定在收錄《愛》文的同時，也同時摘錄了許良英和李壽枬的信。今日捧卷在手，我真的很佩服編者的開明與聰明，他們的確不是簡簡單單地在給鄉賢樹碑立傳，而是認認真真地在編“文史資料”。

可能是因為對束師敬之太深，許良英追問《愛》文失實之咎時，做出了一個想當然的判斷。他在信中說“我認為1979年《光明日報》那篇文章是記者憑一點零星消息，加以捕風捉影臆造出來的。”

為核實此事，李壽枬找到當初訪問束星北的《光明日報》記者宮蘇藝，證明的確不是出自記者臆造，而是完全根據束星北口述整理，且文章在發表之前是經束本人審閱修改定稿的。許良英冤枉了記者宮蘇藝，李壽枬在這一點上駁倒了許良英，但從根本上說，李壽枬又沒有駁倒許良英，因為他只證實了《愛》文確為束星北的憶述，證實了束星北在《愛》文發表之前已經對家人和周圍其他人講過他與愛因斯坦有交往的話，但他們無法像許良英“證偽”那樣，對束星北迴憶內容的主要細節予以“證實”。

1997年10月，許良英收到了胡大年從美國寄來的一份重要資料。胡大年原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碩士畢業生，專業方向是研究物理學史，與許良英有師生之誼。胡後來到美國攻博，研究論文還是繞著愛因斯坦轉。他在愛因斯坦檔案館檢索文獻時，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

►1943年12月17日束星北在貴州湄潭給愛因斯坦的信

現按中文信函格式譯錄於下。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教授：

我為無緣與您相識而感到遺憾（原文為“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不過，我從少年時代到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都一直受到您在自然哲學領域巨大成就的激勵。我們殷切期望您能做一次能為我們國家和人民帶來榮光的訪華之旅，乃至能在敝國安度餘生。我們很感謝您的偉大發現，您的到來無疑會受到我國政府和人民的歡迎，會得到全體中國人的崇敬。與西方國家的觀念有所不同，中國人只崇敬那些擁有偉大思想的人。例如，對孔子，我們不只是在口頭上表達虔誠，而且幾乎在中國的每個城鎮都建有文廟。雖然我們不能為您提供像美國那樣的現代舒適生活，但我確信您會喜歡中國人的。如果您有意來華，我們將與政府安排相關事宜，以解決您來華過程中及在中國期間的所有不便。

浙江大學物理學教授　束星北　敬上

1943年12月17日於中國湄潭

另附上鄙人最近論文之摘要，希望能如同您的一個學生那樣得到指教。

有關此信的內容可以作多方面考察，與我們討論的主題緊密相關者，是信文的第一句話“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這已經給出了極其明確的表示：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過去無緣相識。這個“過去”的chance，當然也包括1928年和1929年。

不必再多說什麼，結論是當然的：在1943年寫信給愛因斯坦的束星北，並不承認他曾有一段“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那“日子”裡的故事是虛構出來的。

下一個追問：為什麼？

回答了“束星北曾否做過愛因斯坦助手”的是與否之後，還有必要做下一個追問：束星北為什麼要這樣做？當然，已不可能由故去的主人公親自向我們道破真相，後人能做的只有推測和討論。

我們再回頭看一看束星北1943年寫給愛因斯坦的那封信。他在信中提出邀請愛氏訪華，建議愛氏在華安度餘生，甚至間接代言政府安排愛氏來華事宜。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且不說愛因斯坦願不願來和能不能來，即便從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來說，當時沒有必要、也沒有條件邀請這位國際大師來華。再從束星北來說，他只是一位大學教授，既非學校領導，亦非某個學術團體的負責人，更非政府官員，如果他代表哪個“我們”發出邀請，不管是代表浙江大學、中國物理學會或是政府，都是一種不懂規矩的越權行為。實是超出常人行為邏輯的一個大動作！

1957年以後，束星北跌進了政治深淵。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列“五類分子”為敵人，束星北以“極右派”和“歷史反革命”的身價佔其二，屬雙料。這個身份，殃及全家，六個子女全都在升學、就業、婚姻之類人生大問題上受到嚴重影響。束星北不認為自己負罪於國家和人民，但他擺脫不掉對家庭、對子女的負罪感，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來愈沉重。為了改變子女的命運，他終於低下了高傲的頭顱。當他決定轉變後，幻想要憑自己的天才做出一點兒驚天動地的事業，用以引起上層的注意，立功贖罪，爭取儘快“摘帽”。為此他必須出手超出常人行為邏輯的大動作，其中重要的一著，就是以戴罪之身“請纓”研製原子彈，《束》書中對此有很詳盡的描述，於此僅述其要。

