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
要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文藝青年
就看他喜不喜歡周雲蓬
2009年10月，韓寒對話周雲蓬。
韓寒：你感受到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老周：全是人的後背和後腦勺。
韓寒：我很喜歡你的《中國孩子》和《不會說話的愛情》，經常向朋友推薦這首《不會說話的愛情》，無奈，因為前奏有點長，經常到了目的地第一句還沒有唱出來，對於前奏你怎麼看？
老周：前奏嘛那是必要的前戲，你們大概開的是賽車，速度太快了。
左一週雲蓬，左二羅永浩，右一賈樟柯。
老周的文學天分和幽默才華，可見一斑。
此前，韓寒辦《獨唱團》，開篇徵用的就是周雲蓬的《綠皮火車》，冒著得罪羅胖的風險。原來，羅永浩也寫了個開篇，但在一番編輯們的投票下，卻不敵《綠皮火車》。羅胖“狂怒”，但也真心承認，老周的《綠皮火車》確實很好，他也很喜歡。再後來，兩人一起喝酒論詩。老周調侃，如果按摩的時候，遇到老羅這種，一天來倆，就得累趴下。
韓寒與周雲蓬
是的，按摩，大多數盲人的唯一出路。而周雲蓬，恰恰是上帝奪走視覺的那個。
在他幼年時，因患眼病隨母親四處求醫。到九歲時，徹底失明。留在視覺中的最後印象是動物園裡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
他幼時最尷尬的事，是尋常的如廁。姐姐帶他去衛生間，姐姐站在門口，隔幾分鐘問他好了沒，他說沒有，再隔幾分鐘問好了沒，他漲紅了臉，依然說沒有。生理上的不獨立不自由，讓他對依靠別人天生的敏感。往往就是這樣的小事，不時給他重重一擊，讓他也曾絕望。那種幽暗地帶，是深邃的大海，常人無法理解。他也曾想過死，但想到家中老母，便不能如此自私。
周雲蓬看淡說，失明是一種存在，我無法超越它，它也無法摧殘我。
他的排解方式是讀書。從小他的夢想就是文學家，直追托爾斯泰那種。六年級文化水平的母親，只好四處拜託鄰居好友給孩子讀書，直到鄰居們都累了怕了。周雲蓬大學的暑假，留在學校旁邊打工——按摩。
“一條腿一塊五，一隻胳膊一塊八，按個背兩塊二。”年過四十的老週迴憶起二十多歲的按摩行情，還如此具體。賺了錢就請勤工儉學的同學，給他念書。卡夫卡、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博爾赫斯，都是他的偶像。
他不想靠按摩生存，他想要的是生活，精彩地活著。
23歲從大學畢業，他做過北漂。但他說，北京是口大燉鍋，水和火層層熬煮，能在那裡活下來的，都是千年老妖。於是，他離開了，穿過克拉瑪依，聽過雅魯藏布江，在紹興喝黃酒，去大理選落地窗。他像吉卜賽人一路吟唱，把屬於盲者，也屬於中國人的民謠，唱出赤子之心。
歷經失戀的痛苦，2003年，他寫出《不會說話的愛情》，2008年，這首歌成為音樂圈炙手可熱的曲目，老周也被評為“青年領袖”，並在2011年獲得人民文學獎詩歌獎。但在此之前，真正讓他走上民謠道路的，卻是一種傳統士人的方式——文以載道。
他用批判的態度製作出《中國孩子》這張專輯，話題涉及黃金週、買房子和中國孩子，被左小祖咒評為值得一聽再聽的音樂。其中《中國孩子》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老周寫起這首歌詞，簡直一氣呵成。故事都是真實發生的，在胸中經年積累，寫下來不過是一次噴發。
1995年，克拉瑪依火災，領導都出來了，只有一點小傷，幾百個參加聯歡會的孩子燒得面目全非，連親孃都不認識。2005年，黑龍江沙蘭鎮水災，百餘名兒童喪生。2003年，吸毒媽媽入獄，請求回家給孩子餵食，警察不信。三天後，孩子活活餓死在家，門上一條條斑斑血痕是最後的掙扎。
專輯《中國孩子》
老周在收音機上聽到這些新聞，每次都心口堵得慌。“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層層鋪敘，到“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猛地遞進，聲音刺破長空，振聾發聵。老周就此叩響民謠的大門，他說，在無路可走無話可說的時候，祈禱音樂降臨，音樂剛好填補語言和思維盡頭上的空白。
音樂界有人唱好，也有人唱衰。後者認為，這不過是紙上談兵，用憤青和偏激的方式博人眼球。
老周不解，是什麼讓人把真實和誠實當做憤青和激憤？為了堵住他們的悠悠之口，老周聯合幾位民謠歌手，推出《紅色推土機》和《金色推土機》兩個公益項目，將歌者們錄製的這兩張專輯銷售得來的錢，用於盲童的教育上，給他們買讀書機、樂器，幫他們交學費。
後來，時不時有人說，最近又出了個啥事，老周你寫一首歌去罵一罵。但老周和鮑勃·迪倫一樣，並不想被貼上標籤。2011年，他一改批判態度，轉向古典田園風。一張《牛羊下山》帶我們重返自然和古詩詞意境。還有哲學意味濃郁的《隨心所欲》，詩詞意境豐厚的《暗香》，《九月》讓聽者落淚，聞者感傷。
他唱詩與遠方，也真的住到了詩意的遠方——大理。在蒼山腳下的一個山坡上，他過起了田園牧歌式的生活。
同住大理的張佺，說他是大理鎮時髦三傑之一。這種調侃的方式，和老周如出一轍。當年在紹興，老周發博說和小河一行人喝酒，喝到三葷五素，得知酒菜錢要900塊，腦子咯噔一下就醒了，心疼得厲害。次日得知是小河買單，心立馬不疼了。
有趣的人在一起，生活都美了，心境也豁達。對自己的失明這件事，他很看得開，對賣唱這件事，也毫不避諱。他說，這裡頭有一種命。
“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馬、高漸離這些盲藝人都喜歡到處走，在街頭唱歌。可能因為失明以後會脫離社會的流水線，成為很閒很沒用的人。沒用也就不會受到流水線的帶動、衝擊，就到處轉一轉，用唱歌記錄時代，一輩子就過去了。”
但願他一直唱下去，一直記錄下去。而若干年後，城市真正如他所願，不再只有高樓大廈和紅男綠女，也有殘障人在街上行走，聾啞人進飯店吃飯，盲人拄著盲杖在街邊走路，大家在陽光下，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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