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夏帝
從禹至桀，共經歷十七個君主，十四代人，共四百七十一年。
第一代：禹（一）。第二代，啟（二）。第三代，帝太康（三）、帝中康（四）。第四代，帝相（五）。第五代，帝少康（六）。第六代，帝予（七）。第七代，帝槐（八）。第八代，帝芒（九）。第九代，帝洩（十）。第十代，帝不降（十一）、帝扃（十二）。第十一代，帝廑（十三）、帝孔甲（十四）。第十二代，帝皋（十五）。第十三代，帝發（十六）。第十四代，桀（十七）。括號內為夏帝王的先後順序。
四百七十一年這個數字主要是源於《汲冢紀年》，是否準確，有待商榷。根據史記記載，除了知道禹在位十年外，其他的均無從得知。除開禹，其他十六人平均在位時間二十九年，十三代人，每代間隔約為三十六年。對比其他朝代，西漢十二帝，在位二百一十四年，平均十八年；東漢十二帝，在位一百九十五，平均十六年；西晉四帝，在位六十一年，平均十五年；東晉十一帝，在位一百零三年，平均九年；隋二帝，在位三十八年，平均十九年；唐十四帝，在位二百八十九，平均二十年；宋十八帝，在位三百一十九年，平均一十六年；元十一帝，在位九十八年，平均九年；明帝十六，在位兩百七十六年，平均十七年；清十二帝，在位兩百九十六年，平均二十四年。從有正規史書記載的數據來看，平均二十四年為最長，超過二十年的也就只有兩個朝代，而夏朝平均二十九年，顯然偏高。以清朝作為對比來看，夏朝平均二十九年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遠古時代，人的壽命普遍偏低，遠不如清朝，因此雖有可能性，其可能性也是極低的。
關於四百七十一年這個數字是否準確，無法去考證，只能通過比較和邏輯去推理其可能性的大小。歷史事件其實存在很多這樣的現象，很多史書在寫作過程中，雖然會參考很多的文獻，但經常會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文獻之間的記載有差別，有的可能是因為在流傳過程中抄寫時出現了筆誤，有的可能是有意為之。關於遠古時代的記載，基本上沒有辦法去證實了，主要原因是缺乏那個時代的文獻作為支撐。雖然自周朝開始，很多文獻流傳至今，但夏與周之間相隔年代久遠，其真實性讓人存在疑問。其實，我們所探求的並不是事件的真實性，因為很多事件憑常識即可斷定其為杜撰，我們所希望弄明白的其實是作者記載這件事的出發點是什麼，因為作者作為史學家，其對史料的判斷遠勝於常人，在明知道有可能杜撰的情況下，依然將其記載入自己的著作，必定有其深層次的考慮。讀史的樂趣，個人認為一是單純地從歷史事件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與歷史人物關聯起來，從而產生共鳴，另一種則是通過文字，和作者之間進行交流，體會作者的思想與苦心。無論是哪一種，都能從中獲得樂趣。
4.關於治國的探討
夏的最後一位君主為桀，關於桀之所以亡國，史書概括得很簡潔，說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其實就是不修德政。結合史記關於禹和皋陶對於治國的討論來看，前後形成了呼應。前文已經提到過史記關於治國大討論的記載主要來源於《尚書》，《尚書》是儒家經典，反映的是儒家的思想。史記用這麼大的篇幅來描述一次對話，在整個史記中實屬罕見，更何況基本是照搬《尚書》。司馬遷之所以這麼做，應該是有他深層次的考慮，個人覺得有兩個方面的可能，一是為了塑造人物形象，一個是為了借古諷今。
塑造人物形象比較好理解，文學作品對人物形象的塑造無外乎有兩種手段，一個是人物言行，一個是經歷的事件。兩者之間有一定的關聯，經歷的事件影響人物的言行，而人物的言行往往又是決定事件走向的關鍵因素。關於夏的記載沒有大量的史料作為依據，決定了關於歷史事件的描述不會多，為了能豐滿人物的形象，對人物言行的描寫就必不可少了。引入《尚書》的幾段話，就其效果而言，達到了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通過這幾段話，我們基本上能感受到舜、禹、皋陶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司馬遷生活在漢武帝時期，那個時期法律是比較嚴苛的，讀一讀史記的酷吏傳，就能覺察出一二。漢武帝時期嚴苛的執法理念顯然是和儒家的治國理念相反的，而司馬遷又對儒家比較推崇，必然是不會滿意當時的生活環境，但是，深受宮刑之後的司馬遷已經不像之前那般直言不諱了，以古諷今就是一個很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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