1963年夏，復旦大學（《束》書中誤作同濟大學）教授兼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盧鶴紱到青島療養時，拜訪了束星北，他們原是浙大時期的老朋友。通過外電消息和與盧鶴紱的交談，束星北推測到中國最高層領導在籌劃研製原子彈。1964年8月9日，他寫信給黨組織，建議為應付核戰爭而研製核武器，並主動舉薦人員，“過去有過很好感情的三個人，其中一個是做核物理實驗研究的，另外兩個是做核物理理論研究的。……如果黨同意的話，我想我可以協助黨動員他們回國。”（《束》書275頁）據該書後文可知，這三個人之中就應該包括李政道和吳健雄。

依束星北的處境，即便他再聰明，也難以準確估算中國研製原子彈進程的時間表。就在束星北呈交這封信之後兩個多月的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當青島市民走上街頭與全國人民一道歡慶這一偉大成就時，束星北表現出來的，卻是在發出“絕望的嗥叫”之後的哽咽（《束》書284頁）。他就這樣的反常：常人們在嚴格保密的日子裡對國家研製原子彈一事毫無所知，而束星北卻超乎常人要以研製原子彈的實際行動為國家做貢獻；常人們得知中國有了原子彈而載歌載舞，有多少人喜極而泣，而他首先想到的卻是自己失掉了一次絕好立功的機會，因此悲極而泣。

束星北於1971年染指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竺日記10月11日，10月15日），又於1972年再度表示要動員李政道、吳健雄等歸國（《束》書341頁）。此等表現，都可視為他為主動迎合當時政治需要而設計的“超常大動作”。

1974年，束星北摘帽。他本人及家庭成員的處境有了很大改觀。那時的人們，一般不會預料到有後來那麼多的平反（摘帽，是你有罪但改造得好，他搞你並沒錯；平反，是你冤枉了，他搞錯了，他認錯），束星北恐怕也不會在政治上有這種奢望。然而，這位才高八斗的奇才，不可能沒有業務上的理想。文革過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光芒普照神州大地，科學家的社會聲望扶搖直上，束星北的1978年是什麼狀態？劉海軍在書中是這樣概述的：

束星北“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他很想到高水平的大學或研究機構去施展身手。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下屬機構都曾有意要他，但最後都無下文。他只好到剛剛由情報文獻機構轉為研究機構的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就職。

他很想要培養出高水平的人才，但他眼前面對的卻是學術底子薄，人才基礎差的新研究所的人員培訓。為此開辦了“動力海洋學進修班”，束星北重執教鞭，幫助所中人員補基礎。他盡力了，但不能盡興。《束》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他的一些學生……曾認為束星北生命的最後階段選擇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以他的水平和經驗以及國外關係，應該到高水平的大學去任教或做學問。這樣才會帶出一批高水平的學生。而‘一所’的‘學生’，基本來自各科室的業務骨幹，加‘運動’經歷，大都先天不足，束星北難以施展其身［手］。顯然束星北也感覺到了這個問題。周志成在一篇文章中回顧道，束星北曾託他轉告許良英幫他物色高水平的學生。周志成問什麼樣的學生條件，束星北說：‘要找像李政道那樣的’”（《束》書365頁）

“動力海洋學進修班”，開辦於1978年11月1日，結束於1979年4月18日。這段時間恰與國內學術界籌備並舉行愛因斯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的時間相平行。《光明日報》在組織紀念文章的過程中，聽說青島的束星北先生曾與愛因斯坦相識，就派記者去採訪，由此形成了那篇《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的文章。愛氏誕辰是3月17日，文章發表在3月9日。

束星北執教的理想，是以當年浙大為參照系，要培養出李政道那樣的高水平學生。他在進修班上也曾經拿李政道做例子敲打學員們。李政道，不僅是他的驕傲，也是把他從苦海中撈出來的救星。在自己為摘帽而奮鬥的歷程中，他設計了若干意欲感動“上帝”的大動作，都未見靈，反倒是李政道回來走一趟，就把束星北頭上的兩頂帽子彈落了。諾貝爾的法力竟有如此之大！

愛因斯坦是科學聖殿內的王中王，束星北是不是想通過愛因斯坦的法力再進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有助於實現自己出成果、出人才的目標，以此慰藉自己的餘生呢？在科研上有所成就，這可是他此時的最大追求。

凡是通讀過《束星北檔案》全書的讀者，大致都可以看出束氏恃才傲物的做人心態和我行我素的做事風格。恃才傲物，心中追求的目標總要高於常人，但往往不切實際。我行我素，凡事“以我為中心”，往往不遵守常人的行為規範，超常規，逾常矩，且不計後果。在浙江大學物理系與其共事多年的何增祿先生稱他是一個“極端自由主義者”（1955年11月27日竺可楨日記），這個評語雖然有特定時代的政治烙印，但細究其人之表現，也還算是中肯的。

據1940年2月2日竺可楨日記，在浙大從廣西宜山遷往貴州遵義之後，束星北往見竺可楨校長，稱“此次遷移共費千金，借債六七百元，故求學校設法補助”，竺在說明學校經費困難情況之後，拒絕了束星北的這一要求。束星北當即責怪竺可楨“無政治手腕”，無非是說竺可楨不會隨機應變用些手段籠絡人。由此可見束星北的直人快語、口無遮欄，亦可窺見其話中隱含著的行為邏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可以不考慮手段的正當與否。

在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前後，舉國上下掀起了持續時間較長的一股“科學熱”。科學家成為各種傳媒宣傳中的主角，以科學家為主人公的“報告文學”火爆一時，也的的確確湧現出了一大批好作品。不過，當時存在一個很大問題，就是“真實性”的問題。這些報告文學大多是出自作家或記者的手筆，取材又大多是靠科學家本人或其周邊人的憶述，再就是作者在此基礎上的推理和渲染。曾記否，有些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甚至公然鼓吹報告文學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可以安裝“假肢”和“義齒”。

當然，問題也不只在記者作家方面，有些科學家也在虛構或誇大自己的“光榮歷史”。這種假話橫行的惡劣風氣，上行下效，源自於長期以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在十年文革中達到了頂點，其後餘緒綿延難消，乃至於今日。當年“科學熱”中的失實宣傳只是它的一個側影，束星北的文章是這個側影中的一個點。

史學工作者的責任

本文所論，屬於科學史學術研究中應該要解決的一個懸案。事起於1979年3月，距今已二十六年有半，似可了結了。

身在當時社會潮流之中的束星北，如果因為某種誘惑而虛構了一個只是與小人物有關的小故事，它也就可能像大量的應景文章那樣，轉眼間如泡沫消失殆盡，或是成為歷史垃圾而無人過問。束星北與眾不同，他的回憶作為一份稀缺的科學史料走進了科學史家的視野，只是在學術研究中消化這份史料，需要一個過程。

束星北是中國科學家中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早期研究者和出色的傳播者。1943年寫給愛因斯坦的這封信可以表明他對愛因斯坦的尊敬和嚮往。他對人說過與有愛氏有交往，《光明日報》記者“在1978年底、79年初在北京籌備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紀念活動期間聽到這個信息，才專程去青島採訪的。”（《邗江文史資料》第6輯146頁）這篇以回憶錄形式出現的《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裡》，大致可以視為口述史的作品。

口述史要求主人公憶述自己的親歷、親見和親聞，但限於各種原因，如記憶是否準確，認識是否偏頗，目的是否端正，為人是否誠實，內容是否關涉政治禁忌、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等等，都會影響其口述的真實性。當口述史大有以“顯學”的姿態大步走來的時候，史學工作者務必要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求真”，要給後人留下信史。

社會是複雜的，人生是複雜的。束星北是人，就有人的真善美和假惡醜。與常人相比，束星北是奇人奇才，他的真善美和假惡醜還要比常人更奇些。他恃才傲物，前半生還算春風得意，後半生與專政的鐵拳校勁，結果被砸得個悽悽慘慘，苦不堪言。他崇尚科學，早年曾徜徉在世界物理學革命前沿探討相對論，晚年在特殊的境遇下卻曾研究“道在溺中”的便池積垢問題。他曾揮金助人，也曾屢因過於看重孔方兄而放棄或失掉科研的機遇。他曾為阻止王淦昌家庭的破裂而仗義奔走，他自己卻也曾有婚外情牽。他曾替蘇步青抱打不平而表現出為朋友兩肋插刀，卻也曾為檢舉告密出逃計劃而往朋友的兩肋上插刀……

►束星北晚年手跡

如果能以開放、寬容的態度看待歷史上的名人和偉人，我們其實無需苛求完美，古往今來，也沒有哪一個被打造成完人的完美是可信的。在洗掉了政治冤情，又洗掉了油彩鉛華之後，再仔細打量一生中充滿了“奇遇”的奇才束星北，我們還會識得那位一生教書育人，桃李春風，成績斐然的一代名師；還會識得那位憂國憂民，剛直耿介，嫉惡如仇，不畏權勢卻飽受屈辱，喪盡尊嚴的一介書生。在可親可敬可悲可嘆之餘，更還積有幾分可愛――那士林之中難得一見的彪漢俠影，那荒野之上任性馳騁的無韁烈馬。

原載《南方週末》2005年12月8日，此為原稿，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